内容摘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至今已经走过30年。自其创办之日起，就被视为是公共话语平台。央视春晚的公共性是由播出时机、面向人群以及承办单位决定的。但是央视春晚长期陷于公共性困境中，这其中既有来自家国一体的政治力量的渗入，又有来自市场逻辑的商业力量的侵蚀。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范松楠
内容摘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至今已经走过30年。自其创办之日起，就被视为是公共话语平台。央视春晚的公共性是由播出时机、面向人群以及承办单位决定的。但是央视春晚长期陷于公共性困境中，这其中既有来自家国一体的政治力量的渗入，又有来自市场逻辑的商业力量的侵蚀。
关 键 词：央视春晚，公共性，家国一体，市场逻辑
作者简介：范松楠，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1级传播学博士生。
时光荏苒，到2012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回首过去30年，央视春晚可谓毁誉参半。人们一方面承认央视春晚已经成为年夜饭中不可或缺的一道菜，但是也越来越将它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来自坊间的批评不时夹杂着强烈的火药味。央视春晚渐失民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长期处于公共性困境中难以突围。也就是说，本应作为民族文化与共同价值观分享平台的央视春节晚会在公共服务方面常常遭遇“滑铁卢”。如果说为老百姓献上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以增添节日的气氛是央视春晚一直秉承的宗旨的话，那么这个良好的愿望正是其公共性最浅表的体现。但是，高擎春节联欢晚会公共性大旗的旗手却是政治话语和商业力量，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这个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从公共服务空间置换为意识形态的讲台和商业符号的秀场。简言之，央视春晚的公共性困境集中表现为政治话语的过度挤压和商业力量的日益侵蚀。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龙年央视春晚打出“零广告”的口号，四小时的直播过程中没有任何形式的软广告或者硬广告，并且在演播室设计、节目编排、主持人串词等方面安排了种种向早期春晚致敬的举措。“零广告”的行为究竟是央视春晚向公共性回归的有益尝试还是在受众审美疲劳与逆反心理的对抗中抓取的收视率的稻草，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与受众的判别。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探析过去30年央视春晚公共性困境的原因，试图为其向公共服务职能回归提供思考的对照。
一、公共性是央视春晚安身立命之本
之所以说公共性是央视春晚安身立命之本，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央视春晚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与产物；第二，央视春晚本身的节目定位与播出形态决定了公共性是其首要诉求。
将央视春晚置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中来考察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它的公共性有着相对明确且限定的内涵。它并非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性公共领域，与汉娜·阿伦特所说的观点的多样性以及相互联系的公共性理解也不全然等同。相应地，央视春晚的公共性更多地体现为文化意义上共同价值观的仪式性分享。
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是指电子媒介在维系公共利益方面的职能与作为。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赫尔德博士（Virginia Held）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1970年出版）中给出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她将公共利益理论归纳为：多数论（preponderate theory）、共同利益论(common interest theory)和共识论(unitary theory)。多数论认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共同价值论则将范围拓展到全体公民；共识论认为公共利益应当体现为一种公民的共同价值观。赫尔德博士认为共识论揭示了公共利益的本质所在。[1] 具体到央视春晚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节目形态，它所服务的公共利益正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有关春节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更具体地说，是在历史与传统的演进中，沉淀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有关“春节”的共同的文化认知。这种文化认知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而言，始终处于稳定与流变的动态平衡中，但它一直是民族成员共享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在文化意义上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堪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ID，更在民族内部以集体情感和集体记忆的方式实现了彼此的身份认同。最终，藉由此种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共同价值观，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
央视春晚正是通过维系、固化、渲染和传承这种共同价值观来彰显其公共性的。在这一点上，央视春晚与各种庆祝春节的民间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央视春晚采取仪式化传播的方式。作为一年一度、筹备长达半年且耗资巨大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央视春晚具有典型的仪式传播的特点：神圣化，其播出时间是最有文化象征意义的除夕之夜；垄断性：不仅占据黄金播出时段而且各地方电视台都要奉命转播；盛典性：从央视春晚的舞台设计、灯光布置、特效处理到节目编排、演员阵容，甚至主持人的服饰与话语，无一不突显央视春晚在春节文化符号谱系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种仪式性传播的过程中，央视春晚能够履行其传播文化共同价值观的公共服务职能。正如美国最杰出的文化研究的代表詹姆斯·凯瑞所论述的那样，“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信息的拓展，而是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一种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是指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2]
除了从央视春晚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考量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央视春晚本身的节目定位与播出形态来分析其公共性。与其他电视文艺节目相比，央视春晚最为独特之处是在特定的时间（除夕之夜）、面对特殊的人群（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由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这三点决定了央视春晚必须坚守公共性的理念。
首先，央视春晚是借助电视技术为春节这一传统大节增光添彩的献礼，展现中华民族共享的春节文化是春晚的题中之义。春节在中国人的情感和认知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时至今日，春节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已经渗入了越来越浓厚的现代味道，但是对春天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希翼仍然是春节的主要内涵。民间会通过各种象征性或仪式性活动，如放鞭炮、贴春联、包饺子等来寄托对祥瑞、兴旺、团圆的美好愿望。这种文化意义是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纽带，不会因为地域远近而有差别。甚至正是春节文化中对家庭团圆的高度推崇成为“春运”期间人们不远万里、归心似箭的动力。央视春晚作为在除夕之夜播出的电视文艺晚会，必然要反映并凸显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和共同价值观，从而使自己成为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30年来，央视春晚从土里土气走向雍容华贵，但始终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中华民族共享的春节文化的展演空间。当然，其实际效果另当别论。
其次，央视春晚的目标受众是基数庞大，共享“炎黄子孙”这一称号的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既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老百姓，还囊括了港澳台同胞乃至所有海外华人华侨。这在受众日益细分的时代中绝对是一个特例，也更突显了央视春晚的公共性特征。事实上，央视春晚打创办时起就有明确的受众意识，正如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的策划杨涌所说：“我们搞这个春节晚会，就一定要让老百姓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看着春节晚会。年年有饺子吃，年年有春节晚会看。”[3] 春晚承载着来自不同阶层、年龄、地域的受众的殷切希望，如何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审美需求成为春晚公共性践行的一大难题。面对众口难调的现实，央视春晚的制作团队更应该将除夕之夜的受众心理纳入考量：在这个举国欢腾、合家团圆的时刻，普通受众需要的是国家意志的灌输？商业广告的遮蔽？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盛典？
最后，央视春晚的承办单位是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既然是国家媒体，就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业媒体将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事实上，在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中，任何一家广电机构在追逐经济利益时都需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更何况处于龙头地位的中央电视台。再者，中央电视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为承办春节联欢晚会并实现公共性宗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这是因为除了政策支持以外，它还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秀的制作团队，可以深入分析普通受众对精品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并发挥其在全国范围内对包括民间文化、流行文化在内的各种优质文化资源予取予求的调动优势。这也正是央视春晚核心竞争力所在。[4]
二、家国一体的政治话语占据央视春晚的半壁江山
公共性之于央视春晚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央视春晚从来就不是公共性的纯粹的展演空间。虽然央视春晚声称为老百姓奉献文化大餐，但是在其节目选取、审查等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环节始终缺少普通百姓的参与。不仅如此，在高度认同明星机制和越来越接受流行文化的央视春晚舞台上，留给来自民间的文化产品的空间相当狭小。央视今年推出的5集《春晚纪录片》展示了30年来春晚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创作团队的真诚与艰辛，但也透露出普通人和民间文化登上春晚舞台的难度之大。比如，普通歌手徐子崴的作品《好久没回家》尽管被采用但却不能有他本人演唱，而是交由其他已经成名的歌手。
公共话语之所以力量薄弱是因为政治话语始终是央视春晚舞台上的主导力量。央视春晚从主题制定到节目选取，很大程度上都是要完成家国一体的政治话语的表达。也就是说，央视春晚要在小写的“家”和大写的“国”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个体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构建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央视春晚承载家国一体的政治叙事的任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上看，央视春晚诞生于激情与狂欢、迷茫与困惑并存的8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话语中走出来，以阶级性为关键词的社会划分和整合模式已经失去了凝聚力与合法性。因此，建构一个新的共同体形象以重构社会团结和集体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5] 在万象更新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新的共同体形象自然是朝着现代化大步迈进的民族国家的形象。这与当时人们对喧嚣的政治斗争倍感疲惫和对美好生活由衷向往的社会普遍心理高度吻合。可以说，正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央视春晚诞生之初，就在其公共性基因中注入了家国一体的政治性叙事的成分。比如，在83年首届春晚上，李谷一演唱的《拜年歌》中就有这样的歌词“开创四化新局面，大家快乐我快乐……”另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同时人们精神世界出现了价值混乱现象，工具理性至上、消费主义蔓延、道德观念松动，等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频率加快，范围增大，原本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角色归属和情感认同被悄然打破。这些使得在激烈竞争中生活的个体感受到强烈的角色认同危机，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当安全感缺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自然会影响到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的稳定发展。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央视春晚首先努力为不安的个体营造“家”的温馨，唤醒个体最质朴的家庭伦理情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为对“大家”即“国”的认同。
央视春晚在技术上表达家国一体政治话语有许多具体的策略。首先，晚会主题制定。1987、1988年两台晚会的主题都是“欢乐、团结、奋进”；1989年晚会的主题是“团结、欢乐、向上”；1991年晚会的主题是“团结、和谐、欢快”；1994年晚会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谱一曲弘扬民族精神的颂歌”的主题；1995年晚会提出了“家庭的团聚，各民族的团结，炎黄子孙的凝聚”的主题；1997年晚会的主题是“团结、自豪、奋进的中国人”，1998年晚会则提出“中华民族春节大团圆,万众一心迈向新世纪”的主题；[6] 2012年的主题则是“回家过大年”。从这些主题中不难看出央视春晚致力于营造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喜乐安康的整体社会形象。其次，晚会节目内容。“家”是历届春晚的关键词，但是借助于转喻或隐喻的修辞，对“家/故乡”的情感抒发会自然延伸到民族和国家层面。比如，《故乡的云》、《大海啊，故乡》、《外婆的澎湖湾》等，这些歌曲因由港台歌手演唱，更突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政治含义。直接表达对“国”的情感抒发的节目更是不胜枚举，同样以歌曲为例，如《我的中国心》、《我的祖国》、《龙的传人》等都已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符号。再次，其他方式，如主持人语言、节目编排方式、舞台设计、灯光服饰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家国一体的政治话语服务。
央视春晚的家国一体的政治话语表达在本质上无非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个体的“召唤”，同时也是布迪厄阐释的惯习（habitus）。这是因为“家国一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渊源，央视春晚的此种政治话语表达既有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的理性自觉，也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结构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话语表达并不必然与央视春晚的公共性冲突，甚至还符合伦理学中的目的善[7] 。此外，在中国目前消费思潮不断抬头，媒介追逐利润势头强大的背景下，政治话语还是将媒介从泛娱乐化趋向和多度商业化运作中扭转向公共性的强制力量。但是，二者还是存在抵牾的，这集中表现在央视春晚的手段善的层面上。
所谓手段善在这里表现为家国一体的政治话语表达能否与除夕之夜受众对公共文化产品的心理需求巧妙的结合起来。直白生硬的意识形态宣传容易使受众产生本应进入“小剧场”却拐进了“大课堂”的逆反心理。央视春晚的现实垄断性为政治话语的灌输提供了根本保障，但是公共性保障挤压到边缘。事实上，通过节目内容题材上接地气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深加工，公共性和政治性在央视春晚中本能够统一的。比如1999年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就有这样的语言：“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这不仅表达了改革开放后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国家欣欣向荣的一派祥和气象，也借助对仗的口语表达和搞笑的肢体动作带给观众由衷的欢乐。
三、市场逻辑下商业力量的日益侵蚀
除了意识形态属性外，中国的广播电视还具有鲜明的产业属性。这是在80年代中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广电媒体要通过市场竞争获取维持生计与发展的经济利益。央视春晚向来能够吸引众多眼球——它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在1989年到1998年期间，一直在50%上下浮动[8] ，即使后来有所降低，但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它自然成为市场逻辑首要关注的对象。但是，过度商业化无疑会进一步侵蚀央视春晚本就薄弱的公共性。
商业逻辑对公共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商业广告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首先，从总体收益上看，这些商业广告使得央视春晚成为一年一度的“吸金王”：央视春晚广告收入 2002 年为 2 亿元，2006年接近 4 亿元，2009 年已接近 5 亿元，2010 年虎年春晚超过 6.5 亿元（其中植入性广告收益过亿元），2011 年兔年春晚做到了“无植入广告”，但据了解也有 7 亿元收入。[9] 其次，从具体的广告形式看，“零点报时”和“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的冠名一直是各路豪杰争相抢夺的“香馍馍”。虎年春晚“零点报时”招标价为 5201 万元，“10 秒值半亿”的天价让人目瞪口呆。[10] 而同年的最喜爱的节目冠名更高达11099万。如果说这些经济收益是为了办好一台大型联欢晚会而进行必要的资金筹备，与央视春晚的公共性尚未形成尖锐的冲突的话，那么，过去一两年间的在节目内容中“植入”广告的行为则进一步触及了公共性的底线。
2010年的央视春晚因为过多的植入式广告备受苛责，甚至有网友调侃：“以前，广告里插播电视剧。今年又有创新，广告里插播春节晚会。”这一年几十处的植入广告不仅直白大胆，还直接影响到了节目内容。比如，刘谦的魔术中以汇源果汁作为道具，并且有他亲口说出汇源果汁的品牌；郭达和蔡明的小品《家有毕业生》因为要为土豆网做宣传，特意将原计划中的“玉米”改为了“土豆”；小品《五十块钱》中演员围裙上的“鲁花”二字其用意不言而明。引发争议最多的当属赵本山的小品《捐助》，家境贫困的寡妇母亲竟带着价格不菲的“国窖
作为国家媒体的中央电视台，在能够得到国家政策支持和经济保障的前提下，却一边打着为老百姓打造除夕之夜的文化大餐的旗号，一边开门做生意，利用老百姓的眼球大赚票子。这除了给人以不厚道之感，更是对央视春晚公共性的背离。虽然同为文化艺术展演，但是央视春晚绝对不同于剧场的话剧演出或者电影院上映的商业大片，它是特定节日氛围下，全民族的共享价值观的仪式性建构。正是这一点强化了央视春晚的公共性特质。
除了商业广告的过度渗透以外，央视春晚受到市场逻辑的侵蚀还有诸多表现。比如，明星机制和流行文化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占据了大量空间。这与三十年来，央视春晚已经成为赫然响亮的品牌直接相关。它的知名度和曝光度通过收视率已经成为可以获取经济利润的有效资本，也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试图借此换取名利权益的转换场。但是，明星与流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具有公共属性的民族文化还有待商榷。
央视春晚一直被视为是公共话语平台，但是在30年的历程当中，却一直在政治话语和商业力量的夹缝中遭遇定位迷失。政治话语有行政力量的保障，而经济利益追逐又属于广电媒体的生存本能，相较之下，唯独公共性缺少有效的保障。2012年央视春晚“零广告”的表现，向被遗忘与置换的公共性伸出了“橄榄枝”。然而，建立可以保障央视春晚公共性的长期有效机制或许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
责任编辑：张广照 孔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