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战文章。从文章写作目的来分，论战文可分为“劝战文”和“止战文”。其中的止战，一种是以罢战为目的的止战；另一种则是根据战略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缓战和战略撤退。士人止战虽多就战争形势而论，但仍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史鉴意识和地域观念，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深刻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贤治政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深刻地影响士人的战争观念。

　　建安四年（199），官渡之战前夕，沮授《谏南师》曰：“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资治通鉴》卷六三） 是时，袁绍依仗袁氏四世三公的地位，又消灭了公孙瓒这一强敌，更加傲视一切。而此时曹操已先后平定了北方的其他割据势力，袁、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于是袁绍决心攻打曹操。因为连年征战，民生凋敝，粮食短缺，沮授认为，应该先与民生息，取得民众支持；“遣使献捷天子”，占据舆论优势，不得已再采取战争的手段。可见，民本思想是沮授考虑战争能否取胜的出发点。结果，袁绍一意孤行，发动了官渡之战，兵败身亡。

　　魏黄初五年（224），曹丕准备伐吴，辛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认为，国家新定，国力不足，不宜举兵伐吴。应该屯田养民，修德怀远，使百姓知礼义，将士思报国，然后图之，则一举而定，其中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本思想。

　　不惟中原士人止战以民本为先，蜀、吴亦复如此。如吴主孙皓用诸将之谋，屡次派兵侵扰晋国边境，陆抗上《戒动师旅疏》曰：“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针对吴国频动师旅的状况，指出当务之急应致力于富国强兵，发展农业，蓄养民力，仁德施于百姓，一旦时机允许，则可制胜。如果“穷兵黩武”，耗费数以万计，士卒伤亡，而敌寇并无衰损，必然造成国家凋敝，其论述着眼点亦在民本。

　　可见，部分止战文并非要从根本上消灭战争，而是从更为长远的战略眼光，强调休养生息、德泽百姓对于牢固国家根本的重要性——唯有国力强盛，根基稳固，才是制敌取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