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座教授大卫·哈维6月初应邀访问了南京大学，并被该校授予“南京大学薛君度讲座教授”。在南京大学访问期间，哈维教授作了题为“价值实现、危机与日常生活”的公开演讲，并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空间生产”工作坊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受本报委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周宪、何成洲、尹晓煌三位教授，就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全球化和城市研究、资本流通等话题，与哈维教授进行了一次精彩对话。

　　时空概念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周宪：近几十年来，社会学领域以及人文学科研究中出现了“空间转向”，深刻改变了学术研究的范式，促进了跨学科研究。毫无疑问，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您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理论和方法。现在来看，您认为空间研究是否已经过了其全盛期？

　　哈维：所谓的“空间转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试图摧毁各种宏观理论的尝试是密切相关的。福柯等理论家认为，宏观理论是错误的、误人子弟的，因此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微观程序，应该返回身体层面，细究规训措施，关注生命政治，等等。空间概念一旦被引入社会学理论，通常就会扰乱各种元叙事，而这些叙事通常是某种历史化或时间化的结果，或者暗合某种目的论。空间概念会破坏理论的统一性，将混乱因素引入普遍性理论框架。

　　以经济学理论为例，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针尖”的均衡上。一旦人们试图将经济理论空间化，均衡就会丧失。事实上，空间竞争就是垄断竞争。我成长于这种垄断竞争理论盛行的时期。市场上总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可以解释这种过程的普遍性理论。很多时候，理论的功能就是用来追踪并解释这种现象的。许多学者借用空间概念来攻击普遍性理论，试图证明普遍性理论行不通，我对这点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理论结论，这就是理论应做之事。经济学家对于空间概念制造的混乱非常担忧，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坚信均衡价格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在一种经济情况中，均衡价格无法达成，那么他们理论的核心就会崩溃，理论也就难以为继。经济学家往往因为无法解决空间性的问题而陷入绝境。如果将空间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

　　后现代主义者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挪用空间性概念来攻击元理论，试图论证那些元理论的不切实际。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以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在一开始就要融合对空间性的考虑。因此，我对福柯的空间概念非常不满，我认为他关于“异托邦”的文章就是个丑闻，暴露了他对空间概念的严重误解。他与列斐伏尔关于“异托邦”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后者的观念相当实用，而福柯的看法则疯狂得令人吃惊。他竟然认为“殖民地”和“海船”是“异托邦”，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希望，人们现在可以不再进行关于空间以及空间性的争论，应意识到，如果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充分认识，就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理论化。因此，空间和时间在我们理解世界的理论建构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将空间和时间概念当作破坏宏观理论建构的武器，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者通常的伎俩，他们挪用了我关于空间的某些看法，加上地理学家以及空间研究学者的只言片语，用以攻击甚至试图摧毁我们想要建构的东西。这令我非常气愤，所以后来我写了《后现代的状况》一书，用以抨击所谓“后现代转向”，探讨后现代主义对于空间的运用，同时试图论证后现代境况中充满活力的空间与时间元素，并指出“时间—空间压缩”等话题的重要性。

　　周宪：作为空间研究方面的开拓者，为什么您会选择使用“时间—空间压缩”而非“空间—时间压缩”作为您的理论创新术语？这样的词序安排是否有什么深意？

　　哈维：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我也没有优先任何概念的意图。这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策略，写作的时候考虑到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时间性的概念，比如说“加速”以及“日常生活”。此外，社会学理论通常也优先讨论时间因素，我这种命名法也算是对他们理论的某种习惯反应，但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我会在别处挑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