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禽之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道德哲学命题，旨在建立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和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在西方哲学语境下，人禽之辨被表述为“人的独特性”， 讨论范围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扩展到人与上帝、人与奴隶乃至人与机器的异同。

　　字面意义上的“人禽之辨”即人与动物的区别，在达尔文之后备受关注。达尔文正确地发现人在生理结构方面保持着从低级类型传代而来的一些明显的痕迹，如果他承认人与动物在心理能力上有着不可弥合的鸿沟，进化论似乎就缺乏合格的科学理论所要求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他收集了一系列那个时代实验动物心理学的证据，力图说明动物也会使用工具、有理性、有语言、有审美、有社会性、有道德感，只是不及人类这般精微发达而已。

　　当代自然主义比其他哲学流派更关注其中的思想张力。自然主义首先承认，宇宙的基本事实可由物理学、化学、进化论和别的科学所描述，人类的心理能力是以某种方式建立在这个基本事实之上的，因此他们尊重达尔文的说法。然而与极端的取消论者不同，多数自然主义者反对把人与动物“等类齐观”，从人类的生物学起源来推断人的本性或许并不充分，接受进化论也不意味着必须接受达尔文的论断。

　　提姆·克兰提出，要小心考察达尔文关于“根本的”、“程度上”和“类别上”这三个概念的涵义。如果“根本差别”有笛卡尔二元论的意思，自然主义不接受；如果仅指“重要差别”或“哲学上富有意义的差别”，那么达尔文就是错误的。这些概念太过模糊，要说蜜蜂的舞蹈语言和人类语言的差异是程度上的，那么这种差异程度之大，堪称在类型上已有区分了。因此，自然主义不再谈论人禽之间是否存在着楚河汉界般的划分标准，转而考察人类拥有哪些一般动物不具备的认知能力，它们虽不可当作“人之为人”的本体论标志，却也维护了人类独特的尊严。

　　这种考察进路，要么挑取某些唯独人类才有的认知表现，要么抽象地刻画出人类的认知何以超越一般动物。有人觉得这很平常无奇，譬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就讲，人是求知的动物，动物凭表象与记忆生活，但人类还凭技艺与理智生活着。而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与其他存在者的区分，似乎也算说明了关键所在。但是自然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依据科学的经验证据和严格的逻辑分析给出他们的解答。

　　达尔文过于抬举动物的认知水准，进化心理学则反其道而行。克兰论证认为，只有人类才纯粹地为了求知而求知。一位业余的天文爱好者可以数十年如一日，不求名不求利地观测星空，他这样做也许是某种进化适应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为是一种能够提高子孙后代基因适宜度的本能。天文爱好者不仅因为某颗行星的运行轨迹有其真相而去探究那个真相，更是由于他觉得自己受到一种“把事实搞明白”的鼓动。这种纯粹的求知能力还跟语言能力密切相关，它要求认知主体掌握“错误”这一概念。大量的实验证据表明，一般动物不可能拥有“错误”的概念，动物即便有“语言”，充其量只是用来交流当下的环境信息，它们不具备表征其他同物种个体处于某个“错误”观念之中的读心能力。这里说的读心能力主要是指心理理论，也就是能够把不可观察的心理状态指派给其他认知主体，并对其他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及其后续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以一种类似理论的方式进行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