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包容与跨界

2014-02-03


  【简介】方李莉,199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获博士学位,同年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博士后出站,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2007年任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问: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史论系呢? 答:那时是1993年,我当时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从事现代陶艺和装饰画的教学工作,但是当时做艺术创作很迷茫,所以就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田自秉先生。当时我在北京写硕士论文,有朋友介绍我认识田先生,我把论文给他看,他觉得我还挺有写作能力的,又是画画和做陶艺出身,于是就建议我考博士。他说,他带的博士生很多都是学英文、学历史出来的,像我这样学艺术实践出来的不多。我当时考虑那么多,只是觉得读博士也挺好。因为当时八五新潮刚过,中国面临着今后的艺术的路怎么走的问题。以前很简单,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学的都是写实派,后来国家门户越来越开放,各种艺术流派都在影响当时中国的艺术创作。许多年轻人都感到很迷茫,各种新的思潮、新的观念对自己的冲击挺大。我觉得如果从理论上梳理一下对自己的创作也会有所帮助,所以就决定要考中央工艺美院的史论系,但是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艺术创作,专门从事理论研究。  问:您考进来的时候感觉如何,那时候的史论系又是怎样的? 答:那时候很不容易考,那时全中国招美术理论博士生的,好像就只有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而且实践类的根本没有博士,只有史论系有。史论系里也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带博士,当时只有几个老师能带,像田自秉老师、王家树老师、奚静之老师等等。我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个女博士。田先生还对我说:“你也算创立了一个记录啊,是我们专业的第一个女博士生。”我们那一年整个中央工艺美院的各个专业,博士和硕士总共才13个人。那个时候读研究生真是不容易,尤其是像中央工艺美院这样的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更不容易,所以我也觉得挺光荣的。那时候的中央工艺美院在我们心目中地位很高,是全国最有名的艺术院校之一,进来后还认识了很多有名的老师,以前只有在书上、杂志上才能见到,现在能够和他们面对面接触。  问:回想您在史论系的日子,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或者难忘的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答:最难忘的还是我的老师田先生,他真的很亲切。他那时已经71岁了,但他没有任何架子。每次去他家里他都很热情,那么大的一个学者,竟然亲自下厨房给我们做菜。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女弟子,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师母都特别热情,总是我和师母俩聊天,田先生在那儿下厨房,没有一会儿就把菜做好了。田先生始终跟我讲:“你在读博士期间,任何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论文写好,作为学者,应该多写东西,多做研究,其他东西都是过眼烟云,最后留下的只有你的著作和你的学术思想。”他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遵循田先生的话,努力地做研究,努力地写书、写论文,我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多产的吧。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叫《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观念大趋势》,当时学校要求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必须在答辩前出版出来,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必须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做研究、写论文和出版。最后百般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并且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还评上了平山郁夫奖,现在想起来,还是时间太短,写得太急。那个时候我特别热衷于前卫艺术,尤其想知道未来艺术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当然这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任何前卫艺术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的,如果我想知道前卫艺术的发展趋势,我必须要知道未来的社会怎么发展。所以那个时候我对未来学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未来学的书,如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耐斯比特的“大趋势”。 我写些新的东西,想要知道今后社会将是如何发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后的设计、今后的艺术将会如何发展。由此便从关注设计与艺术,扩展到了关注社会语境,关注对人的自身思考。也由此,我开始看人类学的著作,并意识到,人有时候会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忘记自己的本性,最后会异化,但是人类学会提醒你,我们人是从哪儿来,我们未来的路标在哪里。即使是研究艺术也要从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开始。

  正因为受人类学的影响,我开始对景德镇的工匠艺术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搞不清楚工匠艺术,也就搞不清现代的工艺美术,现代的艺术设计,甚至现代艺术。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特别大,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很多的文化可能一瞬间就没了。我一方面想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工匠艺术,另一方面也希望用自己的笔把这些工匠的文化和历史记录下来,还想通过这些纪录和研究来理解和解释工艺美术出发的原点是什么,于是利用在校的每一个假期,到景德镇做考察。

  我觉得那时的我思想比较活跃。在毕业的时候探讨了最新、最前沿的工艺理论,同时,又做了最传统的工艺知识的考察。最新的是站在后工业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未来的工艺美术走向,但同时由于怀旧,对传统的要消逝的东西有一种淡淡的忧愁,做了对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和技艺的考察和记录。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有两个成果,一个是《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观念大趋势》,还有一个是《景德镇民窑》。

  1996年3月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举行博士生的毕业答辩会,当年毕业的博士生只有方李莉(坐照片的最左边,正在发言者为王家树先生,参加答辩的还有杨永善副院长、奚静之系主任,张夫也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邓福星、导师田自秉先生等。)

  问:从史论系毕业后,您又有些什么样的经历? 

  答:在读博士期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人类学的著作,非常兴奋,觉得里面的一些思考角度和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用于研究艺术和工艺美术。于是,我开始思考,能不能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中国的艺术和工艺美术,这会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有挑战性,但也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研究道路。我觉得自己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学习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毕业后我就去了北大。成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后,还有幸师从费孝通先生,所以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是艺术人类学。毕业以后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为研究生院开设了艺术人类学的公共课,出版了一本专著《艺术人类学》作为教材,开始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后来我们专业独立出来,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我任所长。2006年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我被当选为会长,现在已连任两届。

  虽然我现在从事的是艺术人类学专业,但实际上我的工艺理论基础是在中央工艺美院打下的,没有史论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最近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完成了一本中国陶瓷史,“中国陶瓷史”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但我的研究角度是全新的。我把这本书献给了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田自秉先生,一位是费孝通先生。田自秉先生为我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央工艺美院史论系的培养,没有田自秉先生的教导和鼓励,就不会有今天我的成绩。而费孝通先生则是为我的学术开启了另外一扇门,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和审视工艺美术。

  毕业以后,我的主要研究工作有三大块,第一块就是花了九年的时间研究景德镇工匠的生活,工匠的历史,工匠的价值观,工匠的技术,写了三本有关景德镇的书,分别是《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和《飘逝的古镇》。景德镇的研究刚刚结束,就迎来了西部大开发,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担任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西北人文资源数据课》两项国家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兼首席专家,与课题组成人员(由清华、北大、社科院还有西部院校的186位学者组成)一起,花费了8年时间做西部文化研究。在这期间,我考察了许多农民的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结束后,主编了一套《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我自己独立完成了《遗产:实践与经验》、《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考察》、《梭嘎日记——一位女人类学家的苗寨考察》,合作完成了《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陇戛人的生活变迁——梭嘎生态博物馆研究》。第三大块就是对中国陶瓷史的研究,西部课题结束后,我到许多瓷区的窑址做考察,又到欧洲、日本、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许多博物馆,考察了当年中国瓷器的出口贸易情况,最后完成了《中国陶瓷史》。


文档来源: 艺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