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参与调查报告(2012)

2013-06-19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从以人为本的高度出发,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举措。扩大公众参与范围,提升公众参与水平,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中央多次重申,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个格局包括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不同的主体,只有在管理主体中真正达到“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管理在实践中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公众参与是指公众通过种种制度化渠道进行讨论、协商、行动,以此促进公共事务的有效解决,它既包括社会公众与公共机构(如政府)的互动过程,也包括社会公众之间的内部协商互动过程。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凸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公共政策准确反映出公众现实偏好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合作,公共政策中的议题制定和执行过程将极可能偏离公众偏好,在执行过程中也将遭遇到较大阻力。此外,如果没有积极的公共生活和公众参与,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隔阂将日趋固化,彼此沟通倾听的意愿将日趋降低,那么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公共政策将难于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公众参与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积累过程,它通过种种政策议题的讨论与协商过程提高自我治理的能力,使其不仅仅成为政府服务的被动消费者,而且也是理性的积极公民。除此之外,公众参与还对于公共机构的运作效率可以起到重要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在公众参与中,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建构和公众参与文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又彼此相关的两项因素。公众参与各种社区活动、民间组织活动、单位公益活动,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扩展现有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也有利于公众参与文化的逐渐形成,它是中国公共参与制度建构的基础。通过调查数据刻画当下中国公众的公共生活参与现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隐忧,无疑对于中国公众参与的推进有着积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的“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2012)”全国抽样调查专门就公众参与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很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结论。调查发现,虽然中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不断拓宽,公众参与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但是总体而言,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绝对比例仍然不高,近半数的受访者没有参与到任何一种制度化渠道中。在“单位的公益活动”、“社区文体活动”、“社区志愿者活动”、“民间组织活动”、“业主委员会活动”五种公共活动中,高达46%的公众没有参与上述五种途径之中的任何一种,41%的公众偶尔会参与某种或某些途径,只有13%的公众会经常参与某种或某些途径。调查组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公众参与绩效的考量有关。公众参与的绩效考量,不能局限于举办了多少次活动、新建了多少组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和组织对于公众生活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公众福利和公众权力。

 

  参与渠道多元化、参与主体分殊化是目前公众参与的重要特征。在单位参与、社区参与、社会组织参与中,没有任何一种参与途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各种参与途径的参与比例差异并不显著。在调查的各种参与途径中,参与比例均在三分之一以下。与此同时,参与主体对于参与途径的选择具有分殊化倾向。不同途径的公众参与者之间虽然不是泾渭分明,但是重叠交叉的部分并不很大。参与途径的多元化和参与主体的分殊态势,正是社会转型背景下整体结构分化在公众参与领域中的反映。唯有正视这种多元性和分殊性,既要努力激发“单位参与”和“社区参与”的活力,同时积极鼓励和培育新兴的“社会组织参与”,才能构建当下中国公众参与的健康生态。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面临“双重匮乏”。低收入群体的参与比例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者经常参与的比例为8%;教育程度较低者的参与比例明显低于教育程度较高者,初中及以下者经常参与的比例仅为9%。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参与比例不仅在传统的单位参与、社区参与中显著偏低,而且在新兴的社会组织参与、网络参与中都显著偏低。他们面临着双重匮乏,不仅仅是社会经济资源上的匮乏,而且在参与机会、诉求表达上也存在匮乏。这种双重匮乏同时可能又是彼此强化的。在促进参与的平等化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需要进行更多的扎实工作。

 

  新生代已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主体。80后、90后等新生代的公众参与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对于民间组织的参与和网络活动的参与都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新生代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主体。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更为开放,信息资讯的接收渠道更为多元,对于个性表达的需求欲望更为强烈,他们可能会为中国公众参与带来新的气息。

 

  公众参与是社会资本积聚的重要途径。数据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信任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积极参与者的自我地位认知更高,对于政府的信任感更强。两者的相关关系中隐含了两种可能性:一方面,对于政府的信任感,会促使个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另一方面,在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过程中,个体会更加深入地了解政府活动,从而提升对于政府的信任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社区参与、单位参与和政府信任感明显相关,业主居委会活动和民间组织活动的参与和政府信任感也明显相关。

 

  基于上述调查发现,本报告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公众的意见必须得到有制度性渠道得到表达,这些意见必须得到决策部门的应有尊重和及时反馈。现有的公共决策参与渠道,如立法听证会等,迫切需要使其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而不能流于形式。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工作,关系到重多民众的民生问题,只有依靠公众参与,才能确保政府“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工作目标的实现,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构建社会组织蓬勃生长的社会生态体系。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的重要组织基础,社会组织既可以有效地开展各种制度性参与活动,同时也培育了大批熟悉参与规则、具有民主素质的参与主体。社会组织作为自主的行动主体,象微生物一样起到了改良社会土壤、激发社会活力的积极作用。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支持措施,除了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输入资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为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便其多样化、自主性的特色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三)加强关注困难群体的社会参与问题。困难群体在社会经济上处于弱势,同时在社会参与机会也处于劣势。如果这种双重匮乏彼此加强,会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在新形势下,政府应发挥以往群众工作的历史资源和组织优势,一方面切切实实关心困难群体的民生之急,一方面调动困难群体的参与积极性、增强困难群体的自主性,使他们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得到平等充分的发展机会。

 

 

 

 

 

 

 

 

 

 

 

责任编辑:朱妍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