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期开始，随着新史学运动的发展，西方医学史的书写范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向，由传统的科学技术史范式转向社会文化史范式，所叙述与书写的重点从原来对伟大医生及其伟大发现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疾病与健康社会文化意义的探讨与叙述。

　　在社会文化史视阈下，人类个体因疾病所经受的身体疼痛与其他不适，虽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一种生理现象，但由于患者所成长与生活其中的社会、文化不同，他们的疼痛与不适体验也各具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征。换言之，患者在生病时所体验的疼痛与不适，是经其所在社会与文化规定的。每个社会都会在其文化模式下定义疼痛与不适，并规定患病个体的行为与社会地位、社会对他（她）的态度以及包括治疗方案和措施在内的对待方式。著名的医疗社会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特早在其1944年出版的《文明与疾病》一书中即明确指出，“宗教、哲学、教育、社会和经济状况，所有决定一个人生活态度的东西，也影响着他对疾病的处理方式。”

　　在对导致疾病的原因认识方面，疾病社会文化史学家深受疾病人类学观点的影响，认为“我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不同的‘事情’或‘原因’才生病，而是以与我们各自的身体、各自不断展开的人生经历、各自在文化和历史中的位置和眼下的境况相应的方式在生病”。“无论时空如何转换，疾病以及如何治愈疾病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然而，对疾病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时因地而大有不同，从根本上受到了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

　　在人类学视野中，“患病”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本质上“是人的身心或自我——意识、身体、灵魂或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他/她并不想经历的状态”，是一种由其承受者即病人所决定的一种看法与感受。尽管“诱发疾病的原因可能是环境因素，也可能是病菌、病人的生理状况甚至他人的恶意加害行为，但起界定作用的却不是这些，而是病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病人的心智、信念及其所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社会与文化环境，对其疾病及治疗过程构成某种正相关的因果关系。

　　在疾病的发生层面，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医疗史的历史》的文章中，西格里斯特指出，“当我们学习疾病的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疾病的发生率与社会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的联系……生产模式和工作状况很大程度上要对一个人健康与否负责。”在《文明与疾病》一书中，他则如此阐述了疾病与特定阶段社会文化间的关系，即“某一时段的流行病和该时代的固有特质存在必然的联系。中世纪弥漫着集体主义，因而麻风病、瘟疫、舞蹈病总是降临在某个群体之间。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梅毒并非侵袭每个人的身体，与个人行为高度相关……更为常见的现象是，饥饿伤寒斑疹和麦角中毒总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痛风和水肿往往是富贵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