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艺术家个体与整个社会群体的差异甚至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和矛盾只能在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中化解，否则，作家艺术家的心胸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共鸣器”

　　重新强调现实主义精神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创作存在着躲避崇高、向下堕落的倾向，使得一些文艺作品比现实生活贫乏、干瘪。这些作品对现存冲突的表现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自身的发展，既不扣人心弦，也难给人启发。有些作家艺术家已察觉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趋势的弊端，反对沉溺于小情趣的文艺创作，提倡文艺创作更多地“要往大处写”，即“把气往大鼓，把器往大做”，他们不反对作家从“我”出发，但认为作家要从“我”出发走向“我们”，而不是从“我”出发又回到“我”。

　　其实，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每个时代都存在，而且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风貌。在中国当代，重新崛起的现实主义精神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既要看到作家艺术家对现实主义精神的主张，也要看到作家艺术家所处的时代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相比之下，后者更重要。文艺批评界应该抓住这一点，由此来探究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独特特征。

　　首先，重新崛起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这是克服当代文艺弊病的治本良方。

　　为推动作家艺术家走向更开阔的世界，有的文艺理论家提出了审美超越论，认为文艺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不仅仅只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这种将作家艺术家个体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逻辑，不利于广大作家艺术家深入人民的历史活动并和人民创造的历史活动相结合。作家艺术家个体与整个社会群体的差异甚至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和矛盾只能在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中化解，否则，作家艺术家的心胸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共鸣器”。当然，作家艺术家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从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入手。但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如果局限在他感受最强烈的地方，而不思考如何超越，那么，就很难反映时代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