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