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霍文琦）2月22日，“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6次季度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会上主要讨论了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有关问题、近期国际国内宏观形势与政策等。

　　改革要关注要素市场的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件大事对中国产生了历史性、长期性的影响，第一件大事是建立农村联产承包制；第二件大事是引入非公有制经济。这两件大事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中国取得伟大成绩的基础。

　　市场经济要保护包括物权、知识产权、债权、股权等在内的各种产权，这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关键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说得非常清楚。不保护好产权，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就好比如果偷盗抢劫合法了，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产品市场上已基本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差距主要在要素市场上，包括劳动力市场、能源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是劳动力市场。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接轨、跨省转移等等，都关系到劳动力市场改革问题。能源市场方面，煤炭价格已经基本市场化，但是石油、天然气等的补贴价格导致大量浪费，价格应该进一步市场化。资金市场上，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还要进一步推进，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土地也是重要的要素，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坚持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维护农民土地承包制的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完善社会安全网，一个没有同情心、不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是没有希望的。改革要留住掌握各种资源的群体，包括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医学、艺术等人才，保护好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让他们有能发挥自己优势的用武之地。

　　在我们政策设计中，一定要给予最广大的人民，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以最大的关注，保护他们的利益应该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早出晚归、辛勤劳动的中等收入人民不吃亏，形成正向反馈机制，只有将中等收入的群体不断做大，建成公平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着发达国家和法制社会方向不断前进。

　　经济转型中要坚持“市场出清”原则

　　国务院参事夏斌: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既不是通胀和就业压力，也不是外部因素，而是经济增速下降后的风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增速放缓的合理性。如果通过宏观调控强行提高经济增速，只会埋下新的隐患。经济速度下降后，潜藏的问题就水落石出。从实体经济来讲，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即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融资平台。

　　除了运用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还需要以市场出清的方针为指导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调整要注意的四点策略。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经济的出路就是改革。金融问题的背后主要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有问题，根源是整个经济运行有问题。因为有很多实体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金融改革不可能走得很快。其次，要清醒的认识到，不管是何种经济体制，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运行依赖过度需求和投资，那么经济运行就难以支撑下去。把经济理顺，关闭一些企业，否则经济无法运行，改革无法深入。再次，社会要稳定，改革要深入，要保证市场出清。最后，在坚持底线思维，适当采取缓兵之计之后，要及时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坚决防范全社会的道德风险，重新确立严明的市场纪律和依法治国的理念。

　　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轮改革高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面对不乐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国内，特别是通过推进改革来促进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能否提高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取决于对改革的预期。如果改革步履艰难，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陷入滞胀。如果改革预期落空，高速增长下掩盖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都会暴露出来；如果改革能够快速推进，改革的信心得到提升，中国经济能够重新高涨。过去30多年的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了这点。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先有思想解放后有改革开放的高潮，然后是经济高涨。第二次是90年代初，在国内外经济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问题展开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高潮。第三次是90年代末，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国内出现通货紧缩，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中国开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同时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获得了过去十年的快速增长。当前我们面临着第四次机遇，三中全会提出“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如果能够真正实现“三个解放”，中国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高涨局面。

　　对于宏观改革，首先要进行统计制度改革。统计部门应只管做好统计工作，不过多进行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消除数据操作动机。统计部门要消除来自地方政府的外部干扰。统计部门要打破官方统计部门的垄断，允许和鼓励民间机构依法、科学地进行信息的搜集和统计，作为对官方数据的补充。民间的统计也是对官方统计的刺激，有助于提高整个统计的质量和公信力。

　　第二，央行制度要进行改革。各国经验表明，央行独立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央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成反比。建议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使之成为决策机构，定期披露信息。

　　第三，财政制度要进行改革。目前地方政府积累了如此多债务，却没办法对当时的决策进行问责。建议建立财政政策委员会，规范财政政策决策机制，并且可以考虑与货币政策委员会交叉任职，加强协调。

　　第四，发改委体制要进行改革。现行的发改委体制有三个利益冲突，首先是改革和发展的矛盾。发改委重发展，轻改革，这种倾向，导致发改委影响经济的权力过大。第二是改革和审批的矛盾。与之前的体改委相比，发改委有审批权，容易导致改革被审批权牵着鼻子走。第三是市场化改革与计划经济堡垒的冲突。改革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改委前身是国家计委，是计划经济核心堡垒，把市场化取向的部门并入需要被改革的部门，这样的设计本身存在缺陷。

　　中国经济存在很多的机会，其中尤其要重视技术创新对改革的推动。以前民间资本不被允许办民营银行，但技术进步实际打破了这一限制，导致了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对医疗的冲击也很强，互联网将来可以解决很多医疗上的问题。另外，互联网将来对教育的冲击也会非常大，比如互联网公开课冲击了现有的教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