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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霍文琦)2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该报告以中国为变量,独立调研、分析与展望2035年前世界与中国能源发展趋势和相互影响。本报告不仅是国内学者对世界能源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与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直接对接的产品。
世界能源供应多中心化趋势增强
2013年世界能源发展态势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能源需求重心继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虽然近两年来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中产阶层的形成对全球能源需求的东移形成刚性推动。其中,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构成的亚太月牙型地带的石油需求占世界25%,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需求中心,而且成为对世界石油市场和地缘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需求中东”。预计2014年后世界新增能源需求在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进一步聚集。
近八年来,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出现了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供应局面。中东地区的油气供应中心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冲击,石油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受到抑制。北美地区的油气供应在“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明显增长,在全球中的供应地位上升。2009年美国天然气产量(5840亿立方米)超越俄罗斯,跃居世界首位;2012年达到6814亿立方米;2013年有可能突破7000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21%。2013年,美国石油产量将突破1000万桶/日,占世界的15%左右;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到2020年北美国家的石油产量将超过25%,展示“新中东”供应中心的地位和“机动国”的作用。在上述新老中东地区以外,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北部、里海/中亚地区、非洲西部深海、东非地区以及巴西海域等若干油气区迅速成长为多个油气供应中心。与上述全球能源需求东移相对比的是,全球能源供应多中心化日益明显。其中,天然气供应不仅呈现多中心化,而且在新技术革命和有利的政策推动下,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将在中国、波兰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形成热潮,供应比例趋升。
中国应以“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新战略”重构能源政策
各国能源发展方向与能源战略和政策紧密相关。中国现行的能源战略与政策要义是“保障安全、节能优先、结构优化、绿色低碳、技术领先、体制创新”。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现行能源政策存在着单纯为经济发展服务而缺乏制约经济发展等系列缺陷,更难以与现代生态文明进程协调发展。
报告认为既有的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必须重构,在调整能源政策的过程中,以“能源生态文明”为最高目标,体现“三个突出”:①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下称“新四化”)进程中,突出能源发展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作用;②在增大经济利益的同时,突出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倒评估机制;③在满足国内发展需求的同时,突出国内能源治理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结合与协调。为此,本报告提出了“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新战略”构想。这一能源新战略的着力点是调整煤炭消费比例,稳定石油需求,大力推进天然气和新能源的发展;大力推进节能环保产业,保护公众利益,走出一条适应全球趋势和中国国情的“多能并存,高效利用,不断走向低碳、清洁和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道路。
不同的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不同的碳排放结构,对全球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冲击也不同。IEA的450情景是控制全球气温上升2℃的倒逼情景,而在IEA的新政策情景下全球气温上升只能控制在3.6℃,而IEA现行政策情景只能控制在5.3℃。本报告的“生态能源新战略”情景展望优于IEA的新政策情景和现行政策情景,次于450情景。根据本报告的“生态能源新战略”情景,2011-2035年中国煤炭部门的碳排放增长速度为-0.4%,2020年后,特别是2030年前和2035年前的碳排放水平低于IEA的新政策情景,无疑将对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作出贡献,同时也对全球气温控制在2℃-3℃内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将进入非常规天然气时代
报告指出,在2020年后,特别是在2025-2035年,中国天然气产业将与全球同步进入更加快速发展的时期,呈现产业发展、政策到位和公众利益同步推进的“黄金时代”的特征。但是,从中国的天然气结构上看,常规天然气增长有限,而非常规天然气将成为今后中国天然气快速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动力。预计到2020年中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比重将由目前的39%上升到60%以上,实际进入非常规天然气时代,到2035年进一步上升到72%。因此,如何发展非常规天然气产业是“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中国“减煤、稳油、增气”政策的一大重点,也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中国油气工业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着力点。
但是,在中国的能源发展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报告认为非常规天然气将成为中国天然气“黄金时代”的主动力。其中,致密气和煤层气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开发技术和经验,而页岩气尚处于开发初期。由于目前页岩气产业能力建设不到位,2015年和2020年的产量目标难以确定;煤制气作为气体能源可能对中国天然气供需矛盾起到补充作用。但是,这一人工气的经济性和对环境保护的压力(特别是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关联,发展前景有待验证;新能源发展与内需开发和技术创新相关,后两者的潜力和前景难以确定。目前中国碳交易价格刚刚在几个城市试点,难以确定能否在2020年形成全面的碳交易价格。未来能源政策必须立足于恰当评估和有效管理不确定性。
适时调整能源政策
报告认为,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应“立足国内”不动摇,继续在国内深层勘探、非常规油气开发、深海资源开发和国内新能源市场开发等领域下足工夫,不断夯实国内能源供应和国内市场这两个基础;基于中国国情,2030年前继续“以煤为主”的利用重点,着力减少对煤炭的直接消费比例,转变利用方式和方向,推动煤炭的清洁化利用;在油气领域,有必要将“油气并举”方针提升为“稳油增气”方针;以国内市场需求为中心,引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探寻加快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在能源政策途径上,不仅要突出科技进步的作用(如科技进步对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而且要突出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创新机制,包括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消费方式创新。
本报告认为,未来新能源的发展既不能仅靠行政手段,又不能放任市场竞争。中国政府须着重从本国市场需求出发,在政策和规划上,将新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加以引导发展,充分发挥“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作用。为了优化能源结构,我们期待,未来中国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明显上升,到2020年从目前的8%上升到15%左右,到2035年提高到24.5%。其中,水能增长速度和比例相对稳定,核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在目前相对小的基础上高速发展。
当今中国的能源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同时世界的能源问题也关联中国的问题。今后中国的能源政策必须面向国内外,将中国的能源政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需求相协调,与全球能源安全、能源治理和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相对接,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行事作风,与外部世界各能源利益相关方交流、对话与合作,减少躲避、封闭和被动应对等消极态度。为此,本报告提出了为增进国际多边能源合作所必需的合作机制建设思路和(包括人才、规则在内的)基础配置,以增强中国对外合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