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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2020年05月25日 09:08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2期 作者:赵永春 刘月 字号
2020年05月25日 09:08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2期 作者:赵永春 刘月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中国观;多民族中国

内容摘要: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中国观;多民族中国

作者简介:

  摘要: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中国观;多民族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月,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并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识。但国外的“新清史”学者还是主张用华夏汉族代表中国,不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并对国内产生了一些影响。足见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实际上,中国是由多民族凝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华夏族也是由炎帝集团、黄帝集团融合具有少数民族先人性质的蚩尤集团而形成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多部落或多部族)交错杂居在一起,难解难分。司马迁《史记》即依据多民族的历史实际,构建了多民族的“中国”,对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大有补益。十分遗憾的是,《史记》研究的成果虽然浩如烟海,但只是在一些论著中对司马迁《史记》的“天下观”“大一统观”等问题进行一些论述,还没有有关《史记》“中国”观问题研究的专门文章问世。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这一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司马迁《史记》“中国”一词的主要涵义

  司马迁《史记》一书,共出现“中国”一词131次①,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②。

  书中或采用历史文献的记载③,或采用当时人的说词,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共出现72次,分别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

  1.称夏、商、周以及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为“中国”

  夏、商、周是中原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权,《史记》一书多次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如,《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在教诫封在吴越之地的广陵王时,曾说“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1](P.2116)。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三代”,“三代”则是指夏、商、周三个王朝国家。《货殖列传》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之时,北地“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2](P.3263)。所说“中国”,就是指唐尧(夏)、殷(商)、周三代,谓夏、商、周分别都河东、河内、河南,均有首都,无疑是指夏、商、周国家政权。

  《楚世家》称,西周夷王之时,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P.1692)。这条史料所述史事,发生在西周夷王时期,所说“中国”应该是指西周国家。《楚世家》又称,楚武王曾对随人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3](P.1695)。楚武王自称“蛮夷”,“欲以观中国之政”的“中国”,无疑是指周天子的国家。又称楚成王使人朝献周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3](P.1697)。楚成王朝见周天子,周天子让楚成王镇守南方夷越之地,不要侵犯“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周天子统领的国家。《匈奴列传》称,“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卻(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4](P.2881)。称申侯勾结犬戎攻杀周幽王,侵暴西周,周平王只好东迁洛邑。所说“中国”,无疑是指西周国家。周襄王时,“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4](P.2882)。周襄王是东周的王,所说“中国”,则是指东周国家。

  《史记》还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如,《乐书》称孔子曾说“且夫武(指武舞乐),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振)威于中国也”。意思是说初奏乐,“象武王观兵孟津之时”,“再奏,象克殷时”,“第三奏,往而转向南,象武王胜纣,向南还镐之时也”,“第四奏,象周太平时,南方荆蛮并来归服,为周之疆界”,“第五奏,而东西中分之,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后,周公、召公分职为左右二伯之时”,第六奏,“象兵还振旅也”,“以象尊崇天子”[5](P.1229-1231)。谓周王朝依据武王克商制订的武舞乐,“振威于中国”,似有振威于商朝的涵义,周朝演奏其乐,也有振威于周朝之意。如果秦朝和汉朝奏其乐,也应有振威于秦朝和汉朝的意思。所说“中国”,应该寓有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的意思。《匈奴列传》称,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曾诘难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之俗。留居匈奴的中行说对汉使说,“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4](P.2900)。意谓匈奴娶父兄之妻,是为了种姓延续。而华夏汉族政权不娶父兄之妻,导致亲属疏远而相杀,不断出现改朝换代之事。所说“中国”,虽有指称汉朝之意,但也有指称历代华夏汉族政权和历代中原政权之意,是一个通称。《太史公自序》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6](P.3317),意思是说,匈奴经常成为夏、商、周以来,包括西汉王朝在内的患害。所说“中国”,指称历代中原政权和历代华夏汉族政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史记》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则不仅仅称华夏汉族为“中国”,而是称这些国家政权所管辖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称谓。

  2.从中原各国为“中国”到“夷狄进而为中国”

  春秋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政权都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国家,《史记》或以当时人的口吻,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依据“中原”为“中国”的观念,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国家政权。如《秦本纪》称,秦孝公时“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7](P.202)。谓秦孝公以前,秦不与中国诸侯会盟,仍被视为夷狄,所称“中国”,当指中原地区以东周为首的各个政权。《吴太伯世家》称,吴国寿梦时期,“始通于中国”[8](P.1449)。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8](P.1473)。吴王寿梦和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中原各个政权。《六国年表》称,“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9](P.685),谓秦穆公与齐桓公、晋文公等中国侯伯地位相等,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齐、晋等中原各诸侯国。《齐太公世家》称“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10](P.1491)。所说“中国”,也指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宋微子世家》称,宋襄公不攻打没有列成战阵的楚军,“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唐司马贞索隐曰:“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之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11](P.1633)。所说“中国”,是指宋国及中原各诸侯国。《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越灭吴后,“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12](P.1752)。太史公曰:越王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12](P.1756)。所说“中国”,也是指包括东周在内的中原各国。《鲁仲连邹阳列传》称,邹阳在上书汉景帝少弟梁孝王之书中曾说,“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13](P.2473),“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13](P.2475)。“霸中国”,具有称霸中原等地的意思,也有称霸中原各国的意思,所说“中国”也有指称中原各个国家政权的意思。《货殖列传》称,句践卧薪尝胆,用范蠡、计然“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之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2](P.3256)。这里所说的越王句践“观兵中国”,也是观兵中原各国的意思。上引各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是指春秋时期以东周为首的中原各个国家政权。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齐等政权,也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史记》也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如,《楚世家》称楚国有一位善射雁者,向楚襄王献计说:“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欲以激怒襄王”[3](P.1730-1731)以伐秦。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韩、赵、魏等中原各个政权。《田敬仲完世家》称,苏代曾对秦王说:“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14](P.1900),谓中国的白发游说之士都在想方设法离间齐、秦的联合,所说“中国”,也是指中原各国。《孔子世家》称,“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15](P.1910)。春申君黄歇曾为楚计划而上书秦昭王说:“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16](P.2392)。意思是说,秦国攻楚,有利于韩、魏和齐国,韩、魏强大以后,足以与秦较量,对秦国并非是什么好事。所说“中国”,显然是指韩、魏、齐等中原各国。范睢为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时曾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17](P.2409)。所说“中国”,也是指韩、魏等中原政权。

  战国时期,虽然仍称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最初,用“中国”一词指称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时,也不包括楚国,但后来,也将楚国纳入“中国”之中,楚国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如,《天官书》称,“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又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均称西方为外国,东方为中国。《天官书》接着又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18](P.1347-1348)。可知,文中所说西方当主要指秦国,所说东方当主要指韩、赵、魏、楚、燕、齐之东方六国(六王),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东方六国,当也包括楚国了。再如,《张仪列传》记载,义渠君朝于魏时曾说“中国无事”。张守节《正义》解释这里所说的“中国”时说,“中国谓关东六国”[19](P.2303)。可见,这里所说的“中国”,虽然也主要指中原各国,但已经包括“关东六国”中的楚国了。

  战国时期,称楚国等“关东六国”为“中国”,似乎只有秦国不是“中国”了,但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而是在秦国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上,也开始逐渐模糊,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如,《秦本纪》记载,秦缪公时,西方的戎王派遣从晋国投奔到西戎的由余出使秦国,“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7](P.192)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很是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将这里的“中国”释为东周和中原各国的话,只能说明秦缪公没有承认自己属于西戎,而是视秦国西边的戎王的夷为戎夷。而从当时秦缪公与由余对话的语境来看,秦缪公所说的“中国”,不像是在说与双方谈论话题无关的第三者东周,似有自诩秦国既有文化又富有的意思,如是,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有指称秦国的意思了。由余听了秦缪公的话,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由余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从后文提及“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7](P.192)来看,似有指称中原华夏王朝的意思,但由余是针对秦缪公的话进行反驳,似乎也没有谈论与双方无关的第三者的意思。实际上,他是在针对秦缪公炫耀富有,而认为正是由于秦朝富有,才会“日以骄淫”,“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才会出乱子。如是,由余所说的“中国”,也应该是指秦国。这从随后内史廖所说“中国”,更能清楚地看出来。秦缪公听完由余的议论以后,感觉由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为敌国戎夷所用,无疑会成为秦国一大患害。秦缪公忧心忡忡,并带着这一担心去问内史廖,内史廖说:“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7](P.193),再通过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使由余为我所用。内史廖在这里说戎王“未闻中国之声”,随后就让秦缪公“遗其女乐”,实际上,是视秦朝“女乐”等为“中国之声”。所说“中国”,无疑是指春秋时期的秦国。司马迁在《秦本纪》里使用的这则史料,源于《韩非子·十过》,但《韩非子》原文只有内史廖所说的“中国之声”,没有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一词,说明司马迁不仅认同《韩非子》所说的“中国之声”,还将《韩非子》内史廖所说“中国之声”进一步发挥为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诗书礼乐,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认同秦缪公时期以“中国”自居的思想观念。

  如是,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秦国,虽然仍被视为“戎夷”,但已经出现秦国不以“戎夷”自居,而以“中国”自居并视其他戎夷为戎夷的思想倾向了。到了战国时期,人们虽多以“关东六国”为“中国”,仍然认为秦国不是“中国”,但司马迁《史记》已经将秦国与“关东六国”并列,同等看待了。如《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称,东周灭亡以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20](P.169)。《六国年表》司马贞《索隐》谓:“六国,乃魏、韩、赵、楚、燕、齐,并秦凡七国,号曰‘七雄’”[9](P.685)。都将秦国与关东六国一并称为“七雄”,同等看待,没有区分华夷的意思了。为秦始皇统一关东六国以后,名正言顺地自称“中国”创造了条件。

  唐代思想家韩愈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华夏用夷礼变成夷狄,夷狄用华夏之礼变成“中国”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进一步向外辐射,四夷则通过与中原华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认同中原文化,出现了“中国”认同观念,并开始向“中国”转化。楚国和秦国由夷狄逐步变化为“中国”,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3.称秦始皇统一后的秦朝为“中国”

  秦灭六国以后,人们又称秦朝为中国。如,秦始皇欲攻匈奴,李斯不同意,曾谏称,如果进攻匈奴,将会出现“靡獘中国,快心匈奴”[21](P.2954)的局面。李斯所说“中国”,无疑是指秦朝。秦始皇曾“使尉佗踰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22](P.3086),秦始皇时,相对于百越的“中国”,无疑是指秦朝。汉朝大臣主父偃,曾“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21](P.2961)。称秦朝大将蒙恬逐匈奴,修长城,广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秦朝。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危时,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23](P.2967)。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地区的涵义,但也用来指称中原政权。陈胜、吴广起义以后,秦朝大乱,按此理解,这里所说的“中国”,应该也有指称秦朝的意思。《匈奴列传》称,“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4](P.2887-2888)。诸侯叛秦,秦朝出现大乱,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的意思,也应该有指称秦朝的意思。匈奴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即匈奴与中国以河南为界,有边界,当指称政权,所说政权,应该是秦朝。《匈奴列传》又说“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4](P.2890),“汉初定中国”[4](P.2894)。《陆贾传》称“及高祖时,中国初定”[24](P.2697)。《太史公自序》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6](P.3317)。“定中国”,“平中国”,当为灭亡秦朝和项羽,统一“中国”的意思,所说“中国”,应该有指称中原的意思,也应该有指称秦朝和原来秦朝所控制地区的意思。

  秦王朝的“中国”,不仅仅是华夏人的“中国”,也包括秦朝管辖下的西戎、西南夷、北狄、南蛮和东夷之人,实在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

  4.称西汉为“中国”

  西汉代秦以后,人们又称西汉为“中国”,《史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秦朝灭亡以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称“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23](P.2967),意思是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以后,汉高祖考虑到国内百姓劳苦,没有出兵灭亡南越,反而承认南越自立。所说“中国”就是指西汉政权。吕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23](P.2969)。意思是说,吕后时禁止与南越贸易铁器,赵佗认为是长沙王依仗汉朝,欲击灭南越,遂进称南越武帝,与汉朝地位相等。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遣使向汉求救,太尉田蚡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汉武帝没有采纳田蚡的意见,“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25](P.2980),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地区的涵义,也有指称西汉国家的意思。《匈奴列传》称,“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4](P.2890),所说“中国”,无疑是指西汉政权。汉武帝曾遣司马相如檄告巴蜀太守曰:“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26](P.3044)。司马相如在论通西南夷之事时,曾说“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26](P.3049)。又借夷人之口说“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26](P.3051)。所说“中国”,都是指西汉政权。匈奴浑邪王率众准备投降汉朝,汉大征民马“发车二万乘”前迎,民马征收不足,上怒。汲黯曰:“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獘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27](P.3109)汲黯认为大征民马并诛杀征马不利的官员,令天下骚动,是疲劳困敝“中国”之举,不宜提倡,所说“中国”,就是指称西汉政权。汲黯又说“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27](P.3109),认为西汉不与匈奴和亲,出兵征伐匈奴,也是劳民伤财。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政权。匈奴来请和亲时,博士狄山曾说:“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28](P.3141)。狄山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称,“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29](P.1027)。所说“中国一统”,无疑是指西汉一统,所说“中国”就是指西汉国家。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21](P.2950)。公孙弘认为通西南夷,置沧海郡和朔方郡,耗费西汉大量人力物力,会使西汉国家走向疲劳困敝。严安也曾在上书中称:“今中国无狗吠之惊”[21](P.2959),认为西汉社会稳定,没有战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30](P.2995),认为大夏等人仰慕西汉王朝。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遂“发间使,四道并出”[31](P.3166),与西方国家进行广泛联系。“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6](P.3318),认为大夏等远蛮愿意观礼西汉,与西汉进行交往。《万石君传》称西汉“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为“中国多事”[32](P.2767),等等,所说“中国”,都是指西汉国家。

  《史记》称西汉为“中国”,也不仅仅是指汉人的“中国”,也包括汉朝管辖下的各个少数民族。史书中称“春秋时戎狄错居中国”[33](P.1832),汉代大思想家王充曾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34](P.823),原来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到了汉朝建立以后,都成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以上可以看出,《史记》出现的“中国”一词共131次,其中有72次,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说明《史记》中“中国”的涵义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史记》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各族人。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称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也称属于南蛮的楚国为“中国”,在被人们视为“戎狄”的秦国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上,开始逐渐模糊,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也包括秦汉政权控制下各族人,“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多民族的“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二、九州、十二州与多民族“中国”的构建

  司马迁《史记》“中国”一词的涵义,除了具有指称“一国之中心的都城”“中原”“华夏汉族”“文化”和国家政权等涵义以外,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时“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35](P.43),称大禹治水以后,划“定九州”。《夏本纪》称,禹定九州以后,“九州攸同……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南朝宋裴骃集解引郑玄的话解释这里的“中国”一词说:“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36](P.75)。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九州”,“九州”和“中国”显然是一个意思。禹所定九州,为冀、沇(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中,冀州包括“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的地区;青州“嵎夷既略”,“莱夷为牧”;扬州包括“岛夷卉服”;雍州“三苗大序”,“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36](P.52-65)。《南越列传》称“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张守节《正义》称南越之地属于“夏禹九州”之中的“杨州”,“故云杨越”[23](P.2967)。即认为南越地区也在九州之内。按此记载,禹所划定的九州,并非仅仅指中原华夏人居住地区,也应该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五帝本纪》又称,舜“肇十有二州”。马融释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35](P.27)。司马迁谓“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18](P.1342)。虽称“夷狄”为外,但明确表示“十二州”是“中国”。舜肇“十二州”是在禹定“九州”基础上分置并、幽、营三州而成,实际上,与禹定“九州”是一致的。禹定“九州”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舜肇“十二州”亦应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元人撰写《辽史》时曾谓“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认为契丹人活动地域跨有“幽、并、营之境”[37](P.437)。《大明一统志》在记述舜“肇十有二州”时说“舜分冀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今辽宁北镇)以西之地;青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38](P.1749)。清人顾炎武在论述此问题时,称“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认为“幽则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则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营则今辽东大宁之地”[④]。认为幽、并、营三州已达北方塞外及东北远夷之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又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18](P.1346)。“二十八舍”即“二十八星宿”。古人将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区,分别由不同星官主管。称二十八星宿主管“十二州”,似有二十八星宿主管整个天下的意思,也有天下为“十二州”的意思,上天主管的天下“十二州”,也不应该仅仅指中原华夏族居住区,也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居住区。因此,司马迁在此处所说的“内冠带,外夷狄”与“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似不是相对应的一回事,而是二回事。所说“中国”并非仅仅指“内冠带”的华夏民族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邹衍进一步发挥了禹序“九州”学说,又构建了“大九州”学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39](P.2344)。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个州,即“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外像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加上赤县神州共九个州,即“大九州”。中国赤县神州不过是“大九州”天下体系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应该是“中国赤县神州即‘小九州’”中的一个州是“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赤县神州”是“大九州”的九分之一)。按照邹衍构想的“大九州”天下体系,原来禹定“九州”和舜肇“十二州”都是“赤县神州”,都应该称“中国”。

  邹衍构建“大九州”学说以后,人们对中国九州(赤县神州)范围的认识似有缩小,一些人认为“九州中国之地”[40](P.53),仅指中原华夏人居住地区,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区。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赤县神州的“九州”既然是“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别五服”⑥的“九州”和“五服”,就应该等同于禹时的“九州”“五服”和“天下”。禹“分天下为九州”,“天下”就成了“九州”的代名词。“中国九州名赤县,即禹之九州也”[41](P.87),“禹之九州”即是“中国九州”,“中国”也就成了“天下”的同义词。黄晖在校释王充《论衡》“方今天下”一语时“谓中国九州”[42](P.477),即称“天下”为“中国九州”,将“中国九州”与“天下”等同起来。

  《史记》在叙述禹定“九州”之后,紧接着记载夏朝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称“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36](75-77)。司马迁这里所叙内容,主要取材于《尚书·禹贡》,《禹贡》原文没有“令天子之国以外”几个字,孔颖达疏称“甸服去京师最近”[43](P.153)。《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称周代“王畿”之外分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似这里所说的“天子之国”指京师或王畿,是京师或王畿五百里以外为甸服的意思。一般认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44](P.329-330),即认为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是“蛮夷”和“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分“天下”为“九州”,列为“五服”,“天下”即是“九州”,“九州”是“中国”,“天下”和“五服”也就成了“中国”的同义词。唐人陈子昂称“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45](P.898),即称要服荒服之内为“中国”。宋人章如愚曾说,“禹之治水,东及莱牧,西及岛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迹远矣。……九州之域既载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内,复明王化之所止,后世不能知之。夷狄羁縻皆入中国图籍,则《禹贡》之书又所以示王者略外之文也”[46]。即认为“禹之九州”为“五服之内”,“皆入中国图籍”,包括岛夷、皮卉服夷等少数民族。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记载,唐氏曰“尧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为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者不在五服之内”,又“谓夷、镇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四海之内九州”⑦。即认为“四海之内”为“九州”,“九州”在“五服之内”,《周礼》所说的相当于要服和荒服的“夷、镇”等服也在九州之内,不在九州之外。也是将“五服之内”与“中国”“九州”等同起来的意思。按照这些人的认识,“禹之天下”“禹之九州”“禹之五服”与“中国”为同义语,并非仅仅指中原华夏地区,而应该包括“要服”和“荒服”地区的少数民族。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称,商朝时,匈奴的先人“以时入贡,命曰‘荒服’”[4](P.2881),将匈奴列在五服之内。如果按照五服之内为中国理解,似这里也将匈奴列为“中国”了。按此理解,《史记》也是构建了多民族“中国”。

作者简介

姓名:赵永春 刘月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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