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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西藏民主改革研究述评
2020年01月20日 09:56 来源:《西藏研究》(拉萨)2019年第2期 作者:马宁 字号
2020年01月20日 09:56
来源:《西藏研究》(拉萨)2019年第2期 作者:马宁
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

内容摘要:

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了毛泽东与西藏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历程回顾,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成就、成功的原因,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西藏民主改革与人权的关系等重要主题,表现出政治性、历史性、地域性、周期性、注重现实性的特点。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避免重复性,进行多学科、实证性研究,注重口述史资料的搜集工作,才能促进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升华。

  关 键 词:西藏民主改革/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民委委托课题“中尼边境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GMF-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宁,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马宁(1978- ),羌族,甘肃文县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人,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新征程。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截至目前,尚无学者对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过梳理,笔者撰成此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此类研究的重视。

  一、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重要主题

  学术界最早对西藏民主改革进行研究的是黄万纶,他在《论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从农区、牧区和寺院三个方面对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1959年经过平息武装叛乱后,西藏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改革的群众条件、人民武装条件和少数民族干部条件[1]。这篇文章开启了我国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大门,在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吸引着大批学者不断跟进研究,涌现出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回顾学术界60年来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历程,逐渐汇集成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一)毛泽东与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对西藏的关心和重视。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王静之,他在《党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几个政策问题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解放西藏的方式、对待民族宗教上层分子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态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民主改革的方式、土地改革政策、西藏经济、如何对待宗教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认为党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新篇章[2]。宋月红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西藏和平解放后不同阶段的实际,正确认识和处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基础、时机与条件、策略与步骤以及性质与前途等问题,并依此相应作出和平协商、“六年不改”、赎买和“稳定发展”等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开展和实现的[3]。李荟芹的分析更为详细,提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赎买”理念运用到了土地问题上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阶级划分理论,有效地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在西藏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跨越的理论,避免了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弘扬了伟大的创新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4]。徐学超等人也进行了类似研究[5]。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出毛泽东在领导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中的英明决策和领导艺术,将其上升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高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兴趣集中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上,马红霞阐述了毛泽东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采取的以战促和、坚持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既要积极工作又要善于等待、对未叛乱农奴主实行赎买、让个体农牧民休养生息等策略思想,认为“这是在民族工作问题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光辉典范”[6]。续文辉强调了统一战线中分别对待的斗争策略在平叛和改革中的巨大作用,提出无论是在政策上或理论上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特别是对农奴主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重要贡献[7]。谢忠、刘建武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泽东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创造性地制定了分步实施、分类指导民主改革;确定正确的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不划富农,扩大团结面;区别对待左、中、右、叛四种人;对未叛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把组织发动群众和团结爱国进步人士结合起来等一系列符合西藏特点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赢得了西藏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8]。这些研究成果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运用解析得非常透彻,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历程回顾

  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发生在195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学者对当时的情况不太清楚,为了使人们牢记这段历史,完整地呈现西藏民主改革的史实就显得非常必要。一些亲身参与过西藏民主改革的老同志撰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阿沛·阿旺晋美的《难忘的一九五九年》《正确的政策带来伟大的转折》,阴法唐的《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等文章。阿沛·阿旺晋美对在民主改革中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将其视为使他终生难忘的大事[9]。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抒发了自己的体会:“党的正确政策同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取得了推动西藏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伟大变化,其深远意义在于使西藏藏族和其他民族从封建落后、贫困衰亡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走上了开放进步、富裕兴旺的道路”[10]。阴法唐以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污蔑和攻击,认为平息叛乱的胜利给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和由上而下与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是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一大特点[11]。此类文章还有赵慎应的《西藏社会的伟大变革》[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为民主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一些行伍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撰写了一些追忆性的文章。沙舟回顾了自己所在部队1951-1959年在西藏的艰苦岁月,总结道:“我们度过的难忘的八年岁月,换来了西藏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13]黄可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参加西藏民主改革的经过》的文章,记录了西藏平叛开始后,人民解放军遵照“边平边改”的方针,按照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要求,采取了实施军管、组织宣传队、派出工作队和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等形式,参加西藏民主改革的情况。文章认为“部队充分发挥战斗队的职能,有效地保卫了民主改革的成果,为西藏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4]

  还有一些老同志撰写了回忆自己亲身参与西藏具体地区民主改革过程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鉴的《年楚河作证——西藏江孜、日喀则地区民主改革追记》[15],作者当时是《西藏日报》的记者,作为历史见证人,记录下了江孜、日喀则专区进行民主改革的详细过程。另外还有《西藏山南的民主改革》等文章[16],这些文章都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张伟秋[17]、周文姬、霞飞[18]、次仁德吉[19]等人也撰写了一些类似的文章。

  (三)关于西藏民主改革时间的讨论

  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界定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郭有为将西藏民主革命分为1951-1959年3月、1959年3月—1961年两个时期,认为在第二个时期内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20]。郭冠忠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从1951年初开始,至1965年9月基本结束,共计用了近15年时间,分为和平改革、边平叛边改革、稳定发展民主改革成果三个阶段[21]。廉湘民细致地分析了西藏民主改革提出的过程,认为直到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才提上议事日程,在认识到改革的条件不成熟之后,中央在当年9月4日及时发出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简称“九·四指示”),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还必须等待,对在西藏的工作来了一个大收缩,为争取西藏上层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认为,从1959-1961年,西藏各地实行了民主改革[22]。丹珠昂奔主编的《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一书也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为1959年3月—1961年[23]。这种观点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从此以后,学者们在西藏民主改革时间上的认识也达成了一致。

  (四)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研究

  因为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所以学者们非常热衷于讨论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尤为集中。热地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对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西藏民族的繁荣昌盛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划时代的伟大意义。”[24]王静之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的里程碑,把西藏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5]。林健柏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对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西藏民族的繁荣昌盛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伟大意义[26]。黄万纶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完成,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在理论上、国际上也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土地公有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社会改革等理论。特别是在西藏进行寺庙民主改革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对那些宗教信仰盛行的国度、宗教剥削和宗教特权存在的地区来说,具有国际意义[27]。石洪生认为,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西藏民主改革是成功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迎来了西藏历史上的新纪元[28]。王兆国认为,通过民主改革,建立了人民政权,百万农奴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加强了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团结,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开创了西藏与全国人民一起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29]。扎西也认为,民主改革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创造了基本条件,为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西藏同全国一道跨越式发展的崭新时代,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30]。经过学者们的讨论,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普遍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旧西藏的终结和新西藏的开始,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五)西藏民主改革的成就研究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旧西藏形成了天壤之别,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解读。吴从众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百万翻身农奴获得了解放,为西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光辉前景,使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西南边疆更加巩固,使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妄图干涉侵略我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的失败[31]。郭冠忠认为,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超越了旧西藏数百年历史的大飞跃。这是在西藏的历史上,将被西藏人民永远引以自豪的光辉一页,也是一切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所公认的[32]。罗彬认为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西藏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伟大成果,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3]。王运祥回顾了民主改革后西藏农牧技术的改良和科技进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34]。强小林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西藏粮油总产量成倍增加,顺利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广大翻身农奴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者,区内外对高原种植业的特点与地位和生产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日益深化。[35]

  199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学术界对民主改革成就的讨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佳作迭出。胡岩认为,民主改革40年来,社会主义在西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36]。罗彬认为,西藏民主改革40年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有文明、繁荣、昌盛的新西藏[37]。汪德军也认为,民主改革后的40年是西藏发展变化最快的40年,是西藏人民享有充分人权的40年,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实现了社会历史的跨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开辟了西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38]。还有学者回顾了西藏民主改革40年来农牧业[39]、水文工作[40]、科技工作[41]、藏医药[42]等方面的成就。

  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和不断积累,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丹珠昂奔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23]一书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图文并茂地对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参考书。莫福山、苏发祥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变迁》[43]也集中展示了50年来西藏经济、人民生活、城市建设、交通、旅游、教育、环境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袁翔、邢宇皓的《历史的跨越——献给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收录了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讨论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重要意义,揭露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展示了西藏社会发展的成就,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西藏[44]。此外,阴法唐提出,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的大飞跃[45]。张晓峰回顾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总结了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的成就,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46]

  学者们还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论贡献进行了讨论,黄万纶指出西藏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理论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采取适合西藏各民族特点的形式和方法实现民主改革,特别是对农奴主采取区别对待的理论和政策[1]。王小彬认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理论政策上的独创性,体现在赎买政策、不划富农、区别对待等诸多方面,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47]。胡岩则认为赎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贡献。”[36]虽然以往的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赎买政策,但胡岩的界定将这一政策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作者简介

姓名:马宁 工作单位:西藏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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