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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平

【作者简介】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凸显，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必然提上日程。就此，不同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实质是文化一体化，也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全球化文化应该是文化多元化，等等。另外，在当前全球化文化问题争论中，还存在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平等主义、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文化同质性与文化异质性、殖民主义文化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等对立观点。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文化问题的讨论上不能简单地采用二元对立思维，必须用复杂性科学整体与还原相结合等辩证思维对其进行分层思考，在此，笔者认为全球化文化问题应分为二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一、全球化文化问题首先表现为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统一的整体性文化，即意识形态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实现普遍交往的主观要求。事实上，从人类不同民族开始进行交往的时刻，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过程还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大规模地拓展全球化过程，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因为他们有着跟资本、科技配套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制度安排。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全球化过程虽然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但它的实质绝不是靠经济问题的分析就能解释清楚的。同样，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也不简单只是一个文化问题。相当多学者只把全球化文化问题看成单一的文化现象，并从不同文明自身的特点去说明它们的冲突与融合是有片面性的。其实，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进化的。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文化随着历史变迁而变化甚至消亡的现象并不少见。所以，在分析全球化问题时，首先应该把它看成一种制度文化。我们必须肯定当前全球化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张。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由于资本发展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必然会带来文化霸权与文化平等、文化一体与文化多元、文化精神向度与文化世俗向度的对抗。要解决这些对抗，光靠文化呼吁、文化批评与文化抵制是不够的，必须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确立比资本主义更有竞争力的制度文化，即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所说：“实际上，只有在气势上压倒这个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笔者注），才能开始抵制。”②不过，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影响力还赶不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和生命活力。因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一方面要充分吸纳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要巧妙地利用现有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形势提出并营造有利于我们自身发展的国际理论和国际环境。应该清醒地看到，简单地提倡并竭力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是不合时宜的，更是不利于我们自身发展的，毕竟面对国际上资本主义强劲发展势头我们的实力还比较弱小。应该抓住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想称霸全球、形成世界一体化格局的想法，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从长远看它们更多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因而有联合的可能），努力把世界推向多极化的发展格局。在众多利益纷争面前，多极化形成的各种力量互相制衡更有利用于世界的和平，也会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在营造和平世界环境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和为贵”、“亲仁善邻”、“执两用中”等思想极显魅力。

　　二、全球化文化问题必须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特质。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而狭义文化只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从狭义文化来看，我们以前只把它等同于意识形态，事实并非如此。意识形态只是观念形态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是其核心部分），但它并不能涵盖全部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主要是反映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但作为传统而承继下来的文化主要反映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精神世界等方面关系。在历史发展中，传统文化不可能独立存在，它自然要与不同意识形态融合（或被不同意识形态改造和利用），但随着历史变迁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更换，传统文化仍保持其相对独立的形态。传统文化从其延绵的载体来看，主要是靠各种经典、生活制度与社会心理；从其影响方式来看，主要是影响人们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和对生活意义的体认。历史发展证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惯性，要根本改变其核心内涵特别是改变其价值观念和对生活意义的体认十分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改变），亨廷顿之所以提出“文明冲突论”也正基于如此考虑。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相比于冷战时期，由于两种制度文化力量对比悬殊，“意识形态斗争淡出，民族文化斗争凸显”已成为当前一种重要的国际文化现象。许多民族与国家把捍卫民族文化当成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和争取国防地位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也的确存在着如亨廷顿所说民族文化认同已成为国家联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由于不同民族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不同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对抗，因而“文明冲突”的确也成为当今国际文化舞台另一种重要现象。文化问题需要用文化的方式解决。从历史上看，民族文化冲突问题的解决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突变式，二是渐进式；前者往往通过暴力来实现，后者往往通过文化对话来实现。不过，民族文化地位与作用的凸显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可能决定一切。事实上，在民族文化斗争的背后深藏着两种意识形态和各种经济、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博弈，民族文化问题必须将它们综合起来考虑才有可能合理解决。尽管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用暴力方式解决文化问题已不合潮流，但当前国际形势并不太平，强权与暴力仍然存在，一些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民族价值存在之合理性，利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向他们强制输入代表他们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从而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最终甚至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捍卫民族价值观而采取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③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倡导并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既反对霸权主义，又反对恐怖主义，把文化问题的解决引向正常的对话渠道上来，促成并建立合理的世界文化对话机制。民族文化的解决本是民族自身的事务，必须由本民族人们自身抉择，但也不允许把民族文化问题扩大化，更不允许因解决本民族文化问题给其它民族带来伤害。此外，在对待包括本民族文化内容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有这样清醒的意识：任何民族文化都良莠并存，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并不完全在于其悠久的历史，更在于符合时代发展的旋律，把握时代的脉搏，据此，我们既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殖民主义。当前有一种文化思潮很值得关注，即后殖民主义文化。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内容上看，它的确提出了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文化现象—隐性文化殖民。但如果我们因此像后殖民主义文化论者所言把所有宣扬、学习其它民族文化理论都看成是对本民族的文化殖民，从而拒斥一切他者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话，那显然是把小孩与洗澡水一起泼掉。他者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代表其独特立场的文化价值取向，当然也有不少糟粕，但任何文化特别是延绵历史较长的文化都应该有值得人类共享的因素。仅就西方文化而言，它有“主体中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特性，但其基本的“民主”与“科学”理念却是有进步意义和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国际国内有一些学者不仅把“民主”理念看成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也把“科学”理念罗列其中（即所谓社会构成主义的科学观），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不错，西方民主理念有其个人主义性质并长期与资产阶级思想结合在一起，但它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一无是处，相比人类历史长河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它有着十分重要的进步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此，但它仍然应该是我们借鉴、学习和超越不可或缺的基础。尽管西方科学与西方文化紧密相连并主张还原思维、缺少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倾向，但西方科学带给人类的进步却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能简单用裙带关系一叶障目，应该作仔细甄别。总之，在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又要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在处理当前国际关系和促进国家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时也不能把民族文化作用扩大化，更不能把民族文化看成是超越一切和决定一切的东西。

　　三、全球化文化问题必须考虑到产业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产业文化是一种既不同于观念形态文化，又不同于物质文化与行为制度文化的新文化，它是经济力与文化力相统一的新型文化。以前我们虽然也强调观念形态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反作用”，它只是通过某种观念文化指导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建立来影响经济的发展。虽然我们也说“精神可以变物质”，但这种精神对物质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它是通过某种正确理念的指导或意志力和情感力的发挥来实现对物质世界影响。而产业文化则不同，这里的文化不仅指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更是指文化与经济的直接结合。从产业文化角度看，文化就是经济（即文化生产力），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文化产业被称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就产业文化而言，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产业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出现需要这样两个条件：一是科技的发展已足以在短时间内把知识直接变成物质财富，并可以大批量地复制生产，二是人们的社会物质需求基本满足，更加朝向精神和文化需求发展。也就是说，产业文化的发展只有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才有可能。对此，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有启迪意义的。从产业文化的发展来看，它虽然是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但事实上它的发展并不完全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来生产，而更多的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生产；它是按照商品生产与发展规律来培育人们的文化需要，刺激人们的文化消费，并以此实现扩大再生产和追求利润的目的：产业文化的重心不是文化，而是产业④。产业文化的形成是通过三个环节的互动实现的，即日常生活、商品消费与流行文化。其中，日常生活是前提与基础，商品消费是条件，文化因素是内涵。只有日常生活有足够量且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社会也能提供大量符合大众需求的商品，产业文化才能发展。在产业文化中，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能容纳其中，只有流行文化才能刺激产业文化迅猛发展。因为，产业文化的重心是产业，它是要通过大批量的生产并最终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而只为少数人掌握并欣赏的高雅文化就难以纳入产业文化发展的轨道，只有符合绝大多数人审美需求的流行文化（也称大众文化）才能实现如此目的。另外，流行文化快速多变的特点也符合商品生产需要不断更新换代的要求。产业文化有双向功能，一是带来经济发展，二是弘扬并传承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产业文化的发展必须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做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正是在产业文化意义上，我们才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并垄断着全球产业文化的发展。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精美的产品包装，更因为他们有以本土文化为核心广泛接纳世界不同文化的机制。目前有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和一部电影—《2012》很让中国人兴奋，前者仅凭书名就能吸引中国人眼球，后者更为不少发行商打出“中国拯救地球”、“中国精神救赎人类”的招牌。先不管它们有无意识形态用意，单从产业文化角度看，它们有着明显面向世界文化和考虑世界受众群体的宽广视野。正如《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马丁•雅克所说：“这的确是很吸引人的标题，……我写书，必须要吸引人们注意，让他们首先开始翻这本书。”若再深层拷问《2012》，我们又不难发现拯救地球的领导者仍然是美国人，中国人只是以其出色的制造业水平与组织力辅佐其右。当然，我们无需把更多精力放在批评“美国意识”上，我们更需关心如何树立“中国意识”，防止美国式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在中国盛行。客观上讲，中国不缺乏可供产业文化利用的文化资源，也不缺乏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但我们缺失容纳时代气息民族精神的提炼和接纳、消融不同文化的机制。我们无须以“中国意识”抗衡“美国意识”，毕竟我们还缺少像美国那样支撑产业文化的雄厚资本，我们只需在提炼“中国意识”的基础之上，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与未来，逐步壮大我们的文化产业。

　　四、结语。上述分析是全球化文化问题的不同方面，彼此不能互相替代，更不能混同。当前，中国存在各种文化因素，有现代，也有前现代、后现代；有主流意识形态，也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有精英文化，也有大众文化，等等。对于这些因素并存，不能用单一思维去解决，必须分层思考，综合分析，分块解决。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主体结构就是上述所析的三个层次。就这三个层次而言，我们也不能等量齐观，而要区分主次。笔者认为上述三个层次的关系是“一体两翼”，其中第一个层次问题是“体”，第二、第三层次问题是“翼”。只有解决好第一个层次问题，其它二个层次问题才可能很好解决。当然，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矛盾，更不是说第一个层次问题解决了，第二、第三层次问题就自然解决。事实上，每个层次都有自身的独立性，都会碰到其它层次难以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如：文化民族性问题就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建立怎样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文化民族性问题都不能自行解决，它的解决必须由不同民族自身通过对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全盘思考上筛选并重构。再如，产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民族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前者具有明显的解构后者追求精神向度的特征。对于这些问题，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在“一体两翼”的思路下，运用对立统一等辩证思维解决。三个层次的文化问题如下图所示：

　　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聚合重合地带，离散“两翼”边缘地带，并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划出游离于此的警戒地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③参阅杨生平等：“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的文化反思”，《江汉论坛》2009年第6期。

　　④产业文化的通常说法应该是“文化产业”。这里为了重点考察文化问题，故而称之为产业文化。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