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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传承对智力发展的影响
2011年07月11日 17:06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董艳

 

【内容摘要】人的智力发展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智力的组成结构、智力的表现特征方面差异显著。文化决定智力的发展方向。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特定的指向性,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智力特点。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承;智力;影响

【作者简介】董艳,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78(2006)06-0005-07



  智力是一种心理能力,它包含推理、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思想、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等能力。[1] 自1907年第一个智力测量表诞生以来,人们普遍相信智力可以定量并归结为一个分数——智商,希望通过测试分数,将人分出聪明与愚钝,以便于分类教学。随着对智力测验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为,智力具有多种成分,依据不同的经验范围,人具有几种不同的智力。

  人们对智力分数高低由遗传决定的理论提出质疑。人们普遍认为,人的智力发展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智力测验的有效性受制于量表的文化倾向。如赞比亚一个村落由其成年人挑选出的“聪明”孩子在智力测验上得分并不是最高的。这表明心理学家和村落人关于智力的概念是不同的。[2] 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智力的组成结构及表现特征方面差异明显。如蒙古族对马的年龄的认知及狩猎民族仅凭动物的粪便便可知晓是什么动物、离开了多长时间。文化是造成这种群体性智力结构或特征差异的主要原因,文化决定智力的发展方向。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了,由这种民族文化打造的民族智力特征也会随之消亡,这个民族在智力发展方面的特征也就“泯然众人矣”。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特定的指向性,文化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智力特点。我们所要谈及的不是智力的平均商数,而是智力的特殊结构或特征。

  人的心理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活动中孕育、发展、成熟的。人们习得、运用民族文化的过程,就给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在刺绣中发展了敏锐观察大自然中的花鸟鱼虫的能力,在练习踩高跷中平衡感得到了训练,学习剪纸发展了想象力和视知觉,在口耳传承的民间文学中练就了记忆力,等等。

  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影响、生计要求或职业熏陶,人们经常运用某一种或几种感知器官,并对一些特定的对象进行感知,因而其智力的组成具有独特的结构或特征。

  如4~6岁的朝鲜族、汉族儿童喜爱的颜色均是黄、红、橙,没有差别。[5] (P45)但通过各自民族文化的影响,到了成人,朝鲜族具有了“白衣同胞”之称,汉族则以红色为富贵、吉祥,尤其是婚庆、节日时更喜欢以红色渲染气氛。

  藏族同胞仅仅通过感觉空气的寒冷与湿度的变化、雪的黏稠度,就能判断登雪山平安无事,还是将有雪崩来临。

  侗族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使世人惊叹,因为侗族村民从小就在歌中生活,在歌中劳动,具有了精确的辨音本领,无论几十人、上百人,一张口,优美的多声部和声就在鼓楼上空回响。现在的专业合唱团即便有音乐伴奏、定音,各个声部也要经过很多训练才能形成优美的和声。

  心理学家比里用文化生态理论对此加以解释。他认为,生存经济的性质不同,需要不同的技能,造成了认知发展的差异。狩猎民族的空间知觉辨别能力较强,而农业民族的重量守恒能力比较发达。游牧民族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驯马、逐草而居,强调“空间”能力的发展。而定居的农业社会强调“数”概念的发展,他们要计算土地面积、种子、肥料的配比关系,知道一年辛苦之后有多少收成。

  生态文化因素不影响各阶段的发展序列,但影响发展的速度,影响各种能力的发展与操作水平的发展。1975年,心理学家达森对以渔猎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农业为生的非洲某民族进行测试后,证实了上述理论。

  儿童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充分运用视、听、味、机体内部等感知器官,就会出现感觉统合失调症。这被称为“城市儿童病”。

  感觉统合是指大脑将从身体各种感觉器官传来的感觉信息进行多次的组织分析、综合处理后,做出正确决策,使整个机体和谐有效地运作。大脑的不同部位必须经过统一协调的工作才能完成人类高级而复杂的认知活动,包括注意力、组织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概括和理解能力。当大脑对感觉信息的统合发生问题时,就会使机体不能有效运作,称为感觉统合失调。

  儿童在学习与生活中患感觉统合失调症,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其认知能力与适应能力。人的感觉统合系统分为视觉统合系统、听觉统合系统、触觉统合系统、平衡统合系统与本体统合系统等。视觉统合失调的儿童表现为读书常会跳行、经常抄错数学题目、生活中还常常丢三落四;听觉统合失调的儿童则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差;触觉统合失调的孩子往往对别人的触摸十分敏感,总有一种担心害怕、易受惊的感觉,好动、不安、怕剃头、怕打针,心理上总处在一种紊乱状态;平衡统合失调的孩子常观测不准距离,做事时协调能力较差,无法正确掌握方向,对事物的兴趣减少,往往会严重影响其学习与认知热情;本体统合失调的孩子多数表现在上体育课时不会跳绳、跑步时动作不协调、上音乐课时常常发音不准,甚至与人交谈、上课发言时口吃等。

  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那些本民族文化保存相对完好地区的儿童,发生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比较少。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是不会患上平衡和本体统合失调症的;会玩蛤喇哈、打沙包、跳竹竿舞的孩子一定手眼脑协调,眼疾手快,反应灵敏;荡秋千的朝鲜族女孩子也不会患上恐高症和眩晕症;维吾尔族姑娘个个能像“陀螺”一样快速旋转,之后还能继续展现优美的舞姿。

  一、观察力

  观察力是指人们运用感知器官有意识、有计划并伴有思维积极参与的认知能力。观察力是一个人智力活动的源泉。如果一个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他的智力活动就成为“无源之水”。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儿童长期生活在缺乏感觉刺激的环境下,就会在理智内容上苍白空泛,而且注意力涣散,缺乏学习能力。达尔文曾说过: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在中人之上。[3] (P28)

  人的观察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不断地运用自己的视、听、味、机体内部等感知器官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代际传承中,也就是个体学习、运用过程中,使个体的观察力得到了训练和发展。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艺术是增加感知能力的最有效手段,没有这种感知力,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创造性思维都不可能。”[4]

  以眼睛为感受器形成的视知觉帮助人类获得的信息占信息总量的80%以上。比如,要捏出神气活现的猴王,必须细心观察猴子的眼神、面部表情、动作特征,诸如抱小猴时的母子情深、打斗时的怒目圆睁、戏耍时的顽皮机灵、猴王对众猴的君临天下等。再如,泉州木偶具有不同表情的面孔,需要雕刻者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人们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才能做得到。

  人的观察力高低还受制于个人注意力发展的水平。注意是指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对观察对象或所从事活动的指向与集中。它使我们能够对信息加以选择,对选择出的观察对象得到清晰、深刻和完整的反映。所以,注意力是观察力的必要条件,是人的智力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人的注意力也同样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并可通过培养和训练达到较高水平的,专心致志从事某件工作可达到“忘我”的境界。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鄂伦春人听兽叫、观兽迹、查兽粪,熟悉动物的生活规律与出行路线,逐渐形成一种做事专一、不易分心、注意力集中的特点。[5] (P75)维吾尔族的高空平衡木——“达瓦孜”,即高空走绳,它要求艺人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表演,艺人必须具备精湛的技艺和超人的勇气,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不能有半点分心。[6]

  皮影的制作是在动物皮上雕刻,用力太轻达不到目的,用力太重会损坏皮革,对制作者把握手部力度、手眼协调的要求非常高。一个皮影的制作往往要数天才能完成,所以在方寸之间刻画更需要制作者高度专心致志,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皮影的雕镂过程不仅锻炼了人的眼手协调的运动能力,也培养了注意力集中的优秀品质。

  注意力的合理分配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它能使人们在同一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泉州木偶要靠16根到32根提线操纵,最多时表演者要用10个指头控制36条线,既要操纵提线让木偶做出各种姿态、动作,还要与音乐合拍,真可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舞指蹈”。

  二、记忆力

  记忆力就是人们把经历过的事物储存在大脑里并能提取出来的能力。一个人只要大脑功能正常,外界的信息总会在脑中留下痕迹,保存起来,甚至会有照片式记忆。大多数人包括儿童,记忆的种类、数量、质量和提取记忆信息的能力是有差异的,甚至差异较大,往往影响了问题的解决和学业成就。

  据研究,人在胎儿期就已经具有了记忆心理现象。客观世界各种信息进入人脑后,以各种心理符号进行表现和记载,即表征。

  按照记忆的内容,表征的方式也就是心理符号有不同种类,有形象记忆、声音记忆、情节记忆、语义记忆、动觉记忆。

  不同的活动,需要和发展了人的不同记忆力。刺绣、剪纸、蜡染需要人们将日常所见的花鸟鱼虫、自然景观、人物表情举止、劳动生活场景等牢记在心,在脑海中勾画出图形,用剪刀、丝线、蜂蜡等不同的载体,将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发展了人的形象记忆力。如苏绣中的“仿真绣”以精细雅洁的绣风描绘花鸟鱼虫;绣肖像则要对人体的基本结构、透视效果、明暗变化十分了解,绣娘以针代笔、以线代墨进行绘画。[7]

  民歌发展了人的听觉记忆。历史上,侗族是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民族的历史、生产生活知识、男女社交、伦理道德、风土民情等都是靠歌来记录、靠歌来传承的。古往今来的侗歌传承一直呈现为纯粹的口头模式,凭借记忆以口耳相传。在杨晓的《南侗歌师论述》一文中,详细地记录了小黄寨歌师的基本情况,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记歌多且准确,而且有着出众的记忆能力。这种口头传歌的记忆形式,属于听觉记忆类型。侗族的歌手们有着令人惊异的音乐素质:无论何时何地唱某首歌,一张嘴就是某个固定的调,固定的音高和明确的调高概念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员。这种音乐素质的培养和训练当然是与侗族口头的传唱方式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了侗族人准确、良好的听觉记忆力。反过来,这种听觉记忆力又促进了侗歌的继承、发展和再创造。这种特殊的传承方式对侗族人的记忆品质的培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品酒发展了人的味觉记忆。品酒师菲利普•富尔说:“我脑子里储存了10000种以上的味道,平均每年品尝3000多种新酒。某种滋味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我一般都能与记忆库的信息对上号,尤其是好酒名酒。”[8]

  猎人和牧马人都具有根据动物的气息辨别动物的种属、动物健康状况、动物的行踪等独特本领。长期与各种动物打交道的生活方式发展了人的嗅觉记忆。

  乐手演奏弦乐,不用眼睛,就能准确找到指尖的位置,这归功于长期演奏而形成的动觉记忆。

  从小开始训练记忆,能够刺激人的脑组织发育和神经之间的联结。彝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家支教育习俗,家支即家族支系,是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集团。采取父子联名的办法保持血缘关系的巩固和延伸,若干代以后形成一条家支链,凡是本家支成员都可以从这链条上找出自己的名字。为了让子女了解自己的家支,每个家庭要进行家支历史教育,背诵家族一代一代祖先的名字,熟记家谱,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家谱,证明自己所属家支,遇到本家“家门”,就会受到亲人般的接待,并得到热情帮助。彝族成员都能背诵自己祖先的名字,最好的能记忆一百多代。家支教育发展了彝族人的语义记忆。

  “克智”论辩活动在大小凉山长期盛行,产生了众多的口头论辩辞赋(kebur hxaxjo)。正如论辩手在比赛中所说的那样:“天上千颗星,克智数不清;地上千棵草,克智数不完。克智要用箩篼装,箩篼下面有漏洞,说了三天三夜,漏的没有说的多;克智有如牛毛多,说了三年零三个月,没有说完两个牛耳朵。”至今诺苏彝人在赛歌时还有用筛子来装歌的风俗,即唱一首歌就插一根草秆在筛子眼里。流传至今的这一古老的歌俗在《西南彝志•人文志》中就有类似记载:“歌师宣雅颂,歌师讲论文,雅颂与论文,筛子眼样多。”在大小凉山,以美姑县为中心的“义诺”次方言区,因“克智”活动长期盛行,“克智”能手辈出,被人们公认为“克智的故乡”。[9]“克智”不仅是一种带有竞赛性和娱乐性的口头论辩活动,也是史诗演述的形式载体,它不仅造就了一批批崇尚口头艺术的辩才,也为一代代史诗演述人提供了天然的舞台,为史诗传统的世代口耳相承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在“克智”论辩得以弘扬光大的义诺地区,史诗“勒俄”的演述作为一种鲜活的口头表演艺术一直经久不衰。

  河北省藁城耿村1987年有281户、1100人,“穷讲善念的有200多人”,十里八乡称耿村为“笑话村”、“穷讲善念村”。自1987年以来,普查组抽样调查了100多人,确定67人为大中型故事家、5家为故事家庭,其中已故者12人、健在者55人,年纪最大者86岁、最小者23岁。靳正新因作品最多(807个故事)而荣获“全国十大民间故事家”称号。普查组整理出各类故事4630篇,5000余万字。《耿村的一千零一夜》即是从中精选出的1100篇故事。耿村故事家分为家传型、嗜好型、文人型、育人型、哄儿教女型。讲述风格分为聊天讲古式,如靳正新、张才才;评书式风格,如靳景祥;家传式风格,如侯果果,其父侯占魁是大故事家。据侯果果说,她父亲弥留之际不闭眼,专等她回家。当她赶到时,父亲给她讲了一个从前没讲完的故事后才咽气。[10]

  口传艺人和讲故事能手在其成长过程中聚沙成塔,练就了丰富的记忆力,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座“文化的宝库”。

  由此可见,文化类型不同、文化习俗不同,从而发展了不同的记忆类型。

  人类的长期记忆中贮存着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程序性记忆是关于怎样去做某些事情及对具有先后顺序的活动的记忆,即如何操作的技能记忆。程序记忆中主要包括认知与动作技能两部分,是个体由观察学习与实际操作练习而习得的记忆。个体首先发展起来的是程序性记忆。手工艺制造、舞蹈、美术、音乐、体育等的学习与训练,使人们具有了程序性记忆。程序性记忆是一系列条件反射的连锁,可以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自动执行更长的行为序列。它可以提高人的工作效率,减轻人的意识负担。程序记忆经久不忘。程序性知识是技能教育的内容之一。蜡染工艺、编织工艺、刺绣工艺、滑冰与滑雪等活动都由一系列动作组成,只有动作自然协调才能形成高超的技能技巧。苏绣新传人姚建萍带领38人的团队,在135天内采用细乱、粗乱、细平等几十种针法及1650种色线绣制成《高山流水校友情》。只有具备精湛的技艺,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场面宏大的作品。[7] 她说:“要动脑筋去表现不同面料的服装,还要绣出人物的气质和个性。”她取材于周恩来晚年接待外宾的一张照片绣成的《沉思》,以细腻的质感、协调的配色、自然的明暗与传神的人物刻画,获得了首届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

  陈述性记忆是一种事实记忆,是一个人对事实性信息的记忆,也就是关于知识是什么的记忆。它分为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内隐记忆是指无需有意识努力信息就可以获得;外显记忆恰好相反,需要有意识努力去恢复信息。陈述性记忆可以言传,它是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神话故事、史诗、歌谣、民间故事这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传递了历史知识、伦理道德、自然知识、生活知识等。如满族歌谣《灭了大明建大清》[11] 记录了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小罕)建立大清的历史,表达了对努尔哈赤(小罕)的崇敬:“玛路① 子倒,玛路子歪,玛路子底下菊花开,菊花开在老山肋,小罕盖着波罗叶被。半了夜,刮大风,小罕起来发大兵,骑青马,挎弯弓,灭了大明建大清。”

  三、想象力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想象是在记忆表象基础上进行的。爱因斯坦曾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3] (P68)

  儿童游戏离不开想象,没有想象的参与就没有游戏。在想象中,儿童体验着他们观察到的生活,并可以随意地将现实生活加以改造。在缺少必要的玩具的情况下,儿童可以通过想象使游戏得以继续;在有玩具的情况下,想象可以使游戏进行得更加有声有色、丰富逼真、趣味十足。想象游戏是儿童向生活学习、发展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丰富自己所认识的事物的重要途径。“哈尼卡”即达斡尔族传统游戏中的纸偶,有男女老少等不同形象,而且是根据达斡尔族传统的服饰特征来制作和装饰的。它是一种达斡尔族传统的民间剪纸工艺,又是达斡尔族儿童喜欢玩的一种游戏。游戏中,孩子们安排纸偶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等,多的会有几十个;想象着纸偶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猎人、农民、工人、教师、医生、售货员等,并为这些色彩斑斓的纸偶编织着动人的故事。

  艺术创作更需要想象,通过想象,感受头脑中的人物形象、各种场景,才能进行创作活动。著名作家福楼拜在一封信中曾写道:我从午后两点起(除吃午饭的25分钟外)一直在写《包法利夫人》。我聚精会神地描写着骑马漫游在途中的情境,我感到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度过了我一生中少见的一天,好像生活在幻觉中。[12]

  艺术欣赏也离不开想象。只有能在头脑中想象出各种情景、情节或人物形象,才能欣赏到艺术作品的美。如皮影大多是以侧面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的,并且大多脸部表情缺少变化,动作夸张简单。所以在观看皮影戏时,需要观众根据唱腔和动作去揣摩人物的感情与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欣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时,通过如泣如诉的音乐,人们头脑中再现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的缠绵和抗婚的坚贞,为他们凄美的爱情落泪动情。

  不同的艺术形式,需要人的想象的参与也不同。视觉艺术由于其自身特点,想象在艺术欣赏中的参与性相对其他艺术形式较弱,但现代抽象派绘画的欣赏则全依赖于人的理解与想象力。

  想象有再造想象与创造想象之分。再造想象是人们根据别人的言语叙述、文字描述或图形示意,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陕北安塞老人们的剪纸虽然是大刀阔斧、随心而剪,但她们不是乱剪,剪的图案一定有个说法和摹本。如陕北地区的典型花样“蛇盘兔”就印证了当地民谣:“要想富,蛇盘兔;蛇盘兔,必定富”;“娃娃坐莲”、“娃娃钻莲”、“娃娃采莲”则源自当地民谣“娃娃坐莲花,两口子好缘法”。

  创造想象是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创造想象对已有表象进行选择、加工、改造,而产生可以作为创造性活动“蓝图”的新形象。陕北安塞大多数的剪纸高手都不识几个字,但肚子里却藏有剪不完的花样。剪花妇女们平时善于细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形状,记入脑中。手执剪刀,不用草稿,刀随心剪,将记忆在脑中的物象,加上自己的丰富情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人生的理解及精神世界的寄托,发挥想象力,海阔天空自由创作。凭借当地传统乡土文化根深蒂固的美学思想,巧妙地运用变形、夸张等表现手法,用剪刀剪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剪纸作品,极富感染力和创造力。例如“艾虎”,老虎的肚子里还有两只小老虎,问作者为什么老虎的肚子里还套着小老虎,她的回答是:“老虎怀着孩子就是这样的。”剪纸老艺人用自己独特的想象诠释客观现实。剪“二龙戏珠”时,老艺人李秀芳常把“眼珠”剪成“蜘蛛”,原因是她不识字,只是听人说起二龙戏珠,也不知道是什么“珠”,就剪成蜘蛛的“蛛”。剪纸的过程是思想情感自由释放的过程。凭借想象力、创造力及生活中的灵感,大胆地运用夸张、删减的手法,展现出现实世界的精神面貌。

  注释:

  ①玛路:满语malu,酒瓶。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 心理与生活[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64.

  [2][德]鲍利克,[美]罗森茨维格. 国际心理学手册(下)[M]. 张厚粲主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74.

  [3]转引自燕国才. 智力与学习[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28.

  [4][美]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5.

  [5]孙玉兰,徐玉良. 民族心理学[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6]http: //www. kashi. gov. cn/Kashi-News/2005/04/20050425j. htm.

  [7]颜箐. 姚建萍飞针走线挑战苏绣极限(探访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十一)[N]. 北京青年报,2006-03-14 D4.

  [8]http: //www. winetour. cn, 2005-01-26,《环球》杂志社记者刘芳.

  [9]巴莫曲布嫫. 美姑彝族口头论辩田野研究基地[Z]. 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 //www. iel. org. cn).

  [10]李彦春. 河北耿村的一千零一夜[N]. 北京青年报,2006-01-07 D4.

  [11]博大公等. 满族民歌集[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13.

  [12]孙云晓主编. 打开想象力之门[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1:14.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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