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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青年后备人才 引领民族史学发展
2021年10月03日 09: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农颖 高雪峰 字号
2021年10月03日 09: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农颖 高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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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中国民族史研究创新发展,推动民族史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学术队伍建设,近日,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承办的第三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在线上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21家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27位学员和7位专家、6家名刊及其主编参加了本届研习营活动。研习营为期一周,包括专家讲座、“名刊名编面对面”、学员研讨三个主要环节,同时为丰富、活跃研习营的活动内容,研习营还开设了学术沙龙,供学员与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构建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天晓致辞。 主办方/供图

  研习营旨在营造学术研究氛围,厚植学术研究基础,为民族史学科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应有贡献。中国民族史学会代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天晓在致辞中强调,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是中国民族史学会为培养后备人才、引领学术发展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是中国民族史学会在新时代民族史发展的背景下积极贡献力量和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他认为研习营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研习营充分注重学术前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以培养优秀的青年学者为宏旨,以打造学术精品力作为目标,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指出,近年来在历史研究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历史学蓬勃发展的大好背景下,民族史学者应抓住发展机遇,适应时代和国家的需要,以史为镜,服务现实,担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光荣使命。他提出两点希望与要求:第一,中国民族史学会是民族史发展的共同平台,学会的代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到学会和民族所的学术活动中,共同建设民族史学科的美好未来。第二,青年学者要抓住机遇,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团结协作,互相交流,共同促进民族史学科更好发展。最后,他表示,本届研习营是中国民族史学会举办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旨在推动民族史学科的深入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云南大学常务副校长李晨阳致辞。 主办方/供图

  云南大学常务副校长李晨阳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研习营活动对学术传承的重要意义,认为本届研习营既有著名专家的高水平讲座,又有与著名期刊主编的互动,也有学员的发言、点评和互动,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对培养青年学者意义重大。他介绍了云南大学的发展历程和民族史学科建设情况,指出云南大学具有悠久的民族史学传统,学术资源丰富,学术积淀深厚,为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和建设作出过卓越贡献;新的历史时期,云南大学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加强民族史学科建设,密切与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学术团体、学术机构的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他指出,此次研习营汇集了国内顶尖的民族史专家和顶级学术刊物的知名主编,吸引了全国各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青年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和云南大学民族史学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他希望参加本届研习营的所有营员珍惜机会,认真学习,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希望所有营员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民族史研究的指导,通过本次研习营做到学史增信。

  专家讲座授课:聚焦前沿 开拓视野 

  在研习营进入讲座授课环节,讲座专家以最新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重点难点问题、新时代新使命等,讲座具有突出的示范性、引导性,对学员们启发思维、开拓视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姚大力发言。 主办方/供图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姚大力的讲题为“传统中国的民族意识”,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时代的民族意识。他首先举例讨论中国历史民族形成的问题,通过丰富的多语种材料及历史比较语言学知识进行细部分析,并将人类学族群认同理论引入民族史研究领域,深入讨论明清时期中国回族与满族族群认同的形成及其历史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国内外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关于民族形成路径的理论探讨,进一步提出: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存在,族群可以理解为一种亚民族群体。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民族在前近代时期即已在本民族精英或准精英的主导下,形成具有共同血统观念的集体身份意识,即族裔认同观念。随后,姚大力结合史料和案例说明历史上的原民族的意识或伴生性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区分。最后,姚大力讨论了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认同的问题。他认为,“民族国家”不是现代国家的标准模式,也不能被视为现代国家的等义词。我们应当以最大的热情拥抱统一多民族国家模式。他同时指出,当代边疆学研究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治理”或“经营”视角,还应当充分关注边疆人群对此的回应与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发言。 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主讲的题目为“蒙古文历史文献对古代蒙古史研究的价值及整理研究”。乌兰对历史上诸多的蒙古文文献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史书、家谱、法典、文书、碑刻石刻资料、印章符牌等不同种类的文献;她重点论述了《蒙古秘史》(明代译作《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纲》、《黄金史》、《黄史》、《蒙古源流》等蒙古文历史著作,并阐述了蒙古文史著的发展。面对浩繁的蒙古历史文献,她指出,不同时期的蒙古文历史文献具备着不同的修史风格和特点。之后,她在对蒙古文历史文献的介绍基础之上,进一步阐明其历史价值,认为蒙古文历史文献具有所记本民族内部的情况相对详细准确、所记内容可与汉文史料互证互补的优点。此外就史学思想价值而言,她认为蒙古文历史文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蕴涵着蒙古民族先人的思想观念。最后,乌兰论述了关于蒙古文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强调了科学整理研究的必要性,大致讨论了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已有成就和不足。同时,她讲解了包括原文校勘、原文拉丁转写、翻译、注释等环节在内的整理研究的一般方法,并且提出了开展整理研究必备的学科知识要求:一是要会较多地运用到语文学的知识,二是掌握如考古学、宗教学等其它学科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发言。 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主讲“如何诠释边疆——边疆归属标准的讨论”。李大龙强调了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设的急迫性和重要性,而如何诠释边疆则是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自然凝聚,碰撞底定”八个字来解释中国疆域的形成,并对传统史学中的边疆观念进行反思和质疑,从而提出一系列具有现实关怀的问题。结合自身多年的研究经历,李大龙以具体案例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不同视角、理论与方法所造成的认识分歧和各说各话的困境。同时,他指出无论是在历代王朝话语体系还是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边疆民族政权依然是被排除在外的。而“长城以北非中国”、“骑马民族国家”、“新清史”等外来视角和观点更是有消解中国历史的危险。不同的标准体现着不同视角,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他表示我们需要有动态的视角审视“中国”“边疆”“华夷”等概念;他以历代王朝为黄河干流、边疆是支流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二者同属一个中国,都应当被平等书写。

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温春来教授发言。 主办方/供图

  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温春来教授作题为“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体会与反思”的演讲。温春来分享了个人的求学经历,总结自身以问题为导向,逐步走向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历程,表示收缩研究范围,可使研究境界更为宏大。他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提炼了西南地区如何整合进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秩序这一问题。此后,他进一步思考中国怎样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问题,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彝族精英们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反应,揭示少数民族在新的国家转型中的身份、角色与功能。他在研究经历分享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他认为进行研究需具备深刻的问题意识,恰当的问题会提升研究的境界与意义。问题应该是在学术史的脉络中提出来的,问题可以使研究脱离就事论事的对象,吸引历史学不同领域乃至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与共鸣。温春来也回顾了自己学习社会经济史的经历,以此强调多学科交叉、跨学科对民族史研究的意义。他还指出历史学研究应运用社会科学的思维,历史学者往往强调从材料出发,但同时也要学会从逻辑出发,否则容易使研究浮于表面,不能揭示史料所潜藏的深刻意义。他特别指出研究不应从概念出发,例如斯科特的“Zomia”只是一个概念,但许多人却认为这是中国西南的经验事实,乃至提“文明不上山”等错误甚为明显的论断。最后,温春来作了西南民族史研究的设想,涉及西南国家传统、无君长传统、西南与东南亚的关系等方面。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发言。 主办方/供图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作题为“被‘弱化’的西南边疆:‘同质化’区域重塑的西方经验与反思”的演讲。罗群对西方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指出西方学者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从整体到区域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过程。她一方面肯定了其取得的成就和具体方法理论等方面的长处,但另一方面指出,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多采用“二元边疆”研究范式,强调中国内部区域存在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将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视为一种“扩张”“征服”乃至“殖民”的过程,是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此外,西方学者往往将中国边疆地区置于“超国家”区域中讨论,夸大边疆族群的“非中国性”,模糊了边疆的主权性,则违背了中国历史多元整合发展的客观事实。因此,在充分了解学术史脉络和现状的基础之上她检讨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认识逻辑,强调了不仅要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边疆史研究进行借鉴与反思,更是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回应与深入辨析。最后,罗群认为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本身,并主张可以从前人论述中得到重要启发,介绍了方国瑜教授、木芹教授等老一辈学者的相关思考,表示应当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认识,与时俱进,推动形成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系统、全面、成熟的自主话语体系。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发言。 主办方/供图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主讲“边疆何以护国:民国时期的‘西南政策’考论”。潘先林明确了“西南政策”的渊源和提出,并且将“西南政策”形成的最初内涵大致分为对外和对内两部分,对外方面是蔡锷等留日学生当时预见中日必有一战,而希冀将西南建设成中国御侮的根本。对内方面则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倡导的边疆革命,试图依托西南,实现“以南统北”。就实践情况而言,一方面,他认为,“西南政策”形成初期,对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之后的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又进一步张扬了“西南政策”的内涵与影响,扩张了地域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南北之争和西南与北洋对抗的局面,但他强调国家主义始终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另一方面,他通过列举相应的史料,揭示了由于受到地方主义和人亡政息的影响,“西南政策”后期逐步地走向没落,在实际中蜕变成为“稀烂政策”。最后,潘先林进行了客观的总结,评价“西南政策”因为其动态的变化过程,其内涵呈现出明显的多维面向,表现为国家主义、现代边防建设、地方主义以及陈启修阐释的文化主义等四个方面,但其主要内容,始终围绕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及构建以西南为战略前沿的现代国防体系两个维度展开,而“西南政策”也在推动中国由王朝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换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 主办方/供图

  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作题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的使命与发展”。刘正寅首先回顾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从传统中国史学的边疆民族书写、近代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新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等发展阶段作了论述。接下来,他重点讲述了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的职责使命,认为中国民族史学要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多语种民族史志文献全面深入研究,从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自远古至当代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进程及其发展规律,重点论述各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阐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基本规律,以取得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突破与理论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本学科的应有贡献。刘正寅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多语种历史文献在新时代民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指出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加强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志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利用,不仅将拓展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还将推动当代史学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为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七场专家讲座既有对传统中国的民族意识进行辨析,也有就民族历史文献的价值及整理研究进行探讨;既有关于如何诠释边疆及边疆归属标准等问题的讨论,也有从自身出发论述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体会与反思;既有关于西方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学术史的借鉴与辨析,也有针对民国时期的“西南政策”的考察和研究,还有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的使命与发展的思考和展望。学员们利用每场讲座后的互动环节,积极向专家请益,展现出青年学者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与严谨态度。

  名刊名编面对面:互动交流 答疑解惑 

  研习营邀请国内重要期刊的编辑为研习营进行指导,使学员得以与名刊名编进行现场互动,问学请益。本届研习营共邀请《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思想战线》和人大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等六家重要学术刊物的主编在线指导。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教授发言。 主办方/供图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教授首先分享了个人关于民族史研究的看法与体会以及民族史论文写作需要注意的问题,认为民族史研究应从多个维度、多个角度进行,从多个维度对民族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使民族史具有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判断。在固有观念、外来影响、新时代三个维度中,历史维度最为重要。他指出,固有的观念即中国人对国家与民族问题的独特理解,中国古代只有华夷之别,而无强烈的民族观念。他进一步分析外来的欧洲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及其与固有观念的矛盾。分析了在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对民族国家的理解问题,在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不应忽视全球化过程中分裂和多元化的趋势。最后,他分享了民族史论文写作与投稿的建议,指出在综合类期刊发表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不宜过小或过于具体,应注重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他建议应以全球史的眼光看待民族问题,应注意梳理传统的民族理论,对理论进行反思,应用通约性的概念来研究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研究需要进行学术性、前沿性、前瞻性地深入研究,从而使民族问题研究有利于民族政策的制定。

《民族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曾少聪研究员发言。 主办方/供图

  《民族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曾少聪研究员主要讲述了办刊定位、选题策划、编校流程、选稿和编校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民族研究》的作用与贡献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民族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以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刊物,自创刊以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民族研究》的办刊宗旨,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阐释党的大政方针,打造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坚强阵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促进各民族进一步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服务,共设有民族理论、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史、民族经济及其他四个栏目。《民族研究》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组织专题策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学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专栏。他指出,选题策划方面也重视重大理论和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重视民族学与人类学核心内容的研究、田野调查、民族史研究等。坚持和完善采编制度,实施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他特别指出投稿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注释规范,突出文章选题的亮点,避免错别字,行文切勿文白交杂而应使用现代白话文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首先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这一刊物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介绍,说明了审稿流程、用稿范围和来稿规范等情况;就国内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阐述,以相关的数据揭示出边疆研究日益得到学界重视。他提出了七个中国边疆研究的难点和前沿问题,认为很多基本问题亟待明确,距离话语体系构建完成还任重道远。资料新与观点新是选稿的基本原则,而要做到这“两新”就得要求学者做到“两全”,一是研究资料的把握要全,二是研究状况的把握要全。在此基础上,他希望学者能实现个人爱好和发展需要兼顾,个人与国家需要兼有的研究定位。此外,他分享了自己常用的一些数据库和检索工具,并用自己在从事高句丽史研究中发现的新材料一事为例,鼓励青年学者利用好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条件,并且安下心来系统阅读基础资料,向成为“大家”的目标努力。就论文的写作规范而言,他也谈了自己的认识,主张学术论文写作应当通俗易懂,符合规范为佳,并强调在具体写作中自圆其说是关键。而在投稿方面,他建议应当把握好杂志的定位和用稿方向、用稿特点和编辑爱好。

《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李建欣发言。 主办方/供图

  《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李建欣教授指出党和国家对学术期刊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学术期刊编辑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充分认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牢记嘱托,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努力办好学术期刊。李建欣回溯世界宗教学学科的建立,对中国宗教学、《世界宗教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设标志着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学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学不断发展。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归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我国宗教研究重新启动。历经40多年的发展,我国宗教学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建立了初步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也拥有了全国性的宗教研究专业期刊。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世界宗教研究》第一辑。进入新世纪以来,或者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和政府对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有深刻的把握和认识,宗教学的学科发展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应当对标国家战略,满足国家对这一学科的需要,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解答。他指出,宗教学与民族学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姊妹学科,未来的宗教学研究应放大视野,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思想战线》编辑部·文科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蒋红教授发言。 主办方/供图

  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文科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蒋红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云南大学的两张重要“学术名片”—— 《云南大学学报》和《思想战线》两份刊物。结合自己的学术经验和积累,与学员们分享了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认识以及投稿的注意事项。在说明学术论文的基本定义和类别之后,强调其中研究报告的重要性,建议大家可以适当地关注并撰写研究报告。在论述学术论文特点时,她认为,学术性和创造性是学术论文的主要特征和最基本条件,因此在具体论文的撰写中要尽量避免人云亦云,以及单纯的资料搜集整理。针对学术论文的选题和写作问题,一方面蒋红教授认为选题贵在得法,务必要使学术论文的选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她强调,这不仅对于编辑出版工作有指导价值,对大家撰写学术论文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她指出学术论文的一大特点就是科学性,这就要求学者在论文的写作中做到内容上真实可信,结构上规范严谨,逻辑上清晰严密,语言上准确简洁。学术论文的另一特点是创新性,她提出,选题的创新要有实质性的内涵,是包括视角、领域、方法等在内的创新,创新不能异化和蜕变为“标题党”。她还提出,论文写作需要考虑到选题的可行性,为此学者要处理好二重关系:一是“大”与“小”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提倡“小题大做”而不是“大题小做”;二是“难”与“易”的关系,既要量力而行,更要敢于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学与民族学执行主编顾海娥教授发言。 主办方/供图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学与民族学执行主编顾海娥教授指出,人大复印资料以服务与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发展,为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为存在宗旨。人大复印资料是二次文献,主要对在众多原发期刊上有关学术研究方面的文章进行科学的评价,精挑细选后集籍成册出版发行。人大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精选、转载国内外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和民族史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她从内容评价、形式评价、效用评价三方面讲述了学术期刊论文的用稿标准。人大复印资料的用稿标准,主要包括政治标准、学术标准、出版标准。人大复印资料在编辑选文流程方面,具有标准化选编流程和规范化制度体系,遵循同行评议规则。她重点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指出论文选题应遵循有用性、公共性、传承性、创新性、前瞻性、现实性等原则。学术论文的选题来源包括实际工作、个人兴趣、学科发展方向、学科理论抽象、学习过程等。人大复印资料关注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国家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学界基础性的、常规性的重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新兴的前沿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议题等三大类。她总结了民族史研究的热点选题,即庆祝建党百年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发展变迁等方面的梳理与总结;从历史的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边疆史、边疆民族政策与实践、边疆地区民族社会与人口发展变迁等;民族史学科建设、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研究。她根据编辑经验总结,给青年民族史研究学者提出建议,即选题符合时代潮流;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参考高水平研究文献;写作特色和规范应与所投稿期刊相一致。

  在研讨中学员们积极发言,不断推出新话题新讨论,既有学员自身的经验总结,也有具体的学术见解,还有学习上的困惑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讨论了民族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与会老师也不时参与讨论,解疑释惑。互动踊跃,交流充分,为民族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习营学员研讨:碰撞思想 凝聚共识 

  研习营进入学员学术研讨环节,27位学员的报告选题前沿、研究视角新颖、史料使用多样,原创性强并体现出跨学科的特色。

研习营期间举行晚间学术沙龙。 主办方/供图

  第一专题为“制度设计与边疆治理”。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张兢兢报告了“孙吴西晋南岭政区调整与南方边地治理”,以孙吴西晋南岭政区沿革为例,分析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高层政区边界变动的过程,揭示背后的政治地理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牛昱尧作了题为“胡马汉绶:两晋时期单于号的行用”的报告,通过对比不同的史书记载,梳理并考察了两晋时期大量的封授单于名号的例子,对这一时期的胡汉互动和政治模式等问题形成新的思考,并由此上升到南朝化与北朝化和民族交融交往等理论层面。云南省博物馆的王珺报告了“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清代云南土司冠服”,对各级博物馆、档案馆中所藏的清代傣族和彝族男性土司冠服进行介绍与分析,探讨国家礼制、等级秩序、治理权威在云南土司地区的建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慧军报告“清代圈禁制度述略”,利用原始档案和相关史料,辨析了圈禁的形成、圈禁的办法、圈禁的原因等问题,从而揭示清代圈禁制度在历史现实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苏日朦作了题为“清代八旗察哈尔的内札萨克佐领——以茂明安为例”的报告,结合相关的原始档案,梳理出清代茂明安佐领的历史变迁,并以茂明安佐领为具体案例,进一步考察八旗察哈尔的内扎萨克旗佐领的整体形成和诸多特性。

  第二专题为“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的农颖报告了“古代广西地区祈雨活动研究”,利用会典、地方志、私人著述、石刻等材料,对古代广西多个层面的祈雨活动进行梳理,探讨广西社会不同层面祈雨的关系及其与国家统治的互动。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李凌霞报告了“清代黔东南的行政治理与地方传统权力结构的演变”,通过档案材料、官修地方志、民间碑刻、家族档案和田野调查资料等多种形式的材料,分析清政府在黔东南苗疆对其帝国统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探讨黔东南苗疆“款”这一民间组织在国家基层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黄瑜作了题为“家族谱系的口传与书写实践——以清代都柳江下游侗寨为例”的报告,以口传与书写作为切入点,使用碑刻、宗谱文书和田野调查等资料,考察“无文字”传统的中国西南侗人群体,其聚居于都柳江流域的村寨在明清之后对汉文字的吸收与使用,分析侗人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及其多层次交织性作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陈佩云报告了题为“论乾隆对台湾‘番’认知之变迁”的论文,在清代台湾汉番融合的背景下,探讨乾隆对台湾“番民”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产生更为深刻认识的过程,探析了台湾“番民”的生存状况与清廷民族政策。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地区研究中心的郭满报告了“图像、礼仪与秩序——清朝台湾社番的政治谱系”,通过分析清王朝绘制的边民图像、台湾社番赴京朝觐与贺寿礼仪,探讨清朝对台湾社番的治理,分析台湾社番政治序列的形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王磊作了题为“18世纪至20世纪初归化城土默特的土地典权关系——基于契约文书的分析”的报告,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搜集到的相关契约文书进行整理和分析,梳理了这些契约文书所反映的复杂多样的土地典权交易形式,认为随着汉人移民的涌入,这一地区也发展出了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契约文本传统。

  第三专题为“出土文献与史地考证”。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的秦光永作了题为“两件新发现的《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研究”的报告,对新发现的两件藏外经本的版本、流布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也对文本的内容进行了翻译和探究,最终得出了许多超出文本自身的学术认识和观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李伟报告了“辽金王朝汉地扩展的地理进程(上)”,通过考察中原王朝与契丹政权争夺幽云地区的长时段历史,重新审视了契丹在汉地的扩展历程,以及中原王朝内部河东、河南、河北三大板块之间互动的影响。南通大学文学院的卢绪友报告了“明与北元岭北之战及相关地理考述”,针对明初岭北之战的进军路线、参战双方、作战经过和伤亡情况等具体内容进行考证,讨论了明初这场重要战争中诸多地理问题的细节和深远影响。

  第四专题为“族群变迁与社会文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白玉军报告了“山地族群分布的时空演变——以1700-2000年云南省峨山县文山河流域为例”,通过家谱、碑刻、口述史料、档案文献、历史文献、地名志资料、大比例尺地图、DEM数据等材料,研究1700—2000年云南省峨山县文山河流域山地族群分布的时空演变以及影响族群分布时空演变的主要因素。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的和梦作了题为“中缅北界腾越地汉、阿昌、傈僳与景颇族混居村落多重信仰空间及其功能研究”的报告,在对麻栎村宗教信仰及其空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汉文化在西南边境地区的特征,分析边境民族文化对于建构边疆民族社会以及强化国家认同的意涵,试图对学界长期含糊不清的“汉族民间信仰”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概念进行场景性讨论。

  第五专题为“制度设计与边疆治理”。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刘锡钺作了题为“试析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与蒙藏院的矛盾”的报告,围绕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与蒙藏院的矛盾问题展开,通过列举和分析双方一系列具体矛盾的前后经过,试图探究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背景,认为双方争执的本质是教权与政权之争,反映出了中央政府治理蒙藏地区策略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冯翔报告了“英国售武对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利用国内外多种类型的史料文献,尤其是英文档案,通过不同的视角,围绕“售武”相关的资金来源、英国的图谋、地方经济社会的异变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张梦婷,报告了“战争、华侨与‘国家偏好’——1937-1945年间的西双版纳移民运动”,通过分析西双版纳华侨移民的性质、过程和结果,探讨这一时期西双版纳移民中的“国家偏好”问题。云南艺术学院/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胡明,报告了“国族主义话语下的傣族新形象与民国国族建构的现实性困境”,通过分析民国文人学者的民族史书写,梳理民国时期傣族的新形象及其被纳入国族范畴的历程,同时探讨民国国族建构的困境和限度。云南省博物馆的宋诚作了题为“边地精英与国家变局——末代盏达土司思鸿升的生命史与‘复职’历程”的报告,通过梳理近代云南盏达土司家族的历史和思鸿升的个人生命史,考察边疆少数民族精英与国家边疆治理的互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的谭淑敏,报告题目为“三位一体:国族、民族与国家——试述芮逸夫的国族思想”,从“国民”凝聚的视角,探讨了芮逸夫的“中华国族”思想。

  第六专题为“族群政治与历史书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冯景运报告了题为“吐蕃盟誓刑牲等级再探”的论文,对诸文献中关于吐蕃盟誓刑牲记载的分歧,从史源和词义演变的角度进行辨析与推理,指出了相关文献版本在流布变化中所产生的讹误,揭示了吐蕃盟誓制度的本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白云敏报告了“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考述”,通过考证元朝把匝剌瓦尔密家族世系以及其担任梁王出镇云南的时间等问题,探究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云南的政治活动情况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孙雨苗报告了“扩廓帖木儿拒绝帮助太子内禅原因探析”,以扩廓帖木儿拒绝帮助太子内禅这一史实为着眼点,对扩廓帖木儿与太子的结盟、太子党与帝党之间的斗争、扩廓帖木儿与顺帝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阐释。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赵发报告了“同谣异构:‘塔儿变色’谣与元明易代之际的意识形态竞争”,针对元代关于“塔儿变色”谣言的不同版本,在梳理和分析元明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对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观念等元素的考察,探讨“同谣异构”现象的出现和对意识形态的争夺。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吴阿木古冷报告了“平定天山南路初期清廷强化伯克向心力之‘文’化方法”,利用满文档案,叙述并考察乾隆一朝是如何通过话语建构、文化宣传、年班入觐、广施恩赐等多种方式,增强天山南路伯克对于清廷的向心力。

  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范围内的优秀青年才俊,而且汇聚了国内高水平的民族史专家和重要学术期刊的知名主编,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端平台。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正寅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本届研习营已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议程,实现了预期目标;专家讲座、名刊名编面对面的指导、学术研讨、学术沙龙等环节都具有突出的前沿性、学科交叉性和创新性,内容丰富,特色突出,对青年学者的民族史研究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引导性。本届研习营的成功举办在民族史学科的创新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某种程度上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应有的贡献。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致闭幕词,她表示学院将继续支持下一届研习营的举办,将研习营打造为品牌,指出本届研习营使大家交流了学术,收获了学术经验。她援引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追求卓越、敬畏学术”这一院训,与学员共勉,并指出学术是民族史研究者安身立命的标准,希望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这一平台获得更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青年学者。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农颖 高雪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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