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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民族史学会“边疆·民族·历史”青年学者论坛综述
2019年10月18日 12: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熙勤 曾江 华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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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特约通讯员 张熙勤 记者 曾江 实习记者 华夏)中国民族史学会主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民族史学会“边疆·民族·历史”青年学者论坛于2019922-23日在云南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族群政治与边疆历史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绵阳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大理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近三十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 

  云南大学副校长李晨阳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首先祝贺第四届中国民族史学会青年学者论坛召开,感谢各方专家和青年学者的到来,并肯定了举办青年学者论坛的意义,强调论坛的举办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久久为功的指导精神。对本次论坛的形式和报告内容的学术价值予以高度评价,阐明了论坛在民族史学科发展及培养和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方面的巨大作用,详细介绍了云南大学的发展历程和民族史学科建设情况,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正寅教授表示,本届民族史青年学者论坛的举办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举措;同时他指出论坛也反映了我国民族史青年学者的迅速成长与高涨的学术热情,相信民族史青年学者论坛将会在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与研究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了与会嘉宾及专家学者。 

  学术报告共四场,分两天进行,每场有三位报告人发言。第一、二场报告的主题围绕北族王朝的制度制定和运行展开。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肖超宇主持。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金鑫的报告为《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族的传播进程探析》,以档案史料中所见满语、满文在达斡尔族官民间的行用情况为依据,对满语文在清代达斡尔家族社会传播的基本脉络及其背后推动因素做了考述。他认为,满语文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被引入达斡尔族社会,其传播的主要动力是八旗军政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清朝廷的有意推广,以及达斡尔上层的仕进需求,而其流行范围也总是伴随着清廷对该族的统治力度的不断加强而渐次拓展。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钟良灿的报告以《编户化与反编户化:秦汉时期南方诸蛮之抉择》为题,认为秦汉时期南方郡县化的展开与编户化的推进并非同一过程。秦汉时期南方诸蛮多能接受郡县化管治,却不能接受编户化管理,其原因在于编户化使得其“愁苦赋役”且备受酷吏剥削、役使。编户化是华夏化的核心内容,南方诸蛮的编户化始于东汉,完成于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以后。秦汉时期的南方诸蛮,在编户化与反编户化之间艰难抉择:或“慕义内属”,或“举种反叛”、逃亡山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禅馨以《北族传统复起与内部结构整合:河阴之变前后尔朱氏集团的动向》为题,谈到伴随着尔朱氏集团的扩张和运行,“铸金人”和“西郊祭天”这种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仪式性表达又重新出现在政治实践中。这种政策性的偏向一方面来源于团主体尔朱氏部落自身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相对符合集团内部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共同特性,这也帮助尔朱氏集团迅速收编被征服或主动依附而来的部落组织。但北族仪式无法有效作用于以军府为纽带的僚属和军将,尔朱氏集团也因此埋下了日后分裂和败亡的种子。 

  第二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温拓主持。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耿涛的报告为《辽世宗朝史事新证》,由辽世宗与权贵博弈共生的政治生态入手,重新勾勒世宗从“有为”到遇弑的政治生命轨迹。作者认为世宗之“有为”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辽朝政权的集权化发展,但其中道崩殂意味着皇权政治建设的中止,贵族政治又牢牢把持了辽朝大权,穆宗继立后更是难以突破桎梏,致使政权徘徊于集权政治之外。同时,世宗遇弑亦标志着辽前期三朝南下略地谋划的再度破产,所谓“草原本位”的特点再度出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田晓雷以《金朝六部机构职官设置考论》为题,从《金史·百官志》六部官制的编纂情况和其他史籍的相关记载对金朝六部郎官分司设置情况进行了重新考察。作者指出金朝六部分司和郎官虽继承唐宋制度,但并非照搬唐宋部司架构,而是依据统治实际,因事制宜、因时制宜的采用了部司科架构,并以主事执掌分司,这种职官架构的设置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色彩。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新元的报告以《四怯薛与各爱马——论元代怯薛的二重构造》为题,对各爱马与四怯薛的组织关系进行考察。作者认为怯薛和爱马在管理层级上处于平行地位;爱马在怯薛的人事管理体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怯薛中的各个执役分支不管规模如何,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从执事集团扩张为爱马集团的过程;爱马首领保举部众入官的现象在执役分支中普遍存在,原因在于他们直接负责本爱马的日常管理,能够对部属们的个性和才干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论坛圆桌会议主要讨论当天报告中涉及的北族王朝贵族政治、北族王朝二元体制、南方山地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等问题。潘先林教授认为在使用一些新词汇讨论问题时需要持谨慎态度,不如在得出结论后再去审查。刘正寅教授强调做西南上古研究,需要借助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从草根视角出发,看到被统治者的声音。之后进行学术沙龙活动,与会青年学者和点评专家围坐一堂,就民族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或治学经验切磋交流。沙龙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两方面对民族史的研究范式进行讨论;对蒙元王朝的草原制度、北族王朝与汉唐王朝统治观念的异同、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记忆理论等具体问题展开互动,青年学者们还就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性和创新性等问题向与会专家请益。 

  论坛的第三、四场报告主要围绕边疆和族群问题展开。第三场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永杰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张旭的报告以《开元二年唐蕃洮水之战辨析》为题,从洮水之战的起因、唐蕃军事对峙、蕃军的行动路线与唐军的反击路线,及此战对陇右地区军事格局所造成的影响而展开。作者认为开元二年的唐蕃边境之战,奠定了玄宗时期唐蕃在陇右地区的疆域格局。战后唐庭不断改变陇右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吐蕃在此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陇右地区的稳定,又为唐朝经营河西、安西,乃至维护西域交通提供了保障。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邹立波的报告为《“下番得利”:越“界”汉人与明代藏区和内地的社会联系》,指出明代贩运私茶的汉人冒险出入于藏区,是一种经济上的大胆策略,意图改变生活境遇或谋求暴利。部分汉人则干脆通过文化模仿、身份掩饰,习学藏语,“投为番僧”。对越“界”汉人的严苛与朝贡“番使”的宽容,造成明代处理汉藏族群关系时“外松内紧”的状态。越“界”汉人在明代茶货流向藏区、宗教文化传入内地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明代成为内地与藏区跨区域、跨族群互动交往异常活跃的特殊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族学系沈雪晨的报告题目为《清乾隆朝平准纪功碑的“纪念碑性”》,通过对比实录、方略、俄国档案等其他史料,重新检讨纪功碑碑文所载史实的可靠性,理解乾隆帝在立碑前后的处境和动机。他认为,纪功碑是乾隆帝传达统治话语、改造凯旋仪式、再现皇朝武功的途径,也是清朝控制知识生产、建立统治合法性、进行权力博弈的场域。 

  第四场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耿涛主持。绵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旷天全的报告为《边域治理:万历年间一位基层边吏的视角——以袁子让编撰〈全蜀边域考〉为例》,从边吏之任命、内政与边域治理、土司治理、卫所治理、边饷治理五个方面考察了袁子让编撰 《全蜀边域考》一书时的边域治理思想。他认为该书是袁子让将古代治国思想与自己施政理念结合的作品,他的治理措施与策略核心是整顿吏治,吏治的核心则是“贵在的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王春桥的报告以《清前中期云南西部边境的边防管控》为题,探讨了清前中期云南西部边境的边防管控问题及其影响。他认为直至乾隆初期清朝采取的是维稳固边的防御政策,但也因形势作了适时调整和强化。清缅藩属体系确立后,又做了适当微调。嘉庆以降,云南西部边境遭极端气候,“野人”开始频繁下坝抢掠,危及清朝的边疆和国防安全,这一区域的边防管控对象由缅甸转变为了“野人”,对清朝西南边疆的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罗勇的报告为《民族史的学术表述和自我表述:以巍山彝族史为例》,对巍山彝族的历史表述与历史文献的记录以及彝族史学术书写之间的关系的田野考察和讨论。他认为,民族识别前的“罗罗”和民族识别后得彝族虽然名称上有差别,但在实体和空间上具有延续性;虽然彝族史的自我表述不同于学术表述,但彝族精英会用历史文献中有关该区域历史事件的记录来解释自我表述,这使精英对自我历史表述的解释与民族史的学术表述在本质上保持了一致;普通民众虽然缺少对自我历史表述的解释,在日常生活中认同“腊罗拔”“迷撒”等称呼,但并不排斥彝族的身份。 

  在圆桌会议上,与会者对当日报告进行补充讨论之后,主持人温拓提议就北族王朝和汉族王朝统治模式的区别来进行讨论;提出对话南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不同,为什么有些人的研究是自上而下的,而有些人的研究则关注的是没有历史的人群?以及关于南北民族史研究互相借鉴的新思考等议题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在各位报告人完成报告后由评议人对相关报告进行深入而精到的点评。评议涉及文章的选题与结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料的搜集与运用诸方面;评议人还特意强调文章写作中的问题意识,概念的正确运用,研究视野的开阔等问题,对每一篇文章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建议。评议之后,报告人进行了回应与讨论。与会学者也就相关议题积极互动、争相发言,会场气氛热烈。另有场外学者通过视频电话的方式参与了评议与讨论。 

  闭幕式上,刘正寅教授作学术总结,谈到本次青年学者论坛采用了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式,拉近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与国际同行的距离;论坛以批评建议为主,点评直指要点,具有启发意义。他赞扬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朝气蓬勃,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前沿性和原创性,推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创新发展。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院长罗群教授致闭幕词,指出青年学者在研究视野、使用材料和语言方面的优势,对传统治学方法和思维模式的产生了冲击,她鼓励青年学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对青年学者在新时代民族史研究中如何建设“三大体系”寄予厚望,最后对所有与会专家及会务组成员表示衷心感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主持闭幕式,并宣布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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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熙勤 曾江 华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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