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是有着不同义域的两个概念,现代文明是对历史文化的革新与再造,封建时代的耕读文化,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无疑需要继承和弘扬。然而,更应以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去关注历史上耕读文化向当代耕读文明升华后,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耕读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耕读传家观念便深植人心。自南北朝以后,“耕以养身　读以明道”便逐渐成为“齐家”的信条。以耕读结合为劝导的家教类书《颜氏家训》产生以后,古代不少知识分子皆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久而久之,遂形成了世代传承的“耕读文化”。

　　贵州特殊的区位、地形地貌、社会发展轨迹,使这片山地高原成为中国古代耕读文化的沃土。耕读文化在贵州古代经历了3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贵州耕读文化对中国耕读文化乃至社会进程,都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贵州耕读文化的奠基阶段,东汉时的尹珍是其代表人物。尹珍之后,任“犍为郡文学卒史”的舍人,著有《尔雅注》三卷,这是“汉儒释经之始”。这一学术成就既是贵州古代辉煌文化的一页,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师从司马相如的盛览,返乡后授徒开启地方文教之门。这几位先贤,都是古代贵州“耕读文化”的奠基者。魏晋至宋元是耕读文化在贵州枝繁叶茂的时期。

　　南中之战后,诸葛亮在今贵州地区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举秀才贤良以补人才之不足,唐代充州(今黔东北一带)人赵国珍因功获授黔州观察使,后擢升为工部尚书。南宋末年的冉琎、冉璞兄弟,营造出改变中国数十年政治格局的合川钓鱼城等,皆是范例。明清之际,贵州耕读文化的特点是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贵州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获准开设乡试,仅仅300余年中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这批人中,许多成了名臣、名家,他们的活动提升了贵州在全国的形象,客观上将黔省推向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

　　清中叶以郑、莫、黎为代表的沙滩文化现象；贵州工业路上第一人袁锦道；两次出任台湾,先任诸罗县知县、后以员外郎身份管理台湾的青岩骑龙村人周钟瑄；清末敢言新政的二品大员李端棻等,都是贵州耕读文化的骄傲。

　　贵州是中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迁徙的交汇地,堪称为移民省,文化异彩纷呈,充满传奇,耕读文化也表现出多元的特点。在独特地形地貌的制约下,各民族在相互学习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要素,世代传承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坚守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

　　这种多元文化的保存与共生,一方面保留了远较其他地区更多的民族文化原生性,同时也激发了贵州文化的包容性,进而能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取来自于发达地区、有益于自身社会进步与民族发展的先进文化。

　　贵州耕读文明需要发展社会学的视野。发展社会学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地区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等,是值得借鉴的。

　　对贵州耕读文明,既需要看到今天的耕读文明与古代耕读文化的内在联系(即文化传承关系),更要准确掌握当代耕读文明的内涵和特征,尽量展现当代贵州耕读文明的风采；更需要应用发展社会学的视野,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描绘出由耕读文化向耕读文明的演进历程。

　　如果用发展社会学的视野去考察当代贵州耕读文明,不仅有许多与古代耕读文化所不具备的,升华到了全新高度的耕读文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许多领域实现了耕读文明与时代的有机结合。

　　贵州古代耕读文化与现代耕读文明,对当前我们正致力的后发赶超及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是认识当代贵州不可或缺的视野。了解这一点,才能认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才能感觉到历史上的贵州传统耕读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所持续展示出来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