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执政党要提出国家建设的主张与方略，并通过话语与理论具体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体现出立足多民族国情的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方略。从“文明国家”到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中国拥有着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建设的资源与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集中华民族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于一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这一核心是联通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键。

　　关 键 词：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特色

　　项目基金：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教育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MDZL07)、2021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四个与共’研究”(项目编号：2021-GMG-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严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提出旨在消弭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同一领导核心。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该摆位于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建设的高度，这样的摆位也意味着要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研究，深化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理论研究。

　　一、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

　　人类发展到今天，面对族类群体(民族、种族、族群、原住民、部族等)与国家的复杂交织，人们形成了两种基本认知：其一，是对多个族类群体共同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疆域内这一普遍现实的认知，那就是现今的世界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世界(极个别国民族类成分单一的国家除外)；其二，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统一与发展，需要不断进行建设，一方面是侧重于人们共同体团结的国家层级的民族建设，另一方面是侧重于人们共同体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建设。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建设包含着“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两个面向，民族建设指向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要素的整合，国家建设指向法规、政策、制度、宣传等方面的统合，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有机结合则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想目标。

　　（一）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

　　民族建设侧重于国民认同培塑。经合组织(OECD)将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定义为，通常是由国家行为者采取的旨在促进人们形成共同民族意识的行动，通常是为了克服种族、宗派或社群差异，为了对抗(国民)认同和忠诚的替代来源，为了动员民众支持一个并行的国家建设任务。②民族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塑造人们的共同身份或培塑共同的认同——民族认同(国民认同)。民族认同将赋予国家运作的合法性，一个国家的民族建设富有成效，政局才会稳定。

　　整体来看，影响民族建设的主要因素在于特定国家的族类成分结构(族类群体的数量、人口规模、分布状况、社会分层等)，文化异同程度(语言文字等有形文化符号之间的关联度、精神文化中的包容性等)，历史族际关系(是否发生过冲突、族类群体之间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等)，族性意识(群体自我意识是否强烈)等。以上要素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国族意义上的人们共同体)建设的进程、方式、成效等产生影响，也会以群体力量的形式影响到国家建设。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看来，“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③民族建设的本质在于强化基于民族传统、符号、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习俗而形成的民族认同。

　　国家建设侧重于政权、政治制度建设。国家建设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能够履行现代国家基本职能的、能够持久运作的政府，以加强关键国家机构建设为重点。影响国家建设的主要因素在于历史治理(国家建设的历程、族类群体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历史关系等)，国体性质(国家制度建设、权力与权利的享有形式等)，政体组合方式(集权制与分权制、联邦制、地方自治、文化自治等)等。以上要素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稳定性建设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民族建设进程与成效。

　　民族建设是建立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广泛的过程，这种意识能够将一个特定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虽然国家在这项任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民族建设还需要动员一系列非国家利益攸关方。与国家建设重点在于建立或加强国家机构相比，民族建设则更关心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④表1的内容呈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的侧重点。

　　（二）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目标趋于一致

　　如果民族建设不能为国家建设提供政治认同支持，那么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就会遭受质疑，甚至导致政治分歧和冲突。无论民族建设面临的是族裔成分多样化的群体，还是族裔成分相对单一的群体，培养超越群体文化差异的共同的政治认同都是必需的，这也是国家建设给民族建设设定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此意义上，民族建设必须成为有效国家建设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被描述为工具性的，各有自己的逻辑和动态，但实现国民团结、政治稳定则是一致的目标，也就是朝向于培养和加强国民认同、坚强和优化政治整合。

　　民族建设可以被视为一个利用国家权力构建国族或构建国族认同的过程，其目的是整合国家内部的人民。民族建设有既定的国民团结、国民认同的目标，有努力的方向，是过程导向的，只有参与这一过程的人才能决定他们的归属感和共同身份的意义，而国家力量则会明确民族建设中的国民身份和政治认同，从而使民族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民族建设是一个促进国家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感受到足够多的共同利益、目标和偏好，从而不希望彼此分离。⑤马克·T.伯杰(Mark T.Berger)则进一步指出，在后冷战和后“9·11”时代，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日益被称为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并且重新变得重要起来，这使得从历史的角度确定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理念和实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⑥

　　从内在机理上看，以族类差异整合为起点的民族建设与治辖力统一为目标的国家建设之间存在张力，如何采取有效的方略消减两者之间的张力对治理者而言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选择。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侧重于民族建设的同化主义、熔炉主义都已失败，多元文化主义也在式微；侧重于国家建设的民族联邦制、民族文化自治、国民身份去族裔化等方略或是引发分离或是引发抗争。如何实现有效的民族建设、国家建设一直是西方政治发展中面临的难题，而近几年西方国家的独立公投、民族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排外主义、疫苗民族主义等运动的频发则进一步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比较而言，我国在民族建设上，尊重民族文化差异，加强中华共同体认同(尤其是价值、利益、精神层面)，引导各民族自愿接近、逐步团结交融是一种成功的选择；在国家建设上，强调人民民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各民族政治参与与合法权益是一种成功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作用更是促进了国族一体化建设与国家政权一体化建设的叠合、共振。这两种方略选择反映在话语上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多民族国家建设(Multi-ethnic State Building)作为一项普遍的政治工程，强化国家力量的决策和导向作用，或者说，强调国家建设对民族建设的规约与引领尤为重要。在认知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时，梅瓦耶罗·丹尼尔·伊比尼(Mevayerore Daniel Igbin)指出：民族(nation)的概念越来越与国家(state)同义，国家即是民族实现自我管理的政府机构。民族就像一根脐带，将胎儿和母亲连接在一起，在分娩后通过母乳喂养在胎儿和母亲之间建立起持久的纽带。另一方面，国家就像一种装置，它能维持或破坏这种连接。⑦当人类进入认同政治时代和共同体主义的场域中后，民族建设强化的是政治认同，国家建设则凸显政治共同体的包容性和凝聚力，这也促进了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目标的趋同，这样的趋同也是人类社会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取向和选择。

　　二、如何更好地呈现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经验

　　民族建设没有捷径，因为它不可能是由外部力量主导的。⑧执政党在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具有重要责任，这种责任既体现在民族建设中，也体现在国家建设中，更体现在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目标合一、过程交织中。党中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这样的行动指向。

　　（一）如何解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

　　如何准确解释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功、如何深刻阐释中国的国家建设理论是一个重大问题，而近年来学界对于民族国家话语的质疑、对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解释都在回应这一重大问题。

　　话语质疑：“民族国家”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话语是承载和呈现理论的基本要素，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体系。话语虽然不能完整地表达出其负载理论的全部内容，但会被视为其负载理论的“浓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中的民族国家、民族建设(也称作民族建构)、国家建设(也称作国家建构)等话语和理论进入中国学术界，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着概念与学理翻译、话语转化、理论对接的努力。一些学人从国家形态演化的维度认定民族国家及其理论的普适性意义，“顺畅”地使用相关话语开展中外比较研究，并使用外来的民族国家范式讨论中国的国家建设。由于民族国家的话语和理论主要基于欧洲经验，又内含着地方自治的传统，社会契约精神，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等内容，因而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的情况。针对这样的“难以解释”，出现了一种质疑——“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话语陷阱说”。

　　杨雪冬认为，“国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当代政治文化中被赋予了强烈的本土性解释，中国人对“国”具有浓郁的家庭化或家族化理解，中国的“国家”淡化了制度形态，突出了国家的道德意义。带着中国本土历史情境产生的认识记忆，显然会对“国家建构”“民族建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无法理解。如果简单套用，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论”的认识陷阱。⑨马德普认为，“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模糊了人们对中国国家性质的认识，制造了许多理论上的混乱。它不仅不能成为一个描述现代国家的一般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容易带来负面影响的概念；我们中国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不能陷入西方话语的窠臼。⑩袁正清指出，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民族国家很不一样的国家形式。中国有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存在，但是又不能完全地找到西方民族国家的因素。跟西方民族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不一样的。在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时，中国学者该怎样做?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看中国(现在这种认识在中国学者中间是比较多的)，还是提出一套具有中国特殊性的概念?(11)张会龙、朱碧波指出，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一种国家范式。民族国家强调民族与国家的互构，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这种唯美的政治追求会遭遇“历史是否合法”“现实是否可能”“理论是否普世”的多重叩问。民族国家理论是植根于西方本土的知识产出。它难以阐释中华现代国家的精魂气象，也不适宜作为古今中国国家范式的一体化表述。(12)

　　笔者认为，一些学者之所以对民族国家话语及理论产生质疑，一方面是基于他(她)们对世界民族政治问题或族裔政治问题复杂化的认知，对相关国家治理民族问题乏力的叩问；另一方面，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洞察到中西政治历程、政治价值、政治传统、政治生态之间的不同，抑或是两个方面的交织。而构建中国本土政治学的努力，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质疑与研判。

　　那么，应该如何结合以上质疑，审视民族国家话语及其理论呢?在对待“民族国家”话语上，可能需要把握好的两点就是“进程”和“结构”的问题：其一，把握“进程”问题，就是在国家形态演变的历时发展中把握民族国家的所指，则其为继宗教普世国家、王朝国家之后的提倡“民权”国家(国民集合体的拥有的国家)的国家形态，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主权国家的普遍形式，也被一些学者理解为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同义词，这一话语是近代进入中国的。其二，把握“结构”问题，抑或是族类群体的层次问题，即民族(国民集合体的拥有的国家)既可以是单一族类群体构成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两个以上的族类群体组成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多个民族的民族国家，简称多民族国家)。在对待民族国家理论上，关于民族(国家民族)、民族建设、国家建设的理论在“理”上(学理、机理、规律上)具有一般意义，可以吸纳、借鉴；但在民族建设、国家建设的“术”上(同化主义、自决主义、利益契约等)具有西方性或地方性，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中国当代的国家建设中，一是要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官方和社会上主流使用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话语，二是要借鉴民族建设、国家建设的一般性学理、机理。那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话语又包含怎样的设定呢?就近现代以来的政治进程而言，“多民族国家”强调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国族的族类群体意义上的)组成的主权国家、现代国家。“统一”强调的是56个民族组成了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拥有一个国家主权。我们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在“多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之间，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国民集合体、公民集合体的意识，培养和加强普遍的、跨越民族差异、区域差异的整体国民认同。

　　（二）另做解释：用文明国家说描摹中国现象

　　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观点，则是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从历史合法性的角度认知中国近现代国家建设的，持文明国家观点的既有西方学者也有中国学者。在界定什么是文明国家时，印度政治学家米兰·瓦伊什纳夫(Hinayana Pre-wash)以印度为例发问：印度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国家民族?他认为，印度人的认同感并非源于19世纪印度开始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民族国家，以应对殖民主义的挑战，而是源于过去几千年的文明传承。(13)也就是说，与西方民族国家相比，国家政治统一的合法性更多地来自国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是传统的爱国主义而不是近代的民族主义集结了国民对国家的忠诚。毫无疑问，在被视为文明国家的中国和印度，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具情感性，也更为大众所愿意使用。

　　甘阳指出：“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14)约瑟夫·列维森(Joseph R.Levenson)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国家，认为“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15)英国左派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16)葡萄牙政治学家布鲁诺·马赛什(Bruno Maes)则指出，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是围绕着文化而不是政治组织起来的。(17)马丁·雅克2009年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出版之后，中国作为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也译作文明体国家、文明型国家)的观点进一步在西方传播，并被用来解释为何中国取得了非西方民主制度支撑的快速发展。2019年3月4日，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Churchma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是西方思想的全球力量使民族国家成为政治组织的国际规范，但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崛起可能会创造新的模式：向前一步——“文明国家”。(18)

　　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将“中国不像一国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更引用罗梦册的话称之为“天下国”。(19)2003年，甘阳先生提出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重新发展为一个“文明国家”。(20)而张维为则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21)文明型国家强调和谐共生的政治文化，“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在其他政治文化中难以产生。文明不排斥西方国家崇尚的利益、契约精神，只是文明国家赋予了利益和契约更多的道德色彩、情怀与权变。

　　一个国家的制度生长和人格化风度形成，都离不开自身文明的“脐带”给养。尽管“文明国家”这一概念主要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国家凝聚力和现代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但是相比于“民族国家”，“文明国家”更具包容力和解释力，也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以及超越国家共同体之外的天下关怀。

　　在思考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当下，在我们面前摆有两套理论：一套源自西方，以普世主义的方式在现代世界大行其道，强而有力，中国被迫卷入其中；另一套则是对天下的理解，源自中国，充满普世关怀的道德感，但尚待以理性化方式展开。(22)一个文明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国家形态和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形成之时，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是中国政权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这也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一些中外学者用文明国家解释中国，旨在解释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认知、把握，包括在国家建设的资源依托等方面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家”“国”“人民”“天下”的价值、道德感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的融通性更为凸显、深刻，这也为实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同频共振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三）彰显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特色与自信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概念演进，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新时代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后文简称《决议》)总结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取得的十三个方面的成就，其中在“政治建设”中指出：“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3)这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政治建设、国家建设的内容。《决议》在总结十个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坚持统一战线”部分指出：“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24)这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大团结建设、民族建设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提出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即“十二个必须”，其中第三个是“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5)这句话具有三层深刻意涵：其一，执政党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定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于推动各民族的“五个认同”——发挥认同的纽带作用和力量；其三，目标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五个认同”的交织、淬火促进了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目标合一。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融”中华民族建设与中华现代国家建设为“一”的建设，这样的“融二为一”不仅适应了前文提及的“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目标趋同”的发展趋势，也克服了西方民族国家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羁绊，续写了中华文明“和合”哲学的新时代华章。“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含了两个共同体，一是中华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二是中华民族选择的国家共同体，是人们“群的共同体”和人们“集体的政治共同体”的合一。这种合一的进程和实践同步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种合一的内在决定性在于集体主义的纽带作用强于个人主义的契约作用，公有制保障的物质利益共享性、互利性战胜了私有制为基础的物质利益的独占性、竞争性。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合一具有物质、精神两方面保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具备的，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领导核心”，更是将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驱动力整合为一，具体论述详见后文。

　　综上，学术研究的呼唤、执政党的明确指向都表明赋予“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表达恰逢其时。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立足于中国多民族国情，具有久远的实践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在新时代集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于一体，社会主义道路是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

　　三、如何深刻认知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

　　深刻认知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就是要从更深、更高、更宽的视角阐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本质与实质。中华民族作为富有凝聚力的“人们的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无疑离不开国家的坚实外壳，从天下国家到主权国家，从传统文明纽带到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纽带，中华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有机性、包容性、凝聚性不断提升，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累积下宝贵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经验，亟须升华为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尽管这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

　　（一）“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中的“特色”凸显中国的独特性

　　中国既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又具有国家这一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一般特征；它既有文明国家的形态，如今又具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政体品格。“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是“国家建设”的本体，亦即，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实践彰显的是中国的主张和智慧，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描摹的对象是中国。之所以使用“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一是凸显中国内部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自古以来”，二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发展的当下时段，揭示当下时段的多国家建设离不开承继久远的共同体资源。

　　中国的“国家建设”相当于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中的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是人民，国家建设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当代中国的国体决定了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合一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参照并吸收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关于民族建设、国家建设、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学理的一般意义，超越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偏狭的一面，立足中国本土，因循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从多民族国家出发，从文明国家的传统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出发，呈现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框架。正如王希恩所指出，“中国的民族建设既和国际上的民族建设过程相对应，也有自己特殊的路径和规律”。(26)

　　（二）在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认知与把握中国特色

　　在中华文明的滋养下，中华大地上国家形态的出现远远早于西方，国家建设的实践与经验也长期领先于西方，在中华文明的宝库里从不缺少国家治理之术和国家治辖之道的内容。当自在一方的“天下国家”在近代遭遇西方民族国家冲击之后，不得以效仿民族国家的建国模式以及民族主义的动员机制。但尝试的结果是“驱除鞑虏”狭隘民族主义的失败和向“五族共和”的转向，打造国民同质性的“一族一国”的模板难以刻画多民族的中国。在近代的国家建设中，否认和忽视多民族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就失去了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合法性。

　　中国在近代进入民族国家的轨道是一种“迫不得已”，但这一轨道并不适合中国政治的“机车”。马俊毅指出：“回顾近现代史，中华民族(nation)的形成，实际上既不同于法国，也不同于德国，其具有多元一体的形成路径和内部结构，既有共同性又有多元性，其形成与国家的转型和建构不分孰先孰后，而是统一过程中的一体两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建构现代多民族国家方面的‘适合于自己的道路’。”(27)从晚清开始，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走向自觉，自觉既来自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复兴富强的社会运动，也来自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动员。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以天命为基础的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将由以人民和民族为主体的合法性所取代。(28)符合国情的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轨道是由中国共产党铺设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大势，通过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广泛发动起中华民族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对内发动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将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作为最坚实的核心，保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方向，并将无产阶级革命和推翻民族压迫的革命统一于中国整体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团结起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种政治力量，离开中国共产党、离开社会主义就难以准确把握近现代以来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实质。旧中国阶级的纵向对立、族类群体的横向隔阂被“斗争与统战”、“人民”团结打造为上下一致(压迫阶级消失)、左右一体(民族隔阂消除)的政治共同体，这也是理解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出发点。而新中国的成立，又开启了执政党与国家力量合力建设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篇章。常安指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采取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国族主义”式国家建构模式，也未照搬苏联的联邦制模式，而是立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立足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革命实践，以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建设的质的飞跃。而这个“新办法”的制度要义所在，恰在于社会主义。(29)

　　国家主权赋予了治理者对内的政治制度营造资质，而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30)

　　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结构和历史进程相比，中国民族建设有着自己的特有优势和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国民族建设中文化建设和情感建设的强调，是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民认同、命运认同的复合型塑。具体而言，“我们提倡的中华文化认同，既要各民族的小认同，也要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更要有中华民族的大认同。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族类共同体，还是一个容纳了政治、经济、地域因素在内的国民共同体。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讲文化认同，也要讲国家认同、各民族共同的利益和命运认同”。(31)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

　　政党是政治实践的发动机，国家建设离不开政党的作用。在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政党有着表达和整合的功能。功能发挥适度，则有利于国家建设。常晶指出：“在那些成功的多民族国家，政党表现为两个特点：第一，对于政党自身而言，已开始逐渐对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予以承认，并将之纳入政党纲领；执政党更是需要成为包容性的政党，以巩固其执政地位。第二，政党之间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和政策方面表现出更为合作的态度。”(32)政党团结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团结、社会团结的核心，也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首先是执政党沿着族裔边界的瓦解与脱落。

　　政党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在西方政治话语中陷入危机，却在中国政治中方兴未艾。(33)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了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这是执政党能够赢得人民的前提，也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国家发展朝向正确方向的保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意味着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实现中国人民大团结、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各民族，是人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创的是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生态美好的事业，而这样的事业无疑会不断凝聚人民的团结，增强国民的认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进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凝聚民心，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各民族的具体利益才能不断实现。由此，中华民族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亦即人们共同体(国民集合体)的建设和政治建设(人们共同体的权力、权利的保障与发展)共同拥有一个“核心”，两个建设同频共振。同时，这一核心是实现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和各族国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重合的关键。换个角度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克服了西方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张力，这也是理解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与密码。

　　（四）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没有认同就没有团结，就没有共同体。人类进入21世纪，“认同”成为政治的核心。缺乏政治认同，政府就难以获得支持，各种大政方针也就难以被贯彻落实。(34)实际上，伦理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形式，当属于“认同政治”，亦即，中国并不缺乏认同政治的历史与底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概念，是“中华民族”这一历史的、民族和文化意义上的人们共同体与政治的、命运意义上的“国族共同体”的合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四个与共”是各民族情感、价值、精神上的融通汇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35)政治归属、社会归属、文化归属是各民族在多层面、多领域的权益相互依存、关系相互依存、思想精神相互依存。从国家建设理论上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就是培养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认可和忠诚，属于政治认同培塑。“五个认同”从本质上讲均属于政治认同，汇聚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设。(36)

　　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纠缠与失序问题就要深刻理解“多”和“一”的关系。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多”和“一”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像是土豆同土豆口袋的关系，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把土豆放到土豆口袋里就行了。也不能理解为好像是木桶和木桶箍子的关系，桶是好多木片凑到一块儿的，用箍子把木片箍起来，统一好像是箍子，各民族好像是木片。……“一”是在“多”的中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口袋，不是一个简单的箍子，主要是一个轴线，是方向。(37)“一”在“多”中既是一种哲学认知，也是国家与民族的切实勾连与结构。“一”在“多”表明“一”和“多”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相依交互的组合。同时，“一”在“多”也蕴含着民族意义上整体和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个国家和多个民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有助于将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整合起来。

　　（五）把握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概念，具备大家庭共同体的比拟意涵与象征意义。共同体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学的概念，但在国家场域中，共同体则是一种政治认同集合体和公民集体责任义务承诺的单元。“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兼具民心政治、理性政治的复合概念。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秉持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理念，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为主要路径，具有理路设计与国情基础相适应、政治整合与国家认同相促进、“一体”与“多元”相统一、国家与社会共发力的特征。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平等的共同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又具有了人民的身份统称，共同参与人民民主的政治生活。相比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道德温暖，中华民族共同体则增加了现代政治中权利、义务及认同的剂量。(38)从此意义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融通性。

　　“家”是中国文化中的永恒情结，也是民众最为深情的体认。“大家庭”是自带伦理政治特点的概念。“大家庭”既可以是民族的拟称，也可以是国家的拟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家庭”便成为国家建设与国族建设工程中的标志性话语，从“国家大家庭”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庭”所呈示的内聚性和亲和性不断转化为团结统一的力量。“大家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标志性话语，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格和普适性的传播效能。中华共同体兼具政治理性与道德情感，一则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文化政治共同体，二则强调共同体的纽带是大家庭的理念、情感、利益、责任。(39)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大家庭，大家庭的主人是中国各族人民。

　　四、结语

　　文明是滋养和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制度与理论生根于文明之中，中华文明是把握和实践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营养基液。甘阳先生做出了相关研判与展望：“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40)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41)人类文明是人类生存、生产、生活中的美好价值、美好关系、美好实践的综合体现，凭借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业已走过了早期的“前文明心态”“内在分裂的文明”(42)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华文明及中国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和方向上应该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但在基础和结构上却是属于现实的文明形态，即是在历史现实中孕育着的未来文明形态”。(43)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构成了中国当代文明的特征，也是理解与把握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时代维度。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08/28/c_1127804776.htm，2021年8月28日。

　　②OECD-DAC Discussion Paper,From Fragility to Resilience:Concepts and Dilemmas of State Building in Fragile Situations,Journal on Development,Vol.9,No.3,2008.

　　③[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页。

　　④Sinclair Dinnen.,The Twin Processes of Nation-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7,p.2。

　　⑤John Allen Paulos,"Why Don't Americans Elect Scientist?" The New York Times,13 February,2012.

　　⑥Mark T.Berger,"From Nation-Building to State-Building:The Geopolitics of Development,the Nation-state System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7,No.1,2006.

　　⑦Mevayerore Daniel Igbini,"The Challenges of Nation-Building and Peace-Building in Nigeria," Danubian Studies and Research,Vol.10,No.1,2020.

　　⑧Paul Kagame,"There Are No Shortcuts to Nation Building," African Business,WEF Special Reoport(January,2015),pp.8-9.

　　⑨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复旦政治学评论》2005年第3辑。

　　⑩马德普：《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11)邝艳湘：《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矛盾与启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二届博士生论坛，2007年，天津。

　　(12)张会龙、朱碧波：《中华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破》，《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

　　(13)Hinayana Pre-wash,"India Is Not a Nation-State,or a State-Nation.It Is a Civilization-state," Hindustan Times,Dec 19,2019.

　　(14)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书城》2004年第2期。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W.Pye)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文明，而伪装成一个国家”。参见Aye Lucian,"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Vol.69,No.4,1990。

　　(15)[美]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382页。

　　(16)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封底。

　　(17)Bruno Maes,"A World Society Seemed to Be Advancing.But Then The Civilization-state Struck Back," Noe ma,June 15,2020.

　　(18)Gideon Churchman,"China,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 State," Times,4 March,2019.

　　(1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20)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页。

　　(21)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1-62页。

　　(22)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23)(2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5)《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8月29日。

　　(26)王希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68页。

　　(27)马俊毅：《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28)贾益、方素梅、张大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自觉》，《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29)常安：《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30)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31)王希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民族主义》，第367页。

　　(32)常晶：《比较视域下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政党角色》，《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33)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34)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第210页。

　　(35)尤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2021年第21期。

　　(36)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7)白寿彝：《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几点意见》，《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38)严庆、于浩宇：《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路及其时代价值——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策略》，《探索》2021年第5期。

　　(39)严庆：《主线、理念与作为：深刻把握与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5期。

　　(40)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书城》2004年第2期。

　　(4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7日。

　　(42)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了这种社会权力，那么就需要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参见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与第二大形态相对应的是“内在分裂的文明”阶段，即处于通过社会分工产生依存、纷争，也会产生阶级分裂和对抗的文明状态，尚未达到人类因全面发展而达到的文明状态。

　　(43)韩震：《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人民论坛》2021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