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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与聚合:社会互动视角下的云南回族圣纪节考察
2020年11月13日 09:23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马小娟 杨红娟 字号
2020年11月13日 09:23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马小娟 杨红娟
关键词:民族;边界;聚合;社会互动;圣纪节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边界;聚合;社会互动;圣纪节

作者简介:

  摘 要:与其他地区回族相比,云南大理上丰呈庄回族在举办圣纪节的时间选择、可参与者身份规定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性地方特点。对上丰呈庄回族圣纪节仪式的考察表明,作为社会互动的重要环节,仪式中的互访与共餐既增强了回族内部的凝聚力,也通过允许、接纳其他民族参与而实现了族群边界的跨越。在多民族交错杂居地区,不同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社会互动密切,在各自保持传统的同时也不断突破固有的边界,促成了彼此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的聚合,建构起民族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

  关键词:民族;边界;聚合;社会互动;圣纪节

  作者简介:马小娟,昆明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流动站博士后,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南地区回族社群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18CXW014)阶段成果

  一、社会互动,族群边界与聚合

  “圣纪节”是包括回族等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共同宗教节日,是回族三大节日之一。作为特定的内向型宗教节日,节期、参与者身份等原本都有严格统一规定,但是,现在不同地区回族在举行圣纪节仪式时却因地区差异而出现不同。例如:昆明市呈贡区回回营村两千多村民全是回族。2018年10月27日,笔者在参加该村圣纪节时听闻主持仪式的清真寺阿訇说:“你们看,现在在礼拜的才几十人,外面来来往往吃饭的人又有多少?”当时,正在进行开经、赞圣、讲卧尔兹的仪式,大殿中的参与者不足五十人,而在大殿外却有上千名前来参加节庆的人,既有外地回族,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们。即日,回回营清真寺宰牛23头,中饭和晚饭共宴客2950桌,接待了至少12000人的宾客。1允许并接纳其他民族的人们参与圣纪节早在数年前即已发生,“与开斋节、古尔邦节相比,圣纪节是云南回族民间与外界互动较多的、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公共文化空间。”2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作为特定民族的、具有相对封闭性的宗教节日仪式发生了这种变化?笔者基于对大理市下兑村上丰呈庄回族欢度圣纪节的仪式调查,拟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切入,阐释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社会意义。

  社会互动始终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因仪式而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互动的现象吸引了有关学者的关注。涂尔干认为:“不管宗教仪典的重要性是多么小,它都能使群体诉诸行动,使群体集合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3柯林斯把社会视为一个长的互动仪式链,指出 “仪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集会,与外界有界限、空间的物质安排,设计行动,以及引导对共同目标的关注,仪式使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同一件事情上,并使其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4。巴斯通过对社会互动实践的考察,指明了客观存在的社会边界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客观存在的边界尽管是造成不同群体之间产生和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但却从未因此而阻碍社会互动的发生,因为“在不同文化的人们互动的地方,人们希望减少这些差异。因为互动既要求又产生了符号和价值的一致性——换言之,文化的相似性和共性。因此,维持族群间的联系不仅隐含了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隐含了允许文化差异存在的互动的架构。”5罗伯特·韦勒认为,每个仪式都存在允许进出的边界。这种边界不是一堵密不透风的砖墙(brick wall),而是一面蜂巢式的墙(cell war),可以被渗透和穿越,而且可以经由各种方式穿越。6

  二、上丰呈庄回族圣纪节仪式的社会互动

  下兑村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大理镇大理古城东南部,面积1.81平方公里,辖6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居民主要由白族、回族构成。全村现有农户970户、3475人,其中白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80%以上。有耕地面积1991亩,农民人均纯收入6954元。7上丰呈庄是下兑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共有78户,308人,全部为回族。上丰呈庄经商者众多,主要从事旅游、运输及餐饮业,因此村民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8与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分布格局一致,下兑村的回族村庄也分别与白族、汉族村庄交错在一起。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征,但是彼此之间的社会互动从未停止,共同建构起和谐的民族关系,这在上丰呈庄回族圣纪节的仪式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一)节期的确定

  圣纪节是为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和忌日而产生的节日,根据伊斯兰历确定3月12日为节期。按照伊斯兰历,2018年的圣纪节应是2018年11月20日,但上丰呈庄却决定为1月6日。对于变化了的日期,当地清真寺管委会一名成员给出了解释:2017年上丰呈庄在7月份举行圣纪节纪念活动,是年11月份经商议后选定了2018年圣纪节的日子,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村里回族群众提前安排2018年的婚丧嫁娶等事宜,避免与圣纪节安排冲突,同时还能方便大理市内其他18所清真寺可以错开时间安排自己社区的圣纪节,以保证各清真寺之间轮流做圣纪,以便大家相互走访庆贺。这种因地因事而选定圣纪节节期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有,如:

  “巍山县的时间一般在固定月份,大理市这边因地制宜,随意一点,什么时间做都行。在农村,选择圣纪节日子时主要考虑多个原因:不能影响生产,收庄稼、插秧或太忙的时间一般不做圣纪;如果村里有其它大事,就并入到圣纪节一起来做,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及精力。比如2017年7月份,大理市的赴沙朝觐团40多名哈吉的欢送会在我们村来办,圣纪节就随着一起做了。另外也要考虑具体时间,比如周末及节假日要好些,因为有工作的人就有时间来过节。今年嘛,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的考虑,再加上上丰呈庄上一任阿訇已离任几个月,新的阿訇要来上任,就考虑尽早迎接他,一并把圣纪节做了。”9

  (二)仪式中的互动

  传统上,圣纪节是回族群体内部的宗教性节日,但是从笔者的调查来看,无论是回回营村,还是上丰呈庄,这种可参与者身份的边界被打破了。在举行圣纪节仪式时,无论是以清真寺还是以回族个体的身份,不仅可以邀请其他民族的人们参与,还能邀请地方单位的人员前来参加这个节日。以上丰呈庄为例。

  以清真寺为单位的邀请。当清真寺管委会确定了时间后,会在回族民众周五到清真寺进行主麻礼拜时跟大家商量,并在清真寺的广播里向全村通知(村里每一户家里都有一个能收听广播的小喇叭),我们也会在清真寺的黑板上张贴公告,大家要都没有异议的话,就这么定了,然后我们再上报给大理伊协和民宗局。102018年,上丰呈庄清真寺总共向大理市18所清真寺、周边其他县市的清真寺和大理民宗局、大理市“伊协”、大理州“伊协”、回族学会等相关单位以及镇政府、下兑村村委会、龙龛村、下丰呈村小组(非回族村落)等发出了100份请帖,邀请大家来参加圣纪节。同时,村民也可以以个人名义邀请其他地方的亲戚和任意民族的朋友们来参加圣纪节。

  “在请帖都发出之后,管委会会对圣纪节当天预计会来的客人总数进行预估,不过也不准确。然后,我们会做一个组织安排,全村到时能够来清真寺帮忙的人要进行统计,主要是自愿为主,但一般来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家家都参与,每年都是全村人一起来做的,这也靠自觉。”11

  清真寺管委会根据明确前来参加仪式的宾客人数信息,针对圣纪节当天负责接待的主要用人事项对全村人事进行合理调配安排,确保仪式进程和各项接待工作能够井然有序地顺利进行。各项具体工作的分工安排是:主管、挂功德组、做菜、做饭、出菜及撤席、添汤添饭、倒茶、摆放茶杯及下筷披桌布、洗碗、洗茶杯、宰牛、留客、守汤锅、广播扩音机播放、车辆停放安全组,共十五组,一百余人,其中留客事项是全村人共尽之义务。最后,管委会将人事分配信息及预计当天会来的各清真寺、州市属单位的客情信息进行详细的罗列,统一印制成“圣纪节安排”的纸质文件发给每一户村民,明确圣纪节当日各项活动均有人负责。

  圣纪节当日,凡有宾客到达,即有专人负责指挥迎宾,分别引领停车、挂功德、吃早餐等。用餐结束后,来宾大多走亲串友,各叙友情。以村民MHY家为例。MHY是开旅游车的,全国各地有很多朋友。今年新家落成时就在家里请了70多桌的客,来自各地的不同民族的朋友都前来道贺。MHY新家建得很漂亮,三层楼房,院子里有草坪和绿色灌木,准备做旅游民宿。因为圣纪日恰逢元旦收假,自己的朋友们能来的不多。这次办圣纪早餐主要是请村里的客人,亲戚朋友们早早过来帮忙,家里准备了300多斤饵丝,大致可煮600碗,可供应六百多位客人。院子里有人管事,客人到达后会被安排到院里空座就餐。村民们一般来得早些,一拨接着一拨,吃完早餐后他们就到清真寺门口去迎客了。

  再如村民ZCY12家:圣纪节这天,到他家的客人超过400人,其中大多是回族教友,如新阿訇就带来了近200名教友。大家在一起吃果碟、喝茶聊天。其它村的教长和一些回族民众出于充实信仰、沾点喜庆、看望朋友等目的,趁着过节也来他家探访。还有一些汉族、彝族、白族等不同民族的客人,这些人大多是ZCY的生意伙伴、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过节之前,他会通过微信向亲朋好友发出邀请。ZCY说:“这段时间离开经时间还早,可随便走走,哪家门都开着,想进哪家进哪家,不请自来也欢迎。”又如村民MC家:当天有十多位洱源来的亲戚,他们是洱源的“白回”,有些女性没有戴回族传统头巾,大家使用大理方言进行交流。以家户为单位的社会互动欢快而热烈。

  13:00—14:30要在清真寺举行圣纪节典礼。典礼被安排在清真寺大殿外的空地上。拾阶而上的主席台上坐着新来的阿訇、州市“伊协”领导、州回族学会来宾及村里一位宗教长者和主持人ZCY。台下的空地上或坐或站着三百余人,基本上都是头戴白帽或裹着头巾的回族民众。13:00典礼开始,活动依次如下:大理白族自治州“伊协”领导发言祝贺圣纪节,并欢迎新阿訇;新任阿訇宣任就职,为大家讲解节日并鼓励大家学习圣人的品德(即卧尔兹演讲);最后,大理市“伊协”会长发言,主要谈了回族群众经商者居多,大家要注意经商规矩和道德,对祖国要“红星闪烁,无私奉献”。下午两点钟,清真寺内广播叫拜声起,现场大部分回族民众涌进清真寺大殿进行“晌礼”礼拜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以清真寺为单位的社会互动环节。

  14:30,晌礼仪式结束,清真寺内的大喇叭开始广播,通知大家开饭时间到,请大家轮流来吃。寺内立刻人头攒动,热闹异常。所有村民及客人都到清真寺大殿外的各个房间和空地上用餐,每张红色小方桌可围坐8人,上8道本地回族传统菜品,一桌人吃完后立即撤席再上菜,换另一拨人来吃。午饭持续时间较长,到下午17:00左右结束。据统计,当天清真寺待客180桌,供应了一千四百余人就餐。13

  由此观之,在仪式的各个环节,既有回族民众内部完成宗教活动的内向型空间,也有为方便各民族之间开展外向型社会互动安排了充分的空间,神圣与世俗的活动得到了充分的关照。

  三、互访与共餐:节日仪式中的互动系统

  (一)互访——从内向型到半开放型的交往之变

  自元代因屯兵驻守形成散居之后,云南地区的回回人就开始出现利用节日之机开展群体内部社会交往的现象。在圣纪节,他们“互相邀约,探亲访友,来往交流,互通有无。每年圣纪前后,各地四处贺节的回回来往于途,络绎不绝。盛时延续数之久。这种互相‘贺书’的活动,使他们获得许多经济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又成了推动他们四处旅行经商、拜师求学的动力。”14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当代圣纪节的组织传统与文化结构看,它与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白族三月街等众多文化旅游项目的外向型民族节日不同,它是侧重回族内部聚合和伊斯兰文化传承的内向型节日”15。但是,从上丰呈庄圣纪节的个案观察来看,这样一个内向型的民族宗教节日逐步呈现出半开放型状态。圣纪节依然保留着本地以及跨地区回族群体内部聚合的基本特征,在2018年的圣纪节期间,甚至有来自国内其他地区至大理旅游的回族民众顺便参与了节日。在严格保持着圣纪节宗教仪式神圣色彩的同时,这一原本为内向型的宗教节日也邀请并欢迎其他民族的人们参与到节日的走访和聚餐,这种打破传统边界的现象正是“在长期互相交往中彼此影响、相互交融,既有共性又保留特性,许多文化元素以共生的方式渗透到各地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中。”16

  传统社群、文化边界被打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与谋求更好的存在与发展的诉求以及更好地适应生存空间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对于村民ZCY这样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来说,节日往往成为他积极拓展社会关系的机会。节日当天他接待的客人中,有3名“兰友”,一人是白族,另两个是汉族。在笔者与ZCY等人聊天时发现,他多次表达“做生意是面向所有人的”“交朋友不会太看民族啊”等的观点,恰好说明“人们之间的相处,看的是对方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民族成分’。”17经由互访编织起的社会交往关系,构成了一个持续性、互惠性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通过互访的交往,人际和族际的互动方式促使关系网络得以整合、强化甚至转换为一种社会资本,仪式结束后的关系网络会更具再生产的价值并产生社会资本的增量。18

  (二)作为文化传播的社交隐喻的共餐

  美食是不同文化群体交往的一种重要媒介,而回族烹饪牛、羊肉的手艺有口皆碑。无论是参加聚餐的回族群众,还是其他民族的客人,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体验了回族饮食文化。在清真寺聚餐的集体宴会形式也可称为共餐。大家自由就座,满8人即可开桌。除了部分头戴白帽和纱巾的回族成员外,看不出其他参与聚餐者的身份,大家围坐共食,形成了在农村地区较为常见的集体宴请形态。

  陈志明指出,共餐给人提供了亲自体验的社会关系,表现了热情的价值,招待和关爱,还有对相互关系的珍视,因此是研究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窗口。他最近的一个研究将共餐分为家庭共餐、亲属与社区共餐、仪式和宗教共餐、政治共餐和招待共餐五类。19他认为,社区共餐常与当地社区庆祝的宗教共餐重叠,不仅富有象征意义,还加强了团契关系,但共餐范围有限。在解读政治共餐时,他提出了共食圈概念并认为是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关系以及共餐范围,共餐表现出了接纳或者排斥的社交隐喻。跨越社区与民族群体的边界的云南回族圣纪节案例正是一个扩大了的共食圈,是族际交往边界被打开的一种文化传播和社交隐喻。

  在上丰呈庄圣纪节中,无论是清真寺邀请的客人,还是村民邀请来的亲朋好友,都是到清真寺用餐。对于回族民众来说,清真寺既是回族社群举办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是神圣的宗教内部空间,也是回族三大宗教节日集体聚餐的固定地点,同时还是一个群体成员议事与叙情的世俗化交往场所。这样一个具有符号性的空间有着极强的边界特征,其他民族成员通常较少会有意愿或者机会进入到这一空间。但是,上丰呈庄圣纪节的共餐恰恰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既具公共性,又有边界性的空间之内。进入清真寺大门而非大殿之门,对陌生人而言似乎并没有更多的行为仪式要求,这或许是回族内部空间边界感弱化的一种表现。

  众多愿意借此机会维护及展示社会关系的当地回族人以及众多因为私人邀请而来“凑热闹”的回族及其它民族客人之间展示了一种以饮食作为社会表述的好客文化。20这种好客不同于德里达所论述的特殊场景和语境是以主人为中心的边界认同来展示权力关系的舞台。这种好客关系,展示了主、客关系的互动张力。21同样,也不同于当下旅游语境中的好客行为及好客产业中表现出的“游客/东道主关系”的契约关系。因为在圣纪节的共餐行为中,可以发现就餐时没有位置、次序的讲究,没有食物与面子的隐喻,也没有现代营销理念建构出来的以经济收益为目的的互换表达。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交流形式,这时的共餐更像是一种情感的邀约,以一种有活力的共餐行为展示民族文化的对话姿态,表现出了情感及精神的共在交往。

  互访和共餐作为世俗性礼节,在回族社群的仪式中成为跨越边界的一种互动实践,社会交往的内生需求更像是蜂巢式墙体的一个个蜂窝,消解了强制性的中心控制,个体的选择与协作成为复杂的互动系统的变革动力。

  四、聚合:作为一种在地化交往实践的仪式

  范·热内普认为过渡礼仪是一种仪式进程模式,不但包括人生中过渡中的礼仪,而且也囊括了岁时节庆、“首次礼”等所有适合该模式的礼仪,通过对仪式结构的分析,他进一步把仪式过程划分为“分隔礼仪”“边缘礼仪”以及“聚合礼仪”,如正式进入、共餐及相互握手等的礼仪就是聚合礼仪。“同饮共餐礼仪,显然是聚合礼仪,是身体(地域)结合礼仪,当食物不是在共餐时交换,这种行为属于较宽泛的礼物交换类礼仪。”22按笔者的理解,聚合既表现为一种聚集与结合的行为,也表现为一种过程和文化结果,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形式,云南回族社群互动实践时的“聚合”具有更丰富的意义张力。

  上丰呈庄圣纪节仪式中人群关系的聚合首先表现在人际关系的聚合上。“节日,以一个特有的时间把人们联合起来,融成一个整体。”23节日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相聚的时间和空间,通过身体的在场,完成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在回族社群内部,它显然有着通过规范社会关系,使人们产生如涂尔干所言的“向心力和团结的结构性功能”。因为其热烈氛围的感召,不少回族社群的成员都会回家过节,24或者去较近的社区参加圣纪节,有些人一年内会参加多个圣纪节。

  其次是社会、文化关系的聚合。回族社群通过邀请地方行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其他民族成员一起过节的行为,既表现出回族社群主动扩大交往、密切与所在地其他人群和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的努力,又充分体现出他们利用节日展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的努力。巴斯指出“族群之间的边界,一面维系着族群的文化特征,一面又为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空间”25,可见,族群的边界并不是可见的区隔的分界线,而是在族群互动中不断建构的沟通过程和文化多样性的表达方式。除了个案中观察到的节日内容,云南其它地方的回族圣纪节也体现出族际互动的变化。例如,大理巍山圣纪节“增加了很多颇具时代特点的活动内容……‘圣诞杯’篮球赛、村志发行仪式及各级政府官员的到场,使得当代圣纪节的参与人群从巍山本地回族扩展到全省回族、大理州的其他民族及巍山地方官员群体。”26他们广泛邀请群体外成员加入以主动构建可对话的节日空间,展示出回族社群对生活之地的关注和团结,对群体交往边界的变通与调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向,笔者认为这与云南回族多民族聚居的生活环境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民族和谐团结进步是族群交往关系的主流话语表述。“对外部生态环境的积极适应成为众多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社会文化机制的动态调适是各西南民族历史中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理念。”27在长期与各民族互动的生存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云南各地的回族积极适应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社会环境,在保持其传统——民族、文化、社会边界——的同时,也渐渐地开放自己,学习并接受一些其他文化合理要素,加强与其他民族的人们——交往、交流、交融——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生产活动中。

  总的来说,通过对云南回族社群节日互动的考察发现,当地回族社群为了更好的适应云南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生态,以节日为媒主动进行了文化上的变通与调适,经由节日空间中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聚合,扩展与融聚了不同民族群体交往的边界。这种由特定文化空间的拓展而展开的良性族际互动,不仅是一种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更体现为一种在地化的文化智慧,我们理应觉察并肯定这种尝试与努力。同时,由于云南作为我国多民族交往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各民族之间长期处于一种频繁的交往互动中,这种交往互动过程对各民族本身的文化生成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本文所考察的节日空间,就表现出一种由持续的族际交往互动而产生的动态性。换言之,这种文化实践因频繁族际互动而处于一个持续的生成过程中,在完成对回族社会本身的文化整合之外,通过关系的聚合与文化的聚合,还不断建构着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团结互信、和谐共生的融洽关系。

  注释

  1.当地清真寺管委会人员称,估算时应当以桌数乘以8,再除以2,因为当天有人可能去吃了两顿饭。

  2.桂榕:《传统的继承与重构:巍山回族圣纪节的当代变迁》,《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3.[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26页。

  4.[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2页。

  5.[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美]罗伯特·韦勒:《宗教仪式、边界以及在差异中共存》,马戎编:《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页。

  7.《下兑村:新农村建设硕果飘香》,《大理时讯》2014年2月13日。

  8.据董月孝村长介绍,上丰呈庄大概有50户在大理古城和下关、鹤庆做餐饮,共有旅游车十几辆左右,主要做线路游,还有几家做蔬菜批发。

  9.分别源自2018年1月5日、1月7日对上丰呈庄清真寺管委会三名成员的现场访谈。

  10.分别源自2018年1月5日、1月7日对上丰呈庄清真寺管委会三名成员的现场访谈。

  11.分别源自2018年1月5日、1月7日对上丰呈庄清真寺管委会三名成员的现场访谈。

  12.ZCY是村里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所涉业务比较多,投资种植兰花,卖茶叶,开餐厅等,在村里是极有名望的富人,在重建清真寺功德榜上,他以214790元的个人捐资位居榜首。并且,在上丰呈村新的教长没有上任的这段空档期,“穿过衣”的ZCY在村里代理阿訇,临时打理村里的宗教事务。

  13.据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因为村里人手少,1500人是上丰呈庄目前的最大接待规模。而在周边地区,比如吴里桥或下关清真寺,人多,帮忙人多,接待规模大,可待客五六百桌,可接待八千多人。

  14.马经:《回回入滇与省会初创》,《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

  15.桂榕:《传统的继承与重构:巍山回族圣纪节的当代变迁》,《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16.马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17.郝时远,张海洋,马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郝时远、张海洋、马戎访谈》,《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8.杜华晶,周晶:《传统再造、族际交往与乡村社会整合——宁夏黄渠桥镇“桥神”祭祀的人类学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9.[马来西亚] 陈志明:《共餐、组织与社会关系》,马建福,马豪译,《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20.彭兆荣:《好客的食物:餐桌伦理结构中的张力叙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21.Jacques Derrida,Of Hospitalit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35~155.

  22.[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页。

  23.马国泉编:《节日》,《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994~995页。

  24.虽然因为各地过圣纪节的日期不同,作为三大宗教节日的圣纪节没有获得政府官方的放假许可,但是圣纪节一般巧妙地将其设置为周末或节假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25.[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马成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26.桂榕:《传统的继承与重构:巍山回族圣纪节的当代变迁》,《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27.李红春:《西南边疆民族生存策略的历史人类学解读——以纳村回族为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 年第7辑。

作者简介

姓名:马小娟 杨红娟 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艺术传媒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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