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满汉合一，表达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关切，这也是其建构民族国家的第一次尝试。此后，康有为结合东西方思想，通过“大同思想”和“公羊三世说”来表达自己的边疆民族思想和政治立场。他极力反对革命派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强调建立多民族的“君主立宪”  政体对稳固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必要性。“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有为提出“五族合一”的思想，主张加强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康有为的边疆民族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康有为; 边疆民族; 思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 17AZD019)

　　作者简介:吴楚克，男( 蒙古族) ，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索音布，男( 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主要从事边疆理论研究。

　　一、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的形成及其意义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 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1］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借鉴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提出民族国家构想和国家民族主义观点的第一人，他的主张虽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在唤醒国人民族意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在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的理论建设引导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思潮才能一步步走向高潮，最终实现民族解放。

　　19世纪，中国舆地学开始走向兴盛，康有为受此影响形成了对中国边疆民族的初步认识。此外，西方民族思想的进入和中国边疆危机的加剧使得其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边疆民族思想。清中晚期，舆地学代表人物魏源、龚自珍、张牧、徐松、何秋涛等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以及中国的国家空间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康有为深受他们的影响，并继承了“天下大同”“华夷之辨”等中国传统民族史观中的思想。康有为在《我史》中描述了一段自己游览香港的经历，他对那里巍峨的建筑、整洁的道路、严密的司法制度感到赞叹，同时对中国的民族观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对列强“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53)。此后，他重新阅读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舆地学书籍，并在香港购买了大量地图和西学书籍，在《印度游记》中，他评价了黄懋材的《輏轩纪程》，指出这本书“颇能考藏、滇之山川，而不能言印度之教俗”［2］(509) ; 在《桂学答问》中，康有为提倡“读史宜通地理”，并提到应该多读包括《蒙古游牧记》等涉及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的“地志”。同时，他还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解。

　　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的形成还与当时时局有关，尤其关注列强对中国边境地区的觊觎和侵略。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就认为，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已经忧患重重，琉球、安南、缅甸等藩属国的灭亡，导致“羽翼尽剪”，危及中国本土的安全。此外，他强调，在东方，日本觊觎着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 在西部，英国对西藏、四川和云南有所企图;  在北方，俄罗斯修筑铁路，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 在南方，法国通过宗教等手段在两广、云南等地制造混乱，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可知，康有为已经认识到西方列强企图利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来达到侵略中  国的目的。1898年，康有为明确向执政者提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2］(425) 的政治主张和目标。正是在当时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作用下，才形成了康有为独特的边疆民族思想。因此，研究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的意义，也正在于探究其在近代中国历史 背景下的革命进步意义。

　　第一，探索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策略。清末民初，正是中国边疆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康有为不仅将边疆民族问题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而且将其视为抵抗西方列强、反对殖民侵略的重要条件，这种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管窥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与近代中国民族思想之关联。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近代边疆民族思想也开始形成，并在民国时期逐渐趋于一致，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团结国内各民族，联合抵御外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 19 世纪末逐渐形成迥异于革命派和保守派的边疆民族思想。康有为主张“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2］(425)，他认为应该合中华民族之力抵御外敌。我们不能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边疆民族思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康氏之后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影响。虽然康有为的边疆民族思想没有完全摆脱“华尊夷卑”“以夏变夷”的“华夏中心观”，但却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全新视野和更多思考。

　　第三，廓清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及其与“变法改制”“大同思想”“托古改制”等其他思想之关联。康有为的边疆民族思想是“华夏中心”与“西方国家意识”矛盾调和的产物，比如在“公车上书”时他对边疆民族地区提出“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劈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3］(41)的主张，这样的主张更多是为变法服务。他将这个政策与沙俄的西伯利亚、英属的喀拿大(加拿大)、巴西、澳洲、荷兰所属的南洋各岛、美国的密士失比( 密西西比) 东南各州进行类比，是其学习西方国家思想的一种朴素表现。

　　第四，厘清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之关联。19世纪末，欧洲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潮并开始取得胜利，西方思想家的民族观、国家观开始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康有为所处的这一时期正是“传统民族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从理论上逐渐形成，成为指导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4］(40) 。康有为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民族问题时，必然将中国边疆民族作为重要的思考对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理论根源。

　　第五，研究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对今日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启示。在那个遭遇列强瓜分的年代，康有为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意识的兴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上百年的洗礼，中国人民对国家、世界的认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边疆民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康有为等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当今，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时局和民族关系，回顾百年前时人如何应对世界变局，对当下的思想与行为有很大的启示。

　　二、康有为思想的相关研究

　　康有为一生有大量作品留存于世，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记有的著作就达到137种之多，但其生前刊印的数量极为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氏之文渐渐受到学界重视，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戊戌变法资料丛书”中就收录有康有为文章40余篇，“文化大革命”之前还出版了《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代表作。《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是由台湾宏业书局有限公司于1976年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1990、1992年出版了三版《康有为全集》，收录的著作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是前所未有的。21世纪，因纂修清史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康有为全集》(第3版) 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整理，2007年将此书再次出版。

　　首位对康有为进行真正意义上研究的学者当属梁启超，他在《清议报》第100期上刊发的《南海康先生传》被认为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文中内容除涉及康有为的家世、生活经历外，更多的是介绍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及其中国政策。梁启超对康有为进行了高度赞誉，称“要之，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无论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与否，即以今论，则于中国政治史，世界哲学史，必能占一极重要之位置，吾敢断言也”［5］( 81) 。此后，梁启超撰写了《新镌康南海先生传》、张伯桢撰写了《南海康先生传》，都对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等进行了叙述。此外，胡适、金梁、蔡冠洛、费行简、夏敬观、王森然、杨荫深等人都写过有关康有为的传记，但是相比梁启超之文，研究价值并不大。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较早对康氏的学术渊源和特征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此外，李泰棻、孟世杰、杨克己、钱基博、 钱穆、蒋廷黻、顾颉刚、周予同、侯外庐、赵丰田、宋云彬等学者对康有为也进行过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近些年来，围绕康有为思想展开的研究已经数量颇丰，李泽厚先生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对康有为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托古改制”思想、改良派的维新变法思想进行了点评［6］; 邝柏林的《康有为哲学思想》是较早对康有为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一本专著，对康氏之哲学思想进行了精炼的概述［7］; 此类书籍还有萧公权著的《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著的《康有为论》等。

　　关于康有为民族思想的研究，林家有《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一文批判性地对康有为的民族思想进行了概述，提出康有为的民族观“不是康有为一个人的独有思想，而是改良派中较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言论”［8］。该文对康有为民族思想的评价不够客观，学术视野也较为局限，虽然开创了康有为民族思想研究的先河，但因为时代因素和资料搜集问题，使得文章立论过于片面。何志虎《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一文，论述了 20 世纪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间爆发的一场不同民族思想间的大论战，具体到康有为民族思想对孙中山等改革派的影响，何至虎认为，“以‘宪法’的形式纠正了自己过去称满族为鞑虏的错误，完全否定了满汉分治论、民族复仇论和特法治满论，以‘大中国观’把东北三省、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都确认为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把满、汉、蒙、回、藏等各族人民都确认为中华民族”［9］。白锐《康有为近代民族国家观》一文认为，康有为的政治改革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实质是如何在中  国建立起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文章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解读，从规范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剖析了康氏政治改良思维中的重心所在——民族国家观［10］。徐高阮先生在遗作《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一文中说: “有为的后期思想包括了一种历史见解，就是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11］这在当时已然算是不低的评价。

　　关于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相关著作也越来越多，但是经典作品不多，除了历史和政治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像马洪林先生所言: “100 多年来，对康有为的思想充满了讥笑、谩骂、诋毁和歪曲，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总结。作为理论家的康有为自有其思想贡献，作为实践家的康有为则是不成功的。我们不能苛求康有为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有人从儒家的  道统出发，指责康有为冒孔子之名，而将孔学丧失殆尽。有人从歌颂暴力革命出发，把康有为定性为‘改良主义者，诬陷康有为是革命的绊脚石、‘由好变坏’的典型和‘封建余孽。有人从中西文化交流出发，认为康有为是‘西体中用’论的先驱，但缺失了‘转换性创造’这一重要概念。这些研究者都没有从其理论不成熟和文化有缺失的自身寻找原因，结论难免失之偏颇。［12］

　　三、康有为的边疆民族思想

　　( 一) 康有为的边疆思想

　　首先，康有为对中国边疆的认识并不止于土地、人民的归属问题，还包含了地理、社会、民族等诸多方面。在《康子内外篇》中，康有为用大量文字描绘了中国的国家空间，其中有大量描述边境线或边疆的文字，“雅鲁藏布江分印度、中国之界，龙江沙、槟榔江汇为潞江为一重，澜沧为第二重，鸦硥、金沙为三重，皆万数千里，横税横岭，重重护之”，“若滇南、交趾，则沦于边夷为多，其地间于藏江及潞江、澜沧江之间，非尽源于中国，故其君属于中国、印度之间，其师在儒、佛之深”［13］(110) 。康有为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自然地貌和人文社会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边疆的认识大体上是清晰和明确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康有为对边疆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地理范畴，这为其边疆民族思想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其次，在康有为眼中，边疆地区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宝库。康有为认为，中国的边疆地区蕴藏着大量的资源，如果不及时开发而被侵略者所知，将会造成极大的隐患，“外蒙古，阿尔泰即金山也，长袤数千里，金产最著，苗亦平衍，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查验绘图。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3］(38)。这一段文字同时出现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康有为不仅将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发展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他把开发建设边疆民族地区视为救国图存的重要手段，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再次，康有为很早就认识到边疆危机的存在及其紧迫性，认识到边疆局势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全形势。他在 1889 年所撰《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折》一文中写道: “窃见方今琉球灭，缅甸亡，越南失，高丽自有祸，藏衅又萌矣。俄筑铁路，将至珲春，而逼盛京; 英规滇; 法伺粤、滇;日本蕞尔小岛，其君睦仁与其臣岩仓具视，发奋改纪，比已富强，日夜谋我。四封近邻，皆逼强 敌，而内地江淮河陇之间，多理教、哥老会之乱民，川、楚、滇、黔、江、粤，则天主教民遍地皆是。［13］(225) 在《与祁子和总宪书》中，又言“方今俄迫于北，日谋于东，英剪缅而窥藏、卫，法得越南而望粤、滇，国势危蹙，朝不及夕”［13］( 240)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提及边疆安全问题时，总会顺便提及藩国的作用。在《保朝鲜策》中，他通过叙述保全朝鲜的重要性来阐述藩国对中国边疆安全的重要性，他强调藩国对清朝具有屏障作用，藩国尽剪，必将导致“唇亡齿寒”的严重后果。

　　康有为主张保护边疆、保全藩属关系，当然是基于他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关注，也是基于他对当时边疆地理的认识，尽管他强调边疆民族地区陷入动荡必将导致内地危机，但在康有为边疆民族思想形成初期，更多的是将边疆民族地区视为保护内地不受侵略的屏障，直至其中晚期，这一观点才得到纠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偏差”恰恰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的时代局限，“超越时代”的判断往往是“域外高地”的俯视，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处在当代的焦点。［14］(3) 马克思认为1789 年法国大革命展示出来的革命精神，1843年的德国也没有达到，因而也不难理解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知识精英的局限性。

　　( 二) 康有为的民族思想

　　首先，康有为对民族的认识有现代的一面。康有为最早提及“民族”两字是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近者欧美，尤留意于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2］(425) ，这里的“民族”概念已经和现在的用法非常接近。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给“民族”一词语赋予了“国族” 的内涵，虽然康有为较少使用这个术语，但可以看出他对“民族”“国族”概念的认识是清楚的。不过，检视他后来的文章，会发现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大家熟知他对“黑人”①的言论，这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所处时代环境导致的。另外，比起同一时代的许多中国思想家，康有为的民族观具有相当浓厚的进化论色彩。

　　其次，康有为对民族的认识仍然有陈旧的一面。在“华夷之辨”“天下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康有为形成了具有“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思想，并提出一些富有民族同化色彩的政治主张。他在《拟复辟登极诏》中说道:“我朝祖出肃慎，亦为黄帝之别枝，宅于长白，实隶汉时之郡县。中更六朝， 地隔中原，遂沦异域，稍异华风。然与舜出东夷，文王出西夷，吴断发文身而为太伯后，楚筚路蓝缕而为鬻熊后，其义一也。故生理者以中国内地与蒙古人种相同，号为蒙古人种，盖皆为黄帝同姓之后故也。故满、汉、蒙古、西藏、回本属一系，前知北魏、周、齐，后知契丹、女真，咸改华姓，分婚传种，久合一家。我朝定鼎中夏，犹别子入继大宗云尔。竭其兵力，举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二万里而归之中国，自古未有之功也。［15］(388)这是传统民族观在康有为民族思想中的一个经典体现，不能完全用科学逻辑理解中国传统“迷散式”的原理叙述，它只是一种原则、一种态度、一种姿态。

　　再次，康有为对民族的认识主要服务于其政治主张。康有为明确提出“满汉不分”，他认为清朝虽兴于东北，但却是一个对中原、蒙古、准回、卫藏等有着合法统治权的“大一统”王朝。他认为清朝开国之初订立的满、汉官缺制度有其时代意义，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已经失去了当时的作用，反而开始阻碍民族交流和社会发展。康有为将解决民族问题与改革政治制度相关联，从深层次看，就是服务于其政治变革目的的。此外，他还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之众，但却省与省分界，满与汉异名，人民不团结，不能够相互扶助亲爱，将大大削弱国家的实力，他认为，应该尽快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团结国民，共同抵御外敌。因此，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提议: “立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则所以考定立宪国会之法、三权鼎立之意，凡司法独 立，责任政府之例，议院选举之法，各国通例具存，但命议官遍采而慎择之，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其谁与吾敌，而岂复四顾旁皇，瞻畏邻敌哉?［2］(425)可以看出，康有为将解决满、汉民族问题视作成功进行变法的重要前提。

　　君主立宪制在西方政治体制中不乏成功范例，康有为从社会角度关注到英法美俄的状况，提出了自己对民族的理解和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1917年，“十月革命”给中国知识精英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康有为的主张应该是先进的、民主的，甚至超越了“共和制，因为清政府与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的特殊关系，会保持边疆区域的稳定。然而，当时国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与海外帝国殖民中国的民族矛盾叠加，产生了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的效用，“共和制”必然成为“辛亥革命”的选择，后来出现的“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登基，乃至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伪满洲国，都是这种历史思潮的反复，事实上，现代中国与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切割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三) 康有为的边疆民族思想

　　首先，康有为对边疆民族具有一定的了解。《南海师承记》和《万木草堂口说》均是康有为学生所记笔记，虽不是康有为亲撰，但从内容中有关边疆民族的部分可以看出，康氏对边疆民族、少数民族是有一定了解的。《万木草堂口说》中就写道“索伦马兵最强，自咸丰八年为俄人所得，今无矣”［3］(245) ，“武帝时主父偃力行之，乃分王诸侯之子弟以弱小之。国朝之待蒙古诸藩，亦以此法”［16］(329) 。可见，康有为对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是了解的。对边疆民族的历史，康有为也有涉猎，提及西南土司制度时他写道: “云南、贵州各土司，千年战争，皆自小部落并吞为大部落，可以《宋史·土司传》考之。［16］(381)其次，康有为对边疆民族的认识仍存在一些误区。康氏基于进化论视角将边疆民族的生活状况、民族习惯等均视为“落后”和“野蛮”的，以现代视角来看，这种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比如他在《大同书》中将边疆民族的生存状况称作“边地之苦”。康有为认为中国边疆民族之民俗是落后的、野蛮的，如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东北民族使鹿使犬的经济模式等，在他眼中，这些都是蛮荒的代名词。在提及沈国在库页岛的费雅喀诸部落时，康有为将他们的民俗描述为“父子、兄弟、夫妇、叔嫂席炕灸火，杂居于大蚊牛粪之下，大风飞尘，则骡马之粪与人粪充塞耳鼻”［16］(12) 。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汉地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想法不是源于康有为，而是古已有之，所以“教化”很早就成为汉文化接纳异文化的前提。

　　再次，康有为将边疆民族视为保卫中国边疆安全的重要力量。康氏多次提及边疆民族在国家安全和应对边疆危机中有能力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1903年，他在《官议制》一文中就建议将边疆民族作为对抗外来强敌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该文中，他主张“沿边万里，守御尤难，宜选北口察哈尔之人耐苦寒者为兵。外蒙古四盟，非有八军防御不可，军中汉、蒙各半。内蒙古六盟，凡百余旗， 可以十之一起为后备兵，而统以将才有威望者，或练成十六军，则可矣。［16］(329) 可以说，这也是较早的边疆政治防御思想，王朝时代以“五服”的地缘安全学说体现中心与周边关系，通过朝贡藩属关系拱卫边疆，清朝通过与边疆民族的特殊关系，使边疆安全和防御有别于其他朝代，康有为继承了清代边疆防御思想。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1］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康有为的边疆民族思想容易被忽略，恐怕是因为他有显而易见的“汉族中心主义”和“君主立  宪”思想，然而，如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会发现康有为的边疆民族思想的确值得我们研究。

　　首先，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儒家思想来宣扬西方政治制度理论。英国著名学者希顿－沃森曾这样评价康有为: “尽力重新阐释‘孔孟之道，为引用西方政治制度提供合理依据，目的在使中国强大起来，能够抵御外国侵略者的侵略与压迫。［17］(378)这应该是对康有为思想价值十分准确简明的诠释，指出了康有为的精神源泉、思想武器和完成目的。然而，康有为的悲剧恰恰在于他精神源  泉与思想武器的矛盾，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思想代表去宣扬新时代，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社会主义时指出:“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14］(423)

　　其次，康有为主张的“汉族中心主义”是辛亥革命的精神先锋。辛亥革命未能很好地完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很大程度上是被“共和”的高调误导，因为共和制满足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制度需要。吴楚克在谈到中国民族问题、边疆民族的关系时说道:“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上，汉族作为革命的主体民族的确是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带动力量，并因而继承了一个封建  时代形成的以中原汉族为中心、周边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版图。这一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客观 民族分布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就是边疆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就是边疆民族问题，因而中国的民族政治实质就是边疆政治。［18］(50)

　　再次，康有为的民族思想有其时代缺陷，但仍产生了巨大影响。张淑娟指出康有为民族思想存在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清晰的民族国家观念，也就不能像孙中山与梁启超那样能够在民族主义目标与大同世界之间划出边界”［4］(241) 。康有为从“汉族中心主义”走到民族国家恐怕还有一段路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人们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甚至具体到不同人物的思想当中，民族主义的内容都会出现一定的差异，但几乎没有人能否定民族主义对近代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民族国家才得以逐渐兴起，康有为汲取了大量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完成了其边疆民族思想的构建，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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