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是民族团结建设必须思考的时代背景，现代化创造了各民族快速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但现代性内在的断裂特性也为跨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带来了新挑战：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缺失阻碍着跨民族交往，而现代性断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缺失；跨民族交往的双方由于陌生人的设定，容易高估风险；传统的社会调控机制不再有效，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亟须各民族共同合作应对。为巩固民族团结，需要从策略信任和道德主义信任两个方面建构族际信任，前者的建构路径包括：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增大利益回报；通过对族际失信行为的制度约束降低可能的损失；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信息改善提高可靠性评估。后者的建构路径包括：以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共产主义的共同价值信仰塑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中坚定信念。

　　关 键 词：民族团结；族际信任；现代性断裂；中华民族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团结与民族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ZDA15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民族工作必须放到民族地区现代化这一重大背景之中。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2]。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视察时指出“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特点，对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3]。

　　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到民族团结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民族团结作为发展进步的基石，也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搞好民族团结，既要坚持我们的基本主张和过去正确的做法，也要在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中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我国的现代化转型加快，对外我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体系，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新的应对。民族团结的巩固必须面向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时代总任务，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借鉴现代化研究中对现代性断裂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团结构建的认识，从理论逻辑层面探索应对相关问题的理论工具，服务民族工作实践，服务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任务。

　　一、“现代性断裂”对民族团结的新挑战

　　当今中国，最深刻的变革就是现代化转型，这一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后全方位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重要经典著作中对现代化的过程做了系统和科学的批判性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命题之一，现代化分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选题，产生诸多理论成果。谢立中在考察众多理论观点之后，对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等几个概念做出了辨析，指出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4]，其现代性的概念则认可吉登斯的界定，指的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持续扩散到全球产生着广泛影响，现代性由于变化速度极快，变迁范围极广，以及现代制度固有的特殊性，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以往变化的断裂特征[5]1-6。前述分析揭示出现代性存在一种断裂特性，体现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具有一种极大差异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极其迅速、范围极广，在极短的时间、极广的范围实现一种剧烈的转变，身处这一过程中的个人与群体无不感受到一种不确定感、断裂感。现代社会的结构远比传统社会复杂，人们开始普遍面临信息缺失的困境，熟人社会逐渐变成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社会调节机制开始失灵，快速发展的风险显著增加，而人们共同行动的可能在降低，风险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法国社会学家马尔图切利指出，“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充满不安，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是寻求一种不安的答案”[6]。实现现代性意味着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但现代化的过程却不得不面对现代性断裂的诸多问题，我们渴望现代性，也必须应对现代性断裂的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享受先进技术、先进制度的便利与进步，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急剧变化的阵痛，这是现代化转型的固有特性。思考民族团结问题不能忽略国家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更要认识到现代化过程对于民族团结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与影响。

　　(一)日益增强的复杂性加剧了跨民族交往中的信息缺失。

　　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社会角色、功能、职业等构成部分的不断分化和专门化。涂尔干将分工视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他指出，工业发展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沟通和传播手段的改进，实现了社会密度的稳定增加，而一个社会包含的人口越来越多，人口间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密切，社会容量也就相应增加；社会的扩大和密集，推动着社会分工不断进步，分工的结果是导致了社会的多样性增加，专门化程度提高，建立在结构差异化之上的有机团结取代了过去结构同质化的机械团结[7]。经济层面的分工发展，推动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复杂化，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人们的信息储备永远显得不够充足，基于完整信息的完全理性决策显得困难重重。

　　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关系，因社会复杂性的增加面临着更多的压力。由于自身发展基础的相对薄弱，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面临更大压力，当其他地区卷入快速现代化的大潮时，彼此的发展水平差异叠加文化差异被交往双方显著地感知到。现代化树立起来的复杂社会体系，叠加上各自的文化认识差异，使得跨民族交往难以获取支持理性选择的全部信息。人们在选择一段跨民族关系时，如何根据十分有限的信息做出选择，这是现代化对民族团结提出的新问题，我们必须抛弃过于理想化的理性人假设，避免基于有限的信息做出判断，从而对于复杂的社会作出简化的认知，

　　(二)陌生人社会导致跨民族交往的传统社会调控机制失效。

　　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由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乡土社会安土重迁，人口流动性差，易于形成稳定的传统，在熟人社会舆论的监督下，人们服膺于传统的约束，形成一种礼治的秩序[8]。传统社会里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共同维系着熟人之间关系的稳定，且社会控制力强，无论是汉族社区还是少数民族社区，在过去都由某种传统维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而这种传统的秩序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被重塑。

　　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加，城乡之间流动，东西部之间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群众都面临着大量的陌生人，原来各自依靠的群体内部的传统不再行之有效，陌生人的匿名性鼓动着行动者的投机行为。群体之间与群体内部都急需一种新的方法来稳定群体秩序。市场经济的扩张是现代化的基本方面，市场经济内在的逐利性，鼓励行动者将自利性作为重要的行为准则，而在跨民族交往中，由于各民族对于市场经济规则和价值取向的接受程度不同，跨民族交往的约束机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一旦自利性主导了跨民族交往，利益导向的冲突将冲击跨民族交往的持续性。在陌生人代替熟人的现代社会，必须承认，仅仅依靠过去的传统无法满足当下的秩序需求，跨民族关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调节手段。

　　(三)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迫切需求各民族的共同合作。

　　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断裂性内在的结构张力，给了人们一种不确定感，滋生出一种特有的风险意识，乌尔里希·贝克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诠释现代社会的风险特性。他认为现代性在早期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再源自人类社会以外的力量，而是与人类发展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时对利弊效用的权衡和决策密切相关[9]。以核危机、生态危机为代表，现代社会潜伏的风险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具有不可抗拒的威胁，这种风险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清晰的界限，成为一种全球性绵延的存在，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特征[10]。基于风险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性的判断，吉登斯看到了风险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渗入。他强调风险社会已经作为制度化的环境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个体已经普遍地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即使有专家系统可以利用，但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不安的风险环境[5]109-111。

　　风险社会是现代化过程的突出特点，人类的知识在不断膨胀，但科学快速进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同步增加，人们处理技术进步的基本价值没有取得共识，管理技术还没有跟上，决策难免会失误，而这种失误常常是集体不负责。民族的自身发展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协调都必须面对风险社会的考验，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无法在哪一个民族的努力下去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在风险意识下过度追求自身安全，不仅无法解决问题，更容易陷入相互指责的困境。合理应对风险社会，是民族谋求自身发展、民族之间和谐稳定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族际信任弥补信息缺失及应对现代性断裂的功能价值

　　如前所述，现代性给民族团结带来了诸多挑战，这都根植于现代性的固有属性，其突出的症结是高速发展、快速流动造成了信息缺失。我们的信息总量虽然在增长，但是面临具体问题、具体个体时却经常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持完全的理性选择：社会系统日益复杂，我们无法完整了解社会系统；陌生人站在面前，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掌握他的基本信息，难以做出好坏的判断；各样技术在进步，我们却不知道技术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何种问题，我们是否足以应对这些问题。信息缺失下，我们难以做出理性判断，才会出现复杂性面前的茫然无措，面对陌生人时的诸多疑虑，对不可控制的风险的担忧。如何应对这种困境，理想的方案似乎是增加信息供给，解决信息缺失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来，这一点很难做到。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新信息，但同时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知识的范围越广，未知的领域就越多，信任是应对信息缺失更务实的选择。

　　郑也夫在综合齐美尔、卢曼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11]19，信任是在缺乏足够客观依据、承诺与兑现时间不对称、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他人或周围秩序做出肯定性判断，如果能够做出信任判断，那么复杂性的问题就被简化认知的方式解决了。卢曼提出，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有效形式，信任使得人们在一个超级复杂的世界中，必须在没有充分知识把握的情况下行动并主动地使自己卷入其中[12]。吉登斯则进一步提出，在充满不确定和多重选择的情况下，信任是建立“保护壳”的最基本要素，而这种保护壳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互动中护卫着“自我”，信任与维护社会系统稳定的抽象系统有着密切关系[13]。在跨民族交往过程中，如果能够基于有限信息，在族际之间做出信任判断，并基于信任开展积极的社会互动，我们就有可能以此弥补信息缺失应对现代性断裂。

　　族际信任关系的建立，将充分调动各种有利资源，在族际交往中发挥新的作用，可以预期族际信任将是实现多方共赢的务实选择，对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团结工作具有特殊意义。

　　(一)通过族际信任积累兼容性社会资本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现代性内生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他人难以作出基于充足信息的理性判断，族际信任通过兼容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在人与人之间构建新的纽带，支持跨族际交往。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利用社会资本概念考察了意大利和美国的社会变迁，突出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他界定社会资本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任的规范。在他看来，社会网络、互惠、信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时候付出与回报存在时间差，只有在相互信任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警戒心、降低交易成本，互惠的规范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社会网络才有可能得以维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信任往往带来高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丰富能使个体和群体同时受益[14]149-151。

　　族际之间能够相互信任，无疑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积累起丰富的社会资本，使各民族获益。同时，帕特南区分出来的兼容性社会资本概念和排他性社会资本概念也有启发意义，排他性社会资本指的是利用民族等身份特征，为本群体成员提供支持，强调小团体内部的团结；而兼容性社会资本则包容多个群体成员，产生更加广泛的互惠规则。帕特南认为排他性的社会资本虽然也有支持群体成员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容易产生敌视外界的负面效用，相对而言兼容性社会资本能够调动更多群体的资源，实现更大范围的互惠，因而更加可取[14]11-13。从这个意义出发，族际信任是一种典型的兼容性社会资本建设路径，鼓励各民族之间相互信任，更好地调动各民族的积极性，让各民族的发展都获得更广泛社会资本的支持，相对于单一民族的自我团结，其社会资本积累渠道更广，又避免了出现我族中心主义的弊端，在更大范围实现民族互惠。

　　(二)通过消解刻板印象降低跨民族交往中的陌生人风险。

　　跨民族交往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影响了对彼此的行为做出充分地理解。个体在民族间交往时，特别是在交往初期，更多地是依靠个体的接触经验，甚至是别人介绍的间接经验，这种经验存在片面性，容易形成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所谓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于某个社会群体或者事物形成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并根据这种看法判断这个事物和群体，忽视个体差异，并对于个体的后续信息加工产生影响[15]。而其形成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是个体经验的过度概括，直接将自己接触的部分人特点加以概括化和固定化，二是基于间接资料形成，即通过他人的介绍或大众传播媒介的描述而获得。

　　刻板印象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原因还是人们缺乏足够的族际信任，由于害怕自身利益受损，采取一种过度的警戒心。在高度警惕的前提下，一旦个体遭遇了文化冲突，就容易将其无限放大，将个体之间的误解放大成对某个民族整体的刻板印象，即使那些道听途说的间接材料，也常常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予以接受。要实现跨民族的稳定交往，必须加强族际信任的建设，一方面用信任来作为交往的润滑剂，避免简单给群体贴标签的做法，另一方面用我们自己真实接触的民族个体认知重建关于他所代表的群体的认知，用个体积极经验的积累建构积极的他群印象，这样刻板印象才会消解，跨民族交往与民族团结才有坚实基础。

　　(三)通过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共同合作应对问题的基础。

　　现代性的风险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点是缺乏共同行动，要破解这一问题，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建构共同体，采取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不仅对于参与者有利，而且信任在共同体形成方面有诸多帮助：第一，信任有利于丰富人际网络，扩大互动范围；第二，信任有利于沟通，避免集体误解；第三，信任鼓励对差异性的接受和宽容；第四，信任有利于加强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系，塑造认同；第五，信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16]。从这个一般规律出发，只要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巩固族际信任，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将更加巩固。

　　当下中国建设族际信任，则又有自己的时代意义。受制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基础条件问题，邓小平提出第一步让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17]。这一发展战略，实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正确的决策。目前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已经实现，当下的任务是中西部的协同发展，共同富裕问题。要实现共同富裕，既包括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包括少数民族到发达地区实现自我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族际信任，可以预期，族际信任会在协同发展中更加巩固，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使命过程中，族际信任将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得各民族更加坚固地凝聚成命运共同体。族际信任通过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动力，在共同团结奋斗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三、积极推进族际信任建构的理论路径

　　面临现代性的固有问题，需要建立族际信任，如何建立族际信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吉登斯这样界定信任：“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5]30郑也夫提出信任具有三大性质：“第一，时间差与不对称性，行动与承诺的兑现之间存在时间差；第二，是不确定性；第三是没有足够的客观依据，信任更多是基于主观倾向。”[11]19

　　从定义和性质分析可以看出，信任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做出的主观认定，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来可能性的一种冒险。人们基于什么理由去冒险，怎样的冒险能够被未来证明其正确性？尤斯拉纳分析了两种支持信任的路径，一种是策略信任，一种是道德主义信任。策略信任是从信息和经验出发，基于利害得失的权衡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一种基于具体目的有选择的信任他人，可以说是“A相信B做X事”；道德主义信任从一种乐观主义出发，是对他人良好愿望的信仰，其基础是一种理想的价值而非经验，是普遍的信任他人，可以说是“A信任”[18]。虽然尤斯拉纳本人更加倾向于道德主义信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两种信任都有其适用面，都是建构信任的有效途径，在思考族际信任时，我们应该是两者兼用。

　　(一)构建互惠互利的策略信任。

　　策略性的信任，说到底是一种理性人假设，认为信任就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过程。对此哈丁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我信任你，是因为我的利益中含有你的利益，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履行对我的承诺。”[19]信任双方的利益嵌套促成了信任。作为理性选择学说的代表人物，科尔曼则对信任的理性选择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过程说明。他将建立信任看作一种理性判断的过程，看重的是一种得失的权衡。科尔曼对于这个决策过程给予了详细分析，并且形成了以下公式[20]：

　　P=获得成功的概率(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

　　L=可能的损失(如果受托人靠不住)

　　G=可能的收获(如果受托人可靠)

　　决定=肯定，选择给予信任P/1-P＞L/G

　　决定=否定，选择不给予信任P/1-P＜L/G

　　肯定与否定无差别P/1-P=L/G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信任对方带来的利益越大，对方不可靠带来的损失越小；对方可靠性越高，给予对方信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三个信息里最难获知的是P，人在建立亲密关系时，也往往花更多的时间来确认这种可靠性，在信息不足情况下，通常人的选择是低估一个人可靠性。从这一理论模型出发，我们在建立民族间信任关系时具体操作主要有三点：一是增大利益回报，二是降低可能的损失，三是提高可靠性评估。

　　1.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增大利益回报。在中国，民族间的互利共生关系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种客观事实。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各民族在相对统一的地理单元里，保持着多元文化频繁交往的一体性关系，加之在文化意识领域较早地树立起大一统观念，使得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都极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强化了多元一体的关系，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优势发挥得更加突出，各民族作为国家主人都认识到了民族团结有利于各自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富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使得各民族互利共生关系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为建立跨民族信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民族在个体生活层面对于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感知。在人口高速流动的当下，不同民族的个体交往日益增多，只有保证个体层面的跨民族交往稳定有序，各民族才有可能从个体经验出发认可民族团结，巩固族际信任，为此我们需要从各民族互嵌式工作和生活空间建设、跨文化交往能力、交往纠纷协调等多个方面着手，让各民族从个体交往上感知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

　　2.通过对族际失信行为的制度约束降低可能的损失。由于信息的不足，某些人受短期利益驱动容易出现投机行为，破坏原有的信任关系。如果这种投机行为得不到遏制，任其发展，那么从自我保护的动机出发，人们都将放弃信任，整个社会就有可能滑向失信的深渊。要保护信任关系，建立针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十分必要。当前我国依靠市场机制和法治机制的建设，对于失信者和失信行为的防范与处罚作用已经日益彰显，坚持依法治国和完善市场机制，未来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从社会总体的角度降低失信行为的发生概率。在这种社会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上，跨民族交往也将享受到法治制度的保护，大家可以降低对于失信行为的概率评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团结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法治思维，避免民族问题泛化倾向，时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价值尺度，每个民族的公民都平等地接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法律的权威性和公平性的确立，将有利于各民族在交往中的多方利益保护，稳定大家的行为预期，使得跨民族交往能够依托法律规制实现有序公平，让大家建立起对于跨民族交往的信心。

　　3.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信息改善提高可靠性评估。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跨民族交往之所以充满困难，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家将其他民族视为陌生人，缺乏起码的了解，无法做出判断。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的信息满足是不可能的，但跨民族交往的信息改善却是可以努力的方向。跨民族信息沟通的改善主要是存在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首先，群体层面的信息沟通问题，国家应该通过政府、教育、媒体等多种渠道普及民族知识。当前民族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在民族地区针对少数民族来进行，非民族地区的群众了解很少，而跨民族交往客观增加的大背景下，很多非民族地区的群众有了解民族知识的基本需求，但只能通过一些自发渠道学习，这种情况下时常出现一些错误认识。为此，建议以国民教育为基本渠道普及民族知识，以社区为补充渠道引导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其次，个体层面的信息沟通问题。在大数据时代，公民有些基本的行为信息可以为有关部门和行为相关方所掌握，这将为公民的社会互动提供信息基础，当前可以从商业纠纷记录、交通违规记录、逃税漏税记录等负面信息清单建设入手，使得公民在涉及重大利益的交往决策时，能够有基本的信息保障，避免个体利益受损，这种负面信息清单的建设也会为制约失信行为提供保障。

　　(二)构建价值认同的道德主义信任

　　对比基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策略性信任，尤斯拉纳给予道德主义信任更高的评价，因为他认为道德主义信任最重要的基础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作为一种坚定的价值判断，比基于有限信息的计算更具有稳定性，更容易从基本价值出发稳固地坚持下去。策略性信任从经验和知识出发选择信任，那么内群体显然要比外群体提供了更多的信任基础，所以策略性信任容易呈现一种内群偏好，专注于帕特南所说的排他性社会资本，而道德主义信任的乐观主义对群体内外都呈现一种积极看法，更具有包容性、拓展性。道德主义信任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判断，不是简单地在一人一事上去判断，而是对世界做出积极的肯定，从这种价值判断出发，容易激发出一种积极的态度，而策略性信任往往过于依赖知识和经验，有保留地去信任[18]25-44。尤斯拉纳的这种分析对于思考民族团结极具启发意义，提醒我们完全从所谓理性选择和从利益角度出发，尚不足以构建稳定和发展的民族团结。如果能够构建民族之间的道德主义信任，那么我们的民族团结才能说是真的入脑入心。尤斯拉纳认为乐观主义、平等、共同价值信仰是构建道德主义信任的基石，这也是我们建设民族之间道德主义信任的有效路径。

　　1.以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尤斯拉纳认为，当人们具有平等社会地位时，他们就感到易于相处，而且更容易相信陌生人，更容易形成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对各种合作力量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经验研究也证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信任度也会衰落，而平等主义的社会，信任度更高[18]110。对于民族平等的强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我们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21]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政策实践中，我们发现民族平等政策实践不仅保证了各民族的发展权益，受到各民族的欢迎和认同，也在客观上加大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坚持民族平等，让我们的民族团结更稳固，各民族的关系协同就具有了扎实基础。

　　2.以共产主义的共同价值信仰塑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尤斯拉纳的分析中，他认为是宗教信仰决定了信任的水平，那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信仰离不开宗教，绝大多数公民都归属于某一个宗教。在中国分析这个问题时，应该看到共同价值信仰更多地是基于大家普遍认可的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现实成就有目共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通过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过程为各民族自觉地接受。从思想内核上看，我国的共同价值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成果，本身就具有一种科学的内涵和方法，能够对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做出更加科学的判断，特别在指导个体处理民族关系时，更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思想资源。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公民中较高的普及和接受程度，我国公民在思想领域分歧少，共识多，易于在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判断上达成共识，这为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打下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容易形成统一的道德共同体，有利于建构族际信任。未来我们要继续大力做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特别是抓住“五个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这样一来，我国的各族群众就能够拥有一个更加科学和体系化的共同价值信仰。

　　3.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中坚定信念，更加乐观。尤斯拉纳提出乐观主义有四个要素：认为未来比过去好，相信可以控制自己的环境，个人有幸福感，社群有支持作用[18]103。仔细分析这四个要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里其实都已经包含。对于人的幸福和人类共同体的关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里，对于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不仅有充分的自信，而且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支持，也有着切实可行的步骤。可以说，只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日益强盛和发展轨迹，有力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可以让各民族建立起对科学社会主义坚定的信仰，这也就巩固了一种乐观主义。当下，我们要建设族际信任，形成乐观主义的判断，大的方向就是继续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各族群众的共同理想信念，要让各民族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事业。具体着力点方面，一是让各族群众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二是让各族群众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本民族发展的紧密联系的认识。

　　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是民族团结建设必须思考的时代背景，现代化创造了各民族快速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但现代性内在的断裂特性也为跨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带来了新问题，高速发展、快速流动造成了信息缺失，阻碍着跨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入。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的情况下，族际信任鼓励人们基于有限信息，做出信任判断，开展积极的社会互动，这既是积极的开始，也为风险的化解提供了一种保障。理性人假设上的策略信任建构，乐观主义之上的道德主义信任建构为族际信任建构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未来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情景建立更加微观的操作策略。族际信任为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思考民族团结提供了分析路径，日后更多的经验研究，将借由这一中层概念形成更加丰富和体系化的理论阐释，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团结的工作实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

　　[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

　　[3]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新疆考察纪实[N].人民日报，2014-05-04.

　　[4]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

　　[7]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89-239.

　　[8]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6-29，48-50.

　　[9]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M]//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3-66.

　　[10]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9.

　　[11]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9.

　　[12]尼古拉斯·卢曼.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103.

　　[13]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

　　[14]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和复兴[M].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9-151.

　　[15]俞国良.社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42.

　　[16]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 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141.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7-278.

　　[18]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M].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7-25.

　　[19]Hardin,Russell.The Street-level Epistemology of Trust[J].Politics & Society,1992,21(4):189.

　　[20]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