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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多彩的边疆图景: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观描述与型构
2020年09月21日 11:28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何修良 牟晓燕 字号
2020年09月21日 11:28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何修良 牟晓燕
关键词:边疆人类学;边疆观;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社会边疆

内容摘要:

关键词:边疆人类学;边疆观;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社会边疆

作者简介:

  摘要:边疆人类学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边疆理论研究的发展。人类学视野下边疆研究有着鲜明的学科特色和时代特征,政治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的边疆观交相辉映。政治边疆观描述了边疆差异性和渗透性的特征,文化边疆观立足当地人感受与想象来解读边疆,社会边疆观则注重边疆区域地方性实践与知识的发现与描绘。三条途径各自发展又紧密相连,形成了斑斓多彩的边疆图景。

  关键词:边疆人类学;边疆观;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社会边疆;

  作者简介:何修良(1980-),河南南阳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边疆理论与边疆治理研究;牟晓燕(1981-),山东烟台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平台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经济与文化研究。

  基金: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度国家基金预研学术工作坊项目“‘流动的边疆’: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观及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启示研究”;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项目阶段性成果;

  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黑斯廷斯·唐南(Hastings Donnan)、T.M.威尔逊(T.M.Wilson)提出了“边疆人类学”,致力于人类学视角观察、认识和重塑国际边疆,随后一大批学者跟进拓展研究,一起构筑了边疆人类学发凡。

  在研究内容上,边疆人类学“以国家边界及其相关活动为研究对象”,[1]以文化研究带动边疆整体性研究,分析边疆社会的地方性,进而通过文化的阐释推进民族国家框架制度和宏观层面的研究。[2]在研究方法上,人类学“进入”边疆,是基于民族志推动,以整体性的全景视野、历时态的演变视角、共时态的比较眼光关注和描述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群行为。人类学研究边疆独特的学术取向,赋予了边疆与众不同的观察视角,绘就了边疆人类学鲜明的学科底色。边疆人类学不仅是边疆知识生产的有效取径,而且使边疆研究的直径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延伸,进而呈现出立体交叠、斑斓多姿、层次丰富的“边疆效应”(frontier effect),政治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的边疆观交相辉映,“边疆”这个概念的内涵与特征在纷繁复杂的边疆社会和外部环境中得到了更为清晰化的认知与界定。赓续此学术演进,本文通过人类学视角,尝试以概述方式反刍与探赜“边疆”这一概念原有的内涵性范型与流变,窥探与发微这一概念在边疆社会实践演变中内在的结构性张力。

  一、政治边疆观

  人类学视野中,边疆在保持政治意义历史感的同时,正凸显出崭新的未来感,形成了新的变动的边疆政治秩序。

  边疆相遇在不同国家主权接触的地方,作为一种可见的、明确的物质形式(口岸、界碑、分界线、哨所等)存在的政治边疆,传统理论中的边疆始终处于“历史/政治”、“国家/民族”、“主权/领土”、“边界/中心”等维度划分的政治行为认知实践中,无论是弗雷德里希·拉策尔倡导的“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3],还是理查德·缪尔主张的“线状边疆”[4]等皆如此,边疆叙事与观念相对停滞在传统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中,“疆界沦为一把锋利的剃刀,现代国家的难题——战争还是和平,生存还是死亡,均悬在刀锋的两边”,[5]主权、领土等政治上斗争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利益博弈与获取构成了传统边疆研究的学术旨趣。与之大异其趣的是,人类学认为,全球化时代中边疆日益成为一个消解性的多元指向对象,边疆与政治互为隐喻的学理日益消解,边疆研究视角呈现出差异性政治意义分殊,诸如“第一世界遭遇第三世界”差异巨大的“第一热边”美墨边疆、有着平行故事的欧洲边疆、相似历史遭遇和文化背景的第三世界边疆研究构成了政治边疆研究对象。

  但研究内容取向有别,国内研究概括式的指出,美墨边疆巨大落差的政治经济边界关系促使学者们把眼光重点放在边界作为一种制度和机制如何进行流动管理、身份认定与社会稳定上;欧洲复杂的边界关系使得学者们更为关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内外部边界的此消彼长以及欧洲边界的界限问题、开放性特征与网络边界[6]。第三世界边界则是另一幅图景,聚焦边境族群主体性的表达与抗争、边民的行为与行动性等内容成为了学者研究的热点[7]。美墨边界和欧洲边界由于世界最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相遇而呈现出相同的边疆治理特征:主权彰显优先、边界管控严密、边界双方交流互往受限等,凸显出弹性空间较小的“硬性边疆”特征;而第三世界之间的边界,由于受殖民地影响,语言、宗教、文化等差异性较小,管理相对松懈、主权意识淡化而文化意识突出、边界双方交流频仍,彰显出相对弹性较大的“软性边疆”意蕴。边疆时空背景和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境遇的差异绘就了政治边疆观多样的现实类型,成为了人类学政治路径研究较为着墨用力之处。

  与之相伴的,在内容上,人类学视野下边疆研究的政治视角,从抽象的边疆政治行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走向了更为具体细致的边疆生活政治行为。边疆从一个孤立的政治属性为主的国际关系并置为一个政治与经济、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体系,原有清晰的政治意味渐渐式微,边疆内容所指的政治分化凸显。为此唐南和威尔逊认为政治边疆有三层内涵,“边疆视为分开或连接国家之间法定边界线;看作区分和捍卫边界线的国家的实体结构,由国家领土、公民和相关机构组成;有着变动摇摆的幅度,包括延伸开来或分离过去的边界领土区域,以此人们相互交往的各种行为及与民族国家身份有关的内容”[8]。当人类学区分边界两侧的研究分层和差异性特征时,实际上也在强调彼此之间的联结与连续,传统研究视角从国家内部观察边疆和理解边疆,边疆被视为静止的或者较少变化的,人类学视域中,边疆社会及其活动过程动态地呈现在研究对象与实践中,边疆观呈现出弹性的张力。

  政治意义的边疆不再是一条固定的区域,而具有流动性、连续性、不断变化的表征,“边疆越来越被视为‘过程’而不是‘结果’,是内部和外部机制性关系之间一种波动性张力的结果……边疆最好被视为‘边疆化’(bordering),也就是作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其脉络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潮标(tide mark)而不是固定的和提前预定的界限”。[9]“边疆化”组成了边界两侧群体的交往、物质文化交流与碰撞、政治博弈等,各种要素流动、交换、跨越边界的活动与事件促使了边疆社会结构性的转型和网络化世界形成,政治边疆观日益呈现出“渗透性”(permeability)1特征,其研究意趣不仅要对边疆塑造过程进行批判性考察与审视,也要“洞察边界与更广阔的空间以及政治想象的关系”。[10]深入地描述边疆地方实践中的权力间的差异、悖论、冲突与矛盾,边疆政治传统闭合属性减弱,逐渐形成了开放性特征,所承载的公共意义得到了有效讨论。

  以此观察边疆,一方面,边界渐渐成为“模糊边界”(fuzzy frontiers),其政治意义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帕斯特研究美墨边境的语言体验指出,“需要清晰明确边界的政治能量和民族国家所执行的政策对于边界两侧群体所带来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边民在复杂的民族、国家、语言的文化认同体系之中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并能理解是如何建构自身认同的”[11]。边疆社会中展现出竞争、合作、冲突等博弈策略以及背后所隐藏的国家意志、价值判断、政策选择、情感体验,其包含的政策及政治“渗透”性能量影响着群体身份认同的体认和主体性的确认,边民身份的历史连续性和完整性在政治意义的进程中得到了展现。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特征深深地影响着边疆,边界表现出“高度流动性、延展性和扩散性”。[12]边疆观在实践中从“控制”性行为走向了“再生产”性行动,边疆不仅联结着“边界/边界”,而且延伸和扩展到“边界/中心”以至某一侧国家内部整个范围内。

  美墨边界两侧“双城记式”的案例表明,边界不再是隔离与阻碍的象征,“好像变成了一层渗透性极强的薄膜”,[13]博安南则更极端地认为,移民社区和跨界社会加速了边疆的空间特征消失,边疆始终一直“依偎在我们身边”(allaroundus),[14]突出表现为边界在不断位移,它可以指两国口岸处,也可以在一侧国家的内部出现,甚至出现在城市不同社区之间和与边界城市相似的国内较为远离边界的城市里面,边疆人们对他们的社群边界进行创造和再创造,常常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在瓦哈卡(Oaxaca)、墨西哥城和洛杉矶之间;中墨西哥(Central Mexico)和芝加哥之间;海地(Haiti)与纽约之间,可谓是“到处是边界”:[15]既在“本地”,亦在“别处”,边界变成了需要对那些对流动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地方。[16]边疆多孔性(porosity)和斑驳性(mottlement)图景使得边界在不同空间移动、显现与消失及带来的边疆政治问题的分类与识别,双方渐渐从互为外部到形成新的内部,在更深层次上塑造了边疆区域秩序和地方性知识。政治边疆通过人类学结构性的分析,在实践上阐述了边疆治理的难度,理论上瓦解了传统政治意义边疆的“边界/中心”、“边界/边界”分析的二分法及解释力。

  二、文化边疆观

  人类学认为,不是文化嵌入了边疆,而是边疆本身就是文化。

  作为特殊的一种人文地理区域空间,边疆是“一个群体间裂痕有所缝合的区域”,[17]“一个蕴含着多方面对称性的承认——承认边界两边存在着人及其文化”,[18]成为了联结、观照和维系边疆区域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成为“人们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和互动的完美实验室”[19]和关注不同文化变迁的装置(device)。[9]

  边疆始终以彼此有别的方式存在,文化是恒定的视界与指示。阿瓦拉兹在《墨西哥-美国边界:边疆人类学的诞生》中将边疆人类学划分为两类,“写实主义者”(literalists)所关注的是现实问题,其中包括移民、政策、定居、环境、身份认同、劳工以及健康议题。“反写实主义者”(a-literalists)则关注地缘政治边界的社会界线以及行为中的矛盾、冲突及身份转变问题。[19]埃曼在《墨西哥-美国边界人类学:批判和重构》一文中也主张通过两种视角关注边疆,一种是政策问题路径,一种是边界意象路径。[20]“反写实主义者”视角还是“边界意象路径”的叙事方式构成了人类学重绘边疆社群和文化区域观念的基础,边疆研究化略为对文化的追问与反思。唐南和威尔逊作为最早研究象征意义文化边疆的学者,他们认为“人类学等有关学科所使用的边疆,是作为转换、违抗和文化实验的象征”。[21]

  文化边疆最初研究是建立人类学家巴斯的族群边界研究基础上的,是对边界“连接部”文化多重性和彼此互动性的思考,族群分类的实质形成边界,但边界是能动的,是可以跨越与交流的,“族群的共同性部分是由相互之间的尊重和互补性的文化特征构成,互补性可以提升族群间文化的独立性和共生性……即使互动关系已经跨越了族群边界,但族群边界依旧会维持下去”,[22]边疆族群之间生计互补、礼节共度、资源共享,但又始终理性地存在自身的边界内,双方交往认知与界限已嵌入在彼此交往过程的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中,各自呈现出自身不同的文化“主体性面向”。所以,文化边疆是关系的产物,是互动中建构的结果,这也凸显了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当地人的眼光”(native point of view),描述当地人的感受:他们是理解边疆文化的起点,也是边疆文化想象的终点。

  这些在第三世界的边疆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边民的边界意识、跨界民族的行为、部落与社会关系对边民的影响、边民社会行为选择等构成了文化意义边疆的研究对象。在贝宁和尼日利亚的沙贝边界,由于社会发展因素,两国边界管理严格,限制自由流动与贸易往来,但在族群流动中,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边界通过“边界身份”认定而实现自由往来。边民眼中的沙贝边界,不再像刀子一样把地理属性的两个国家截然切开,就算边疆关上象征意义的国界大门,边疆区域民族、宗教、语言、习俗、亲属等边界主体依然往来频仍,所谓“封闭”的边疆也只是“封而不闭”或“封而难闭”。沙贝边界不再是一条主权明显的划分线,而是充满活力的共同区域——生于斯长于斯的边民自信地认为:“我们自身就是边界!”[23]显然在当地人的理解中,边疆只是一种虚拟和形式上的存在。消解了民族国家“在场”的意义,族群的文化身份就成了边界“阻隔”与“中断”的连接“脐带”和“弥合”方式。

  与此相反,人类学也细致刻化边界区域“文化差距”并导致的边民社会行为不同选择的文化现象,边界一侧的文化选择往往在另一侧有可能就会带来文化漠视和文化不解甚至误读,这在政治经济文化落差较大的美墨边界中表现突出,美国边民表现出一种制度与文化的优越感,他们了解边疆,也了解国内中心,认为对面一侧是边疆问题的制造者,因此呼吁对边界进行严格管理。这也可以通过墨西哥的边民心理反映出来,一方面认为一旦越过边境就意味着高风险存在,“危险的边疆”笼罩在他们生活中。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边境更加自由开放,他们视美墨边境为“柏林墙”,期待未来有一天边境也能像后者一样轰然倒塌,[7]“文化壁垒”与“民族隔绝”不再存在,不再阻隔往来。

  两者更为微观的文化体验与冲突是通过民族志叙事来展现,诸如克利福德的《格兰德河的洪水:边疆社区灾难的比较研究》、斯托达德的《一个遭受洪水的边疆社区的灾难与危机:罹难发生的分析途径》等民族志展现了边界两侧常常会对一种相同的社会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意向和心理反应。在美国边界城市,拥有成熟的现代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自治精神凸显,彼此邻里互助、团结友爱,与传统的家庭取向社区不同,一旦灾难来临,她们愿意接受社区志愿模式的专业救援组团体的救济。[24]而在墨西哥的一侧则大相径庭,在灾难面前,家庭主导型的社区特征明显,多数墨西哥裔家庭宁愿选择依靠自己自力更生及其亲戚救助渡过难关,也不肯接受现代社会机构的救济,美国志愿者为此难以理解,认为他们固执无知、无法理喻。[25]边疆主体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内在化(internalized)的认知规则和意识化的自我体认,认识自身生存的环境有限性并约束自身的行为,这既是边界人群生存方式的理性选择,也是文化差异性的体现。

  从长视角聚焦,边疆作为文化的一种隐喻,是文化习俗的社会建构之物,存在于各种跨文化及形成的不同物质流动与交换中,“在文化生产上危机和创造并存,并向文化运作、实验、统御和控制开放的地方”,文化边疆多样混杂、交叠共存,“边疆和边地不仅在于民族国家的边缘之处,也存在于文化相遇的任何地方”。[26]按此理解,凡文化接触发生之地,皆可称为边疆,关于这一点,维克多·特纳理解的则更为直接和深刻,“边界可能是文化被明显地拆解的地方,此处是文化加文化,而不是文化与文化”。[27]文化以复数形式出现,夯筑起了边疆,也建构了边疆,大量民族志调研显示跨越边界的人员流动,所形成的文化景观超越了国际法边界,与不同的社会重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远超政治边界的“跨边界的城市社会网络”与“跨边界文化社区”。

  边疆文化的这种“共生现象”因全球化的“时空压缩”而显得更加鲜明,“当边界被压缩成一个(文化)意象时,当这个意象象征着广泛的政治或理论立场时,对边界的理解就会变得缩小和非区域化”。[20]边界面目愈来愈模糊、潜隐,越来越难以认清和界定,越来越具有弹性和动态性,边境社区不是不可穿越的,也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一些边界社区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由此确定了崭新的、动态的、弹性的文化边界”。[28]这种文化边界是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使得“边疆”观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纵横交错的相互联系大量发生,加之以时间变迁,可能消除各种持久的差异和认同身份……当人们一起跨越某种社会或文化分界线时,新的集团就会形成,并且由此明确他们之共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性质。”[18]因此,文化边疆是长期“间性”生成的过程,所关注的重点不是“自我”也不是“他者”,而是在进一步的交往互动中重新认识、理解和确认“自我”与“他者”,“在边境地区,移民既是界定边界的外国人,也是默认的(尽管处于阶级结构的底层)内部人士”。[20]照此理解,我们可以认为边界“浮动群体”(移民)“再生产”了边界:边界由于边民“主体性转向”和“文化深度接触”而获得了新的阐释与界定。

  文化边疆观具有学科发展重要的意义,传统理论认为边疆是文化的内生因素,只出现在民族志和田野书写的记录中,仅仅是探寻和解释不同文化现象的背景而已。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构成了文化研究的外部变量,文化的差异性与彼此之间交流互动影响与重塑了边疆。边疆因各种文化因素而表现出区域的整体性,不再是一个弥散的、游离的、变幻无常的碎片化地带,边界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断裂性、隔离性和非通约性在文化互动与共生中得到缝合、发展与丰富。

  三、社会边疆观

  全球化时代,与其说边疆越来越生活化,不如说生活包围了边疆。

  边疆人类学研究内容有着丰富的层次性,微观上关注边界民族研究,“强调少数民族的研究而非主体民族的研究”[29]。中观上重视社会边疆观探讨,“内在于各种边疆研究类型的观念,与其说将焦点维持在地理和领土范围清晰界定的社群和文化之上,毋宁说已经转向了对行为和身份的游移以及文化实践的机制性空隙中的社会类型的重组的关注”。[19]宏观上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边疆人类学在其他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具备了全球性的特点,国内或国外的边界、界线以及边疆是全球化世界中不可缺少的内容”。[30]边疆被置于民族国家未来发展、区域治理与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更大的政治地理空间中,关注边界两侧特定空间中群体社会行为的特征、方式及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边疆社会向度研究的叙述内容。

  传统中,边疆总是给人一种难以触摸的空间感或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边疆的“区隔性”与“遥远性”意象,使人皆视之为边缘、边陲或远方。这使得传统边疆理论研究始终存在着“黑箱效应”:边疆社会是一只看不透的黑色箱子,仅仅能从边疆社会的外部特征理解与分析边疆运行规律,其研究难以涉及边疆系统内部的结构、相互关系和运行逻辑。边疆人类学打破了“黑箱效应”的窠臼:边疆不再是一个连续性、均质化的、浑然坚硬的单一实体,边疆研究越来越多地聚力分析国家权力在场、族群互动、民众日常生活交往等表现出来的“复合性”特征对边疆社会塑造的关联与影响。

  边疆不再仅仅是一个区域,而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种社会体系。“‘边疆’就绝不能被视为一个一劳永逸的对象进行研究,而是要被视为能够通过经由文本、话语、实践和事件这些日常生活中各异的表述性的形塑和再造而一直浮现的事物。”[9]在边疆内涵与知识的表述中,“国家/国家、区域/区域、传统/现代、封闭/开放、稳定/冲突”等相互主体的关系与知识考察构成了边疆叙事的主题,社会性、互动性、反思性与批判性形成了边疆理论研究的新方法论意蕴,边疆也在这思维视角转换与理论批判重塑中赋予了新内涵。其直接表现为,边疆人类学从关注宏大议题到更多关注边疆日常生活的实践,地方性及其地方性知识构成了主要内容。

  边疆“地方化”过程和如何展现成为了社会边疆观最为突出的特征,“展示了地方研究的价值……边疆地区之间、国家以及政府之间的双边关系优先于将国家视为背景的地方文化”,“边疆嵌入到人类学最为擅长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9]。广阔的边疆镶嵌着最为日常的生活,生计所需的、家庭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获取才是更为实际而重要的研究对象选择。边疆不同的地方意义和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向在人类学之显微镜下得到了细致阐释,逐步重塑出边疆社会的区域特征与知识谱系,“边疆性”的社会书写特征愈来愈明显。

  “边疆性”的另一侧面,边疆人们虽远离中心,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以独立的眼光看待中心及世界。人类学家利用边疆生活并越过边界的边民行动的能动性去思考边疆是什么、能做什么并且在何时被灌注、维系和逝去,使得边疆人类学的发展“从关注边疆包含什么转向边疆本身以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边疆过程”。[9]边疆视为“国家/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重要变量,深深镶嵌边界两侧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行为之中,形塑着边疆人类学知识增量的新视角与新空间,边疆研究从原来的检视边疆、描述边疆走向了凝视边疆、重塑边疆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应用人类学2发展而展现,“能够认识和改变边境民众生活困难的旨趣和关切构成了应用人类学在美墨边界得以发展的关键基点。”[19]

  边疆人类学从关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边疆研究路线,演进到视角关切地方社区、群体等在地化治理的微观内容呈现上,威尔逊运用经济学手法,深入实景边界深处,分析了“跨国界的经济生活圈和社区集群”,“场景化”描述了美墨边境社会生计发展和复杂的社会心理时指出,“边民的经济行为扎根在墨西哥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反映出了传统的移民输出社区中居民在切身(或亲戚)的跨国经历中,进而产生出对美墨边境的较为复杂的自身感受”[31]。边界社会行为体现了国家意志,也是在地化实践与策略的运用,如何通过当地人视角观察边界社会生活,边界如何“地方化”等构成了研究主旨。进一步理解,社会边疆从“流动的边界”转向了“交往的空间”,人类学对“边疆”社会进行了切割和解剖,全景式跟踪与深度描写,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一直到一个个住所,最后到一个个的人。

  边疆个人生活史与当下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边疆两侧分际与互视的生态中展现了自身主体性社会生存的独特风景。正是这种对边民主体经验的第一性的肯定与阐释构成了社会边疆特征的核心,边疆研究完成了从传统的“仪式性”展演描述到“个体性”生活叙事的转变。这一点,国内研究中也有体现,指出在我国未来的边疆研究中,新型边境民族志要“聚焦‘现实中的边境及其族群’,开展边境线两侧的‘双向度’研究”[7],相对对传统边疆研究视角,社会化意义的边疆研究吁求日益突出。

  需要注意的是,边疆城市化的进程和人口的激增、流动对边疆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催化作用,边疆的社会生活空间在不断交往、交换、交易、交通、交流中改变和融合,社会发展空间日益的“扁平化”,弥散出地方生活的气息与温度,“边疆地区的融合与认可的声音,吸引了人类学家重新评判,也激起了全球化背景下对聚焦地方行为、生活和情境的创造性研究,资本以及伴随其左右的意识形态和霸权不再是边疆地区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19]

  研究视角转变,使得边疆以联结、连续、整合等功能与姿态出现,是对地方社群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时空记录,[9]渗透在交错时空生成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中,在研究向度上呈现出相对集中性,“多数的边疆研究集中在了社会关系这个层面,其中有的是由国家界定,有的超出了国家领土的范围,这些改变了本土国家的结构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2]社会关系层面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社群、民众等,形成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一起纳入到研究的议题中,边疆进而获得了在更大的观察架构、更广阔的社会进程中的思忖和考量。

  由是观之,社会意义的边界的生成与塑造并非由国家单向度来决定的,而是多主体不断协商与重复博弈的结果,[32]多主体不仅包括群体与组织,还有公民个体,“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对边境很重要”,[20]其中“公民角色一直在想象、建构、维系及其消除边界”。[33]边界多主体相互塑造和边疆区域两侧生活的黏着性彰显了边疆社会自身的能动性:边疆像一张不断变化的网,内涵日益的具象化和特定化,前者表现在不同主体的社会行动中,后者出现在边疆特定的社会互动网络中。换个视角分析,从边疆一侧拆开来看,边疆社会发展似乎是随机的,一旦放在长时段、连贯性的边疆区域中,就会发现边疆两侧有着难以分割的社会性关联与内在逻辑规则。边疆主体并非被动地整合进边疆社会变迁的体系中,人们会依据自己的文化习惯和各自边界区域的时空特性,将边疆转化为一个适合他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域,着力建构自身在边疆区域的核心位置和主体性特征。人类学研究在增量边疆知识的同时,也彰显了更大的边疆叙述的想象力与解释的生命力。

  结论

  人类学重解重建重塑了边疆观,从原来的单线描述走向了复线性书写,从原来的地理政治意义的边疆研究走向了文化、社会边疆研究,边疆样貌和边疆观日益的多样、饱满和斑斓多姿,“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9]边疆人类学围绕“政治”、“文化”、“社会”为叙事内容展开书写,体现了与传统边疆观不同的研究内容,但并不是单独对三者进行严格分类叙述,而是通过对三者内在的紧密逻辑和不可分割的问题域和议题群,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疆进行了针对性的描述、提问与回答,再造了边疆完整的意象。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者发生改变则直接引起其他两者变化。一般而言,政治边疆观作为物质层面的实力、技术、财富等方面的体现,受制于文化边疆观中非物质内容的身份、知识、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作为实践化的社会边疆观,刻化了边疆区域的再生产,进而使得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因素铰接融合起来,边疆的人们彼此相连为集合体,边疆成为生机活跃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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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何修良 牟晓燕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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