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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2020年09月11日 10:09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谢良 字号
2020年09月11日 10:09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谢良
关键词:西汉;夷夏并尊;纳之华夏;夷夏之防;地理环境

内容摘要:

关键词:西汉;夷夏并尊;纳之华夏;夷夏之防;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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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关键词:西汉;夷夏并尊;纳之华夏;夷夏之防;地理环境

  关于西汉时期的夷夏关系,学者多是从夷夏的区别标准、族群意识、关于“四夷”的政策、夷夏关系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用夏变夷等方面进行探讨。而以西汉时期长时段来探析当时夷夏关系的嬗变、对待“四夷”的两种政策及其原因仍有研究的空间与价值。这一观察视角有助于理解作为华夏具体政治化身的汉朝与南边夷越及北边匈奴在华夏化进程中的博弈,并对中原王朝所实施的不同边疆政策以及历史中夷夏关系的发展趋势,亦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汉“用夏变夷”与匈奴“渐染华风”的双向华夏化尝试

  秦汉之际,历经农民起义与楚汉之争,在汉朝建立后,社会发展处于瘫痪状态,国家无暇顾及边境。《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危机的加剧使得新生的汉朝不得不以黄老无为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与民休养生息。

  汉高祖六年(前201),匈奴大兵压境,包围马邑。汉高祖七年(前200)冬,刘邦亲自将兵攻击匈奴,被围于平城白登山。由于主观原因未能使形势转危为安,反而导致了匈奴“数苦北边”。刘邦迫于汉廷的军事劣势,不得不采纳刘敬和亲岁奉的建议,与匈奴结为昆弟,导致的结果就是夷夏关系在汉初呈现出“夷夏并尊”,甚至可以说秩序颠倒。这对于以文化礼仪区别夷夏的中原农耕民族而言,难以接受“并尊”格局的政治现实。因之,“并尊”只是汉廷迫于形势而采取的一种表层策略。

  夷夏关系如何解决,孟子提出过“用夏变夷”华夏化的方法。在《滕文公》篇中,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注云:“当以诸夏之礼义化变夷蛮之人耳,未闻变化于夷蛮之人,则其道也。”即用诸夏的文化礼仪去教化那些王化不及的蛮夷。刘敬在提议和亲时做过解释:

  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嫡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

  刘敬的建议并非是书生之见,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李大龙亦认为刘敬是“在详细了解了匈奴、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特点基础之上而提出的,利用西汉王朝强大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现实意义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和亲岁奉来笼络“贪汉重币”的匈奴,有助于缓解局势,换得边境和平,汉廷可得休养生息之机;而理论意义就在于想要采用“用夏变夷”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政治困境。张星久则认为:“儒家的‘用夏变夷’并不是刻意地、超越时代条件地用华夏文化去改造、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更没有依靠暴力征服去输出本民族文化之义。”首先,以公主和亲单于,匈奴便为汉婿,其子为汉孙,怎“敢与大父抗礼”。其次,以汉廷的缯絮食物等渐变匈奴衣服食物,最后以辩士随同前往辩论汉匈风俗的优劣,欲以汉礼仪风俗来改变匈奴风俗。匈奴单于在受到华夏文化影响下弃其国之风俗而用华夏风俗,然后可达到“兵可无战以渐臣”的形势逆转,令匈奴称臣。双方是在军事实力不均衡的情况下进行的辩论,风俗优劣牵涉的是华夏化能否在匈奴进行。

  贾谊对当时政治格局的定义是“倒悬”。《新书·势卑》载:“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綵,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即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 ”此时汉廷受北边匈奴之困,尊卑颠倒,如同倒悬。于是贾谊欲图制匈奴,其言:“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

  《汉书·贾谊传》引师古注《贾谊书》谓:

  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灼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三表五饵”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的秩序颠倒,但是其中诸多方面都是具有华夏化的内涵,如仁道、常义、信诺、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高堂邃宇、对降者爱幸有加。这些作为区别夷夏的标志,使匈奴用之,不仅仅是与匈奴单于夺民,更深层次的作用是使匈奴华夏化,由夷渐变为夏。

  另外要说明的就是匈奴是否“渐染华风”,即从匈奴自身而言,是否有华夏化的倾向。《史记·匈奴列传》载: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由“好汉缯絮食物”可知匈奴对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优于自己的汉朝,在衣食方面受到了影响,且达到了喜爱的程度。但是中行说对汉廷的意图十分明了,于是向单于说明事情的利害关系。这种渐进式的渐染华风受到阻拦。

  汉廷“用夏变夷”以及让匈奴“渐染华风”的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覆诸《汉书》,这种缓慢的过程对于双方来说都不认为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汉廷在文景时期,一方面仍以和亲岁奉与辩士相随这样的方法冀望可以“用夏变夷”,另一面也开始从屈服变为防御。匈奴在这段时间中也从原先的频繁入侵变为新老单于交替时派兵侵边,对于汉廷所奉的衣服食物颇觉喜爱,对边境关市也是要求开放。故汉廷并未打算放弃这种渐进式的过程。

  二、“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的选择

  汉朝的发展至汉武帝时达到鼎盛。“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国力强盛,汉武帝想要改变旧秩序,黄老无为的思想已经不适合当时国家发展,代之的是儒学复兴。在儒家意识形态下,汉武帝以天下之富饶,一改旧法,打破“并尊”格局,着手“纳四夷于华夏”。

  关于汉武帝“纳四夷于华夏”的伟业,司马相如作了一番表述:“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虽然司马相如在元狩五年(前118)去世,但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漠北,南越与西南夷地区还未平定,但可从司马相如的这段话中窥测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诸越、西南夷所采取的不同政策。

  (一)“纳之华夏”的选择

  王健文在分析汉代夷夏关系时指出:“总体趋势是,帝国向南方征服设郡县,推动将南方蛮夷‘华夏化’的努力;向北则划定华夏的边界,保留‘戎狄荒服’的‘他者意象’。”这一分析切中肯綮。张星久则认为:“这种情势下的夷夏之辨大体沿袭了先秦儒家的思路,同时更加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应该遵守双方之间自然形成的疆界,反对‘夷狄’对汉民族居住区域的侵扰。汉朝人关于‘夷夏’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问题。”汉代夷夏关系包括北部匈奴、南边诸越、西南夷,以及西域,汉匈关系是其中之一,只是问题突出而已。

  汉代夷夏关系呈现的状态确实是如王健文所言南边设为郡县并华夏化,北边则仍有障塞长城作为边界,保持华夷秩序。“纳之华夏”是对南边夷越和北边归附汉朝的匈奴民众的选择。

  于汉廷而言,在地理版图扩张之时,伴随的是华夏文化的输出。邹立波在论及西南夷与汉廷的关系时,亦认为“这些蛮夷部落大多是归附后受郡县约束和控制的徼之内的蛮夷部落,汉政权通常派遣具有儒学修养的‘循吏’前往治理这些蛮夷部落,他们以教化蛮夷为主要职责,如益州太守文齐、益州西部都尉郑纯、越雟郡太守张翕等。故这些部落归附后普遍受汉文化的濡染,这与‘徼外’蛮夷部落明显不同。”由汉廷派遣的流官与当地土著共同构成了夷夏一体的形态。王健文将余英时关于循吏传播文化的作用加以概括,指出:“儒家所代表的大传统与地方风俗的小传统之间,如何通过循吏在地方的教化,将大传统传播到帝国的各个角落,以建立儒家理想的文化秩序。兼为儒者的循吏,在地方推行儒家教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华夏化’的时代使命。”王健文进一步探析称:“在长安接受教育者、原在禁中事天子左右者、原在朝中为官者,回到本乡或外放郡县为官,将‘圣地’的讯息带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这样的流动,正是帝制中国以后新‘华夏’世界形成的主要程序。”上述三者通过郡守这个媒介来表明夷越地区的华夏化。

  与前面诸位学者的看法不同,朱圣明认为:“夜郎等部族的族属、文化、居地等并未改变,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旧有蛮夷之地变成了汉朝郡县之区,该地域上的‘蛮夷’在政治上归属了汉朝。”这是从政治归属来看夷夏关系的。胡鸿认为:“不得不维持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王、侯、邑长等土官系统得以保持,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羁縻式管理。”汉武帝时期赐滇王金印,令其“复长其民”就可看出对于当地施行羁縻之策,但是并未制止当地族群的濡染华风。华夏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包含着政治归属、身份转换、文化礼仪三方面。纳之华夏只是属于政治归属这个层面,紧随其后的则是身份转换,由“蛮夷”向编户转变。最后是通过郡守的教化使其渐染华风,逐渐华夏化。

  在汉匈征战的数十年间,有降于匈奴的汉民,亦有归降汉廷的匈奴民众。《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张守节《史记正义》曰:“以来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属国是汉廷在西北边郡设置的机构来安置这些归降的匈奴民众。综观两汉时期,属国的数目一直是在增加的,范围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由“因其故俗”可以看出对于属国的管理是由汉廷派遣流官治理,同时迁徙汉人实边,促进了当地的华夏化进程。正如安梅梅所论:“促进了边郡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原地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以及文化的交流。”

  (二)“夷夏之防”的选择

  汉廷对于北部匈奴与西域则是施行“夷夏之防”的传统思想,保持华夷秩序。龚留柱在分析“夷夏之防”思想时认为:“大体上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华夏文化对游牧族骑猎文化的同化能力是非常强的,一旦置于更北边的环境,这种努力便往往无效。”华夏化的尝试是基于农业文明,而匈奴适宜游牧文化是由于所处草原沙漠形成的,下节地理环境中会具体分析。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末有一段关于如何处理与四夷关系的建议:“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班固对于匈奴的生活习俗、地理环境、文化礼仪的分析颇为深刻。匈奴于汉绝域殊俗,双方征战多年,和平难得,既已臣服,当羁縻安抚。

  甘露三年(前51),匈奴单于朝贡汉廷,关于入朝礼仪,汉宣帝主持了廷议。萧望之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籓,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从宣、元、成、哀诸帝时期与匈奴关系来看,萧望之当时的主张是正确的。王健文指出:“廷议讨论的是当时天下秩序的界定,保留政教所不及的‘戎狄荒服’的空间,同时再次确定‘中国’为天下秩序的核心位阶。”王健文对于当时汉匈关系的定位分析较为清晰。汉宣帝想要恢复华夷秩序,保持“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局面。

  汉朝经营西域,由汉武帝初通到设西域都护再到设置戊己校尉,历时近百年。西域都护是汉朝设在西域的特别机构,管辖诸国。“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汉书·西域传》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对于领属之下的诸国,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汉廷对西域诸国与匈奴一样,采取羁縻与镇抚之策,诸国朝贡汉廷,保持藩属的关系。

  西域诸国是否有华夏化的倾向,以龟兹为特例。龟兹国王绛宾迎娶了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之女。在诸国中,龟兹国仰慕汉文化,国王绛宾与王后“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龟兹国只是特例,不能代表所有西域诸国的华夏化。

  三、“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政策的反思

  秦汉是统一的时代,夷夏一体的大格局是长久不变的。但是在大格局之下,夷夏南北问题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汉廷选择“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是对当时的地理环境、夷夏关系进行反思而做的选择。这两种政策是汉廷经过多次尝试之后的选择,适宜于当时的夷夏关系。

  (一)地理环境。在汉代的版图中,以长城为界,北边为草原沙漠地带,属于温带半干旱与干旱地区,常年缺少雨水,冬季寒冷,不适宜农业耕作。王明珂指出:“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本地自然环境中最主要的限制因素不只是干旱,更由于雨雪量不稳定。”因此,就地理环境而言,游牧更适宜于这一地区。

  先从匈奴要求汉廷开放关市来考察,匈奴对于生产于汉地的物资依赖性不低。童恩正从考古资料入手,指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类型、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造成了“游牧民族一般而言在经济上需要依赖农业民族并有时通过掠夺来达到目的”。李大龙亦认为:“匈奴从事着和华夏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匈奴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而华夏族则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再从进入中原农耕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考察,农耕文化取代游猎文化,转向华夏化是不得不做的选择。相反,北部地区不适宜农耕,葛剑雄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各个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够生产足以养活当地居民的粮食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方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方,就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如班固所说:“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故而对于北部匈奴采取的是保持华夷秩序。

  以秦岭淮河为界,南边是水稻耕作,北边是旱地耕作。如西汉在西北地区设置的属国就属于旱地耕作,故归降的匈奴民众生活在农耕区。南边虽属夷越之地,但属农耕地区。此时南边地区开发程度低,耕作水平不及北边旱地耕作。

  《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载: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

  南边正是由于同属农耕地区,虽然族群、风俗不同,但随着变为郡县,郡守教化,便会移风易俗。王明珂认为:“汉帝国对游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软硬兼施,以坚持、固守两个世界间的分隔线。相反的,对于灌溉农业盛行的地区如滇国、朝鲜、南越等地,中国则认为他们是知礼尚义的国度,因而对他们的政策便是努力将其变成华夏之域,将其人化为华夏之民。”地理环境与经济生态的相同是选择纳之华夏的缘由。

  (二)理论依据。主要是指汉廷皇帝对于夷夏关系的主张。张星久认为:“为了建构统治合法性,各族统治者会对‘华夷之辨’的经典理论进行选择性表达,而儒家士大夫们也只能在权力设定的话语空间中,以有利于统治者合法化的方式进行‘华夷之辨’的话语实践,政治斗争因而主宰了‘华夷之辨’的意义生成与知识生产。”汉代儒家对于夷夏关系提供了“大一统”思想,即“纳四夷于华夏”的合法化阐释。

  如何处理当下的夷夏关系,董仲舒及公羊学派为汉廷提供了理论依据。汪高鑫认为:“汉代公羊学派重视夷夏之辨,始于其奠基之作《公羊传》。《公羊传》的夷夏之辨思想,从思想渊源来讲,是导源于先秦孔孟的夷夏观念。其一是重视宣扬‘异内外’的思想,也就是要严夷夏之别。其二,《公羊传》对夷狄仰慕、遵守礼义者则‘中国之’。其三,《公羊传》对中国违背礼义者以‘夷狄之’,这与先秦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夷夏观相比,则是一个重要发展。”董仲舒对于夷夏关系的理解,在《春秋繁露·竹林》篇认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可知其思想源于孟子思想发展而来,夏可变夷,夷可变夏,取决于是否遵守礼义。在《仁义法》篇中,其认为:“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夷夏共存各处是理想状态下的秩序安排。进而可以说,由“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思想构成夷夏一体是董仲舒的理论主张。

  汉廷作为华夏的具体政治化身,“由于华夏空间与人群的扩张,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华夏边缘)便持续地向西方、西南、南方与东南方推移”。华夏的扩张向四方推移,扩张到南方地区时,则设郡县,开始了当地的华夏化进程。虽然这个过程只是处于初步阶段,并不稳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地进行。在汉廷推动华夏化的进程中,西南夷地区的边民也在主动学习华夏文化。如杜抚、尹珍等,在中原学习之后返乡教授,促进当地的华夏化进程。朱圣明先生认为:“在汉帝国推动华夏一体化进程中,这无疑是一种强大有效的源自边郡的内在推动力。”只有汉廷与当地的双向华夏化,才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夷夏一体化进程。

  而汉廷在反思与匈奴的关系时,西汉后期的扬雄认为:“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尉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正是由于汉匈之间数十年的征战,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师旅迭出30余年,造成了府库空虚,社会矛盾爆发,影响统治。鉴之于此,故汉廷采取以汉为中心,令匈奴与西域等国岁时朝贡的羁縻之策,保持华夷秩序。

  结语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基于汉廷国力。秦亡之后,汉廷迫于国贫民困与军事劣势,不得不和亲岁奉匈奴,形成政治上的“并尊”格局。与此同时,汉廷亦想要尝试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但并未成功。

  随着国力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汉廷开始在儒家意识形态下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经过汉武帝数十年的经营,“并尊”格局被打破,着手“纳四夷于华夏”。汉廷对于夷夏关系的选择是对南边夷越和北边归降的匈奴民众“纳之华夏”,南边变为郡县,派遣郡守移风易俗,使其濡染华风;在西北设置属国,因其故俗治理,迁徙汉民实边,促进了华夏化进程。对于北边匈奴与西域,则采取“夷夏之防”的传统思想,以“中国”为核心,保持华夷秩序。

  在反思汉廷的两种政策时,由地理环境考察,南北地理呈现出的是北部是草原沙漠,适宜游牧;南部与中原一样,属于农耕地区。对于相同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生态的南边地区则是主动地将其纳入华夏。对于北部则是保持华夷秩序,保留藩属的关系。由理论依据考察,由“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思想进而构成夷夏一体是董仲舒的理论主张。

  华夏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长时间濡染与接受。进一步从整个历史长河中考察夷夏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边境上的夷夏关系呈现出的是北边夷狄向南入侵,夷夏分明。南方楚、越等国纳自身于华夏之后,开始了华夏化进程。秦统一后,改行郡县,统一文化思想等,五巡天下,目的是使原六国地区迅速齐一化。秦始皇派遣蒙恬北击匈奴,连接故燕赵长城,防御匈奴,就是要实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另一支军队则向南,征服诸越,改为桂林、象郡,则是为了纳南方诸越地区于华夏。作为华夏的具体政治化身,汉廷关于夷夏关系的两种政策亦是南北不同。唐宋明时期,对于北边的突厥、契丹、瓦剌仍然是保持华夷秩序。可以说在整个大一统汉人王朝时期,夷夏关系的走向一直都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注释略

作者简介

姓名:谢良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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