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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交往中的藏族居住与从业调查 ——基于成都藏族流动人口的适应性调查
2020年08月21日 09:59 来源:《中国藏学》(京)2019年第4期 作者:石硕 王志 字号
2020年08月21日 09:59
来源:《中国藏学》(京)2019年第4期 作者:石硕 王志
关键词:成都;藏族流动人口;居住;从业

内容摘要:

关键词:成都;藏族流动人口;居住;从业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成都作为藏族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现代化城市,呈现出藏族流动人口数量多、分布广、职业多样、流动方式复杂等特点。文章以藏族流动人口的主位视角,调查分析大量藏族人口流入成都的原因及他们在成都居住、从业方面存在的困难及其原因。成都开放与包容的特点及优良的经济和气候环境是吸引大量藏族前来的重要原因;成都特色的社会与饮食文化极受藏族的喜爱,也增强了藏族对成都的认同。不过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部分藏族青年在成都租房与求职上尚存在一些困难。文章认为通过加强民族文化知识的宣传、消除文化隔阂,方能有效帮助藏族流动人口更好融入成都这座现代化都市。

  关 键 词:成都;藏族流动人口;居住;从业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民委委托项目“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生计环境调查研究”的终期成果。

  作者简介: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成都 610065;王志,藏族,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5

  今天,成都已成为青藏高原周边向藏区辐射最强、交通往来最密切且对藏族最具吸引力的城市。除了作为航空进出藏区之门户与枢纽而导致大量藏族经此往来、流动的因素外,成都还日益成为藏族选择退养、居住、求学、经商、就业、就医的理想之地。在藏族看来,成都正在成为“西藏的后花园”。据统计,2010年,拥有成都市户籍的藏族人口为32332人①,“每年有100多万人次来自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藏族人口在成都市区流动,常年无户籍常住性藏族人口在15万至20万之间”②。成都的武侯祠一带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藏族社区,聚集了来自西藏及四省藏区各地的藏族并操各种藏语方言,以致藏族将成都戏称为藏语“第四大方言区”。

  习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同胞进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并强调要做好城市民族工作。③目前,成都藏族社区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先后出现了一批相关调查和研究成果。这些调查与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藏族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经商、藏餐业、旅游及汉藏民族关系等方面,但大多是从“客位”角度进行的调查与研究,④比较缺乏“主位”即以生活在成都的藏族自身为视角的调查与研究。大量藏族同胞进入成都之后,其适应性如何?他们在居住与从业上有何特点?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与困难?他们对于在成都的生活有何主观感受?为了更好贯彻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指导方针,⑤本文对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在居住与从业状况、特点及适应性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主要基于藏族的视角并以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为主,旨在更好地了解藏族在成都的生活状态及其适应性。

  一、大杂居、小聚居:成都藏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与特点

  藏族在成都的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整体上看,主要分布于“武侯区—高新区—双流县,金牛区和青羊区—郫县/温江区—都江堰市两大集中分布片区”⑥。就成都市内而言,以武侯祠南门附近的武侯祠横街和洗面桥横街—武侯祠东街两条街道交叉形成的“民族用品一条街”为中心的浆洗街社区以及西门车站附近街区是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武侯祠南门在历史上即是往来于成都的藏族集中之地,⑦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康定宾馆、甘孜藏族自治州驻成都办事处及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等机构均设置于武侯祠横街与洗面桥横街——武侯祠东街十字交叉的街区内,因此这些地方一直是西藏及四省藏区工作人员造访成都的一个重要目的地;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看到商机的藏族开始在武侯祠横街和洗面桥横街做小生意,他们的成功吸引越来越多的藏族来到这里发展商业贸易,于是逐渐形成了今天看到的“藏族一条街”格局。以青羊区的抚琴西北街为中心的另一藏族聚居点的形成,同样与此街区内行政机构的安排有关,阿坝交通大厦宾馆、民族饭店都在此街区内。更重要的是,附近的西门车站是成都市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主要的班车始发站,因此,这里也成为藏族人口大量集中的地方。到今天,这些街区内布满民族文化用品商店、藏餐厅、藏式演艺厅,以及以服务藏族顾客为主的家庭小旅馆,可谓满足了赴成都藏族的各种所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方也是藏族僧人分布最为集中的街区。原因在于,这些街区内琳琅满目的宗教用品商店往往是很多僧人成都之行的主要目的地。

  相较于市区内的浆洗街社区这样涵盖各地、各种职业藏族人群的情况,成都市周边郊县中的藏族流动人口分布则呈现出行业性及地域性特征。简而言之,同行业的藏族人口趋向于在同一郊县中较为集中地分布与流动;而同来源地域的买房、租房者亦趋向于聚居一处。

  造成行业性分布与流动的原因与成都市周边郊县中的各类“民族用品生产基地”广泛分布有关。尽管可以宽泛地将这些乡镇企业统称为“民族用品生产基地”,然而细究起来,各地的生产基地却是各有特色,所生产和销售的商品种类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分别吸引不同行业的藏族前往。比如:邛崃县是哈达和藏毯的主要生产基地,自然吸引了大量藏族小商贩前往;而郫都区的生产基地则以佛像生产和销售为主,因此往来于郫都区的藏族人口就以佛像及相关宗教用品的生产商、销售商以及这些商品的主要消费者——僧人为主。

  地域性分布是藏族人口在成都市周边郊县分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大致来讲,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在温江区及双流区分布较为集中,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族在都江堰市、郫都区分布较为集中。根据调查访谈所获得信息,这种“同乡集中分布”的情况远非来自甘孜州的集中分布、来自阿坝州的集中分布这样简单,而且按同乡集中的区域也不限于成都市周边郊县内,这样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在市区内买房居住或短暂流动的藏族人口。GDC是来自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藏族,目前在某高校供职,在访谈中,她讲述了她的认识:

  三大藏语方言区的人在成都聚居的位置有所差异,包括各个藏区的人各去哪些汗蒸店、桑拿房、茶园,都是不一样的。地域色彩很明显,一进去就能分辨出来。在这个大范围里,又分小的片区,县、乡、甚至是村,都是这样。比如说,松潘县还分哪些村子的人会集中分布在哪些地方。可以说,松潘县内的各个村落的模型完完全全的搬过来了。⑧

  由此可见,藏族人口在成都的分布,在大格局上保持着“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具体而言,市内的两处聚居点情况最为复杂,来自各地各行业的藏族在此区域内均有分布,既有常住的,亦有短暂逗留的。周边郊县中则相对简单,基本是按照老乡集中买房或跟随行业分布而变化。

  二、开放与包容:藏族对成都的认同及其实践

  成都成为内地藏族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城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地理上,成都紧挨藏区,是连接藏区及内地的枢纽;其次在经济上,作为现代化大都市,成都为藏区民众提供了优越条件;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文化上的,成都因其开放、包容、不排外的特点,为藏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这从藏族的社交圈中可见一斑,汉族群众对藏族文化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另外,藏族对成都的认同度极高,不管是成都式的休闲模式还是以川菜和火锅为主的饮食文化,都很受藏族的欢迎。

  (一)成都对藏族及藏文化的接受和包容

  通过观察藏族在成都的日常生活,可以发现其在成都普遍具有较好的社交圈,与其他民族同胞的互动较为频繁且融洽,这得益于成都人对藏族文化的包容与接受。调查发现,即使是不能流利使用普通话的藏族僧人亦较容易交到其他民族的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些是汉传或藏传佛教的居士、爱好者,他们与僧人的往来更多是为了表达敬意与讨教佛理;另一些对宗教并没有什么热情,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的就是交朋友,通常是由其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在此试举一例以作例证,昌都市D寺的活佛由于业务需要,在成都开设了一间印经厂,并购置了一处房产以作为寺院僧人往来成都时的落脚处,D寺的大小两位活佛及多位格西每年都会来此居住一段时间。D寺僧人的社交圈中,有教师、商人、学生、文物收藏家等各行各业的汉族同胞。毕业于D寺佛学院的GG近年频繁往来成都,在成都逗留的时候,除了为一些信众念经祈福外,他也时常与其在成都结识的汉族朋友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等,这些汉族朋友都能尊重藏族僧人的戒律和习惯,多会选择清幽的茶室或者素食餐厅作为双方交流的场地。

  普通藏族青年的社交则更多样和随意,在社交场合,更多以“哥们儿弟兄”的关系相处。一般,两个人相识后,通过餐会、茶会、酒局等场合,介绍各自的其他朋友来认识,不断扩大朋友圈。“藏密·拉伊萨”“央金玛”⑨等藏式演艺厅,是藏族青年拓展社交圈的一个场域。在这里,个体的汉藏民族身份隐而不现,互动主体强调的是相互间的友谊和兄弟情谊。对他们来说,对方是什么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是否是个耿直人,“多个朋友多条路”成为他们交际应酬的动力。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仍有少部分藏族老人及青年因语言沟通障碍及个人性格等原因,交际面较窄,尤其同其他民族的交往较少,但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的藏族与汉族同胞的交往较为频繁,且在交往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已从上述材料中得以说明。窦存芳的调查亦可作为旁证,她在其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对藏汉关系的评价,74.6%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好,21.5%的认为一般……统计数据表明,藏族流动人口对藏汉关系评价较高。”⑩

  成都对藏族和藏族文化的包容和接受不仅表现在社交圈中,事实上,锅庄舞及藏族音乐在成都极受欢迎。武侯祠附近的一些小广场和大厦前的空地上,每到傍晚时分,总会有藏族群众伴着藏歌跳锅庄,一般还会吸引汉族群众参与进来,也有站在边上观赏的,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调查中,我们于201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观察到的现象更是能凸显锅庄舞的受欢迎程度。是日,在洗面桥横街同洗面桥街交叉路口处的空地上,如往常一般,有一锅庄舞圈,约二三十人,另有围观者三十余人,十分热闹。舞圈和围观者中有不少汉族面孔,其中有几个跳舞的尽管跟不上节拍,却也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穿过街口,洗面桥街东南侧大厦前的空地上也有七八个汉族老太太在跳舞,不过她们跳的是普通的广场舞,也没有围观群众。从这同一条街两旁同时进行的休闲活动的参与人数和热闹程度的比较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汉族群众对锅庄舞的接受和欢迎程度。同样受欢迎的还有藏族音乐,自“唐古拉风”和“民族大舞台”(11)取得成功以后,成都的藏式演艺厅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仅是短短200余米长的“耍都美食广场”内便有十余家藏式演艺厅。这些演艺厅中汉族顾客颇多,略占顾客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一些性格开朗的汉族顾客还会自告奋勇,上台献歌一曲。藏族音乐还在KTV中颇受汉族顾客的青睐,“在市内的各个‘KTV’里面,藏族歌曲也很受欢迎,并且藏族歌曲因为音高也被认为是最难唱的歌曲之一,成为最能体现歌唱者实力的歌曲”(12)。

  (二)藏族对成都的认同

  成都友好、包容的文化环境,使藏族流动人口可以较为自由和安逸地在此生活,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成都的认同,据调查,“藏族流动人口对成都的认同度非常高,比较喜欢率达到89.7%”(13)。藏族流动人口对成都的高认同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在老家的亲朋好友,如此便吸引更多的藏族流入成都,这也是为什么成都藏族流动人口数量如此庞大且在不断增加的原因。

  事实上,很多来到成都发展的藏族青年的未来规划中是没有“回老家”这一选项的,尽管事业发展有高潮有低谷,但他们已在主观上将自己视为成都的一分子,绝不愿再离开成都回老家发展。YZL,一位来自凉山的藏族青年,自2015年失业以后便没再能在成都找到工作,后来只能每年跟随在西藏做工程的亲戚下苦力挣钱,然而,每年冬天工期结束后,除了过年的时候回家陪父母几天外,其余的时间都在成都生活,让他离开成都,长期待在老家,那是他绝不愿意的。YZL的例子并非个案,调查发现,藏族青年中的演员、打工人员、创业者,即使事业发展并不如意,仍然在抱持这种“主人翁精神”,他们一贯追求的最理想的未来便是在成都安家立业。

  藏族流动人口对成都的高认同还表现在对成都式生活的推崇,这从藏族对成都饮食和休闲娱乐的广泛接受中可见一斑。尽管在藏族聚居点均开设有较多的藏餐厅,但川菜以价格实惠、口味大众的优点成为藏族日常饮食的主要选择。不少藏族因信仰或习俗是几乎不吃鱼的,然而,在成都大街小巷中的“冷锅鱼”(14)店中,却处处可见藏族的身影。调查发现,这些冷锅鱼店的藏族顾客,大多在老家是从不吃鱼的,吃鱼还是来到成都以后的事。作为成都特色的“坝坝茶”(15)同样受到藏族的追捧,随便走进一家武侯祠附近的坝坝茶园,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藏族斜靠在椅子里喝茶聊天。实际上,受成都文化影响的不限于藏族流动人口,即使在西藏及四川藏区,成都式的饮食与休闲同样有着极大的影响。“拉萨在很多方面都是成都的投射,如打麻将。吃川菜、说川话,成都流行什么,很快也会传播到拉萨。”(16)相较于拉萨,在四川藏区,作为省府的成都的影响更为深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近年来,随着成都进出四川藏区的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越来越多四川藏族群众将成都视为休闲度假、购物的首选,甚至有不少新婚夫妇仅为购买婚礼礼服便也要来成都待上个把星期。

  成都以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吸引了藏族;以开放、包容的文化,接纳了数量庞大的藏族人口;以悠闲、安逸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藏族的青睐与认同。QDZX在总结为何成都如此受藏族欢迎时便说:“在我看来,这么多藏族来这里,和成都自己的特点有关。首先是条件好,交通、医疗、教育还有气候条件都很好,比较宜居;其次是成都本身的文化比较包容,不排外,在社交中,都是哥们儿兄弟相称,让人比较容易融入;另外,成都毕竟是大城市,相对来说各种机会都更多。”(17)同样在成都工作生活十余年的藏区青年,YZL指出成都吸引他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气候好,养人;二是生活安逸,休闲活动多,好耍。

  三、藏族流动人口在沟通交流、就业、租房中的障碍与困难

  从调查情况看,藏族在成都的生活,主要在沟通交流、就业及租房三方面存在的障碍较为突出。

  (一)沟通交流

  沟通不畅是藏族流动人口在成都同其他民族群众发生交往时最为常见的问题,这对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影响却不尽相同。沟通不畅的首要原因是语言,往来于成都的藏族人群讲普通话能力差别较大,曾在内地上学或长期在内地经商的中青年一代普通话能力普遍较好,普通农牧民及寺院僧人的普通话能力则普遍较差,甚至很多人完全无法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另一个导致沟通不畅的重要原因则是文化差异导致相互缺乏理解,在某些时候,这可能更甚于语言的障碍。

  沟通不畅的问题在普通藏族农牧民的就医活动中表现尤其明显。尽管一些不会普通话的患者会由普通话稍好的亲朋陪同去就诊,但是这些陪同人员的普通话能力往往也参差不齐,加之就医活动中涉及大量医学术语,因而,就医过程中藏族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极容易产生对医疗方案、医嘱等理解上的偏差。还有一些患者因经济能力等原因没有专门的翻译陪伴,这样的情况从过去几年藏族青年微信朋友圈中时常出现的为帮助患者就诊而招募翻译志愿者的信息中可见一斑。(18)可喜的是,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医院、363医院等因每年接收藏族患者数量较大,现已专门设置汉藏双语导医制度,以帮助不会普通话或普通话不好的藏族患者接受诊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难题。这也是成都为主动适应藏族人口增加而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此外,是否识字(指汉文,下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是否能够较好沟通,不识汉字的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嘱、医疗方案、药品适用性等问题容易产生疑惑。GDC曾这样描述藏族就医活动中的沟通不畅问题:

  在医院里面,我发现一种现象,就是成办医院那么大的医院,只有楼下大厅那里有一个导医是藏族的。其他所有科室里面找不到一个藏族的导医。医生经常派清洁员早上带病人去做各种检查,可是清洁员不会说藏语,病人又不会说普通话,经常会遗漏检查项目。一旦错过,可能就得等到下个星期才能检查。(19)

  徐君等人的文章指出在医院内的访谈中,“通常藏族群众都会拿出自购或者医生开的药品,请笔者为他们解释说明书上的文字,询问这些药品是否正对他们的疾病”(20)。很显然,在不识字或缺乏医学常识情况下,患者对医生缺乏足够的信任。可见,影响沟通的并不仅仅是语言原因,还有识字程度,是否信任医生等原因。

  沟通不畅还体现于藏族的出行上。藏族在成都打车难,这是调查访谈中被广泛提及的话题。据调查,在武侯祠横街一带,出租车拒载藏族乘客的情况多有发生。不少人将此归咎于出租车司机,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单纯因为出租车司机对藏族的歧视。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沟通不畅乃是引发拒载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调查者多年前的一次经历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此事。某年冬天,我在人民北路拦出租车,在路边等了接近半个小时仍没打到车后,有一个跑摩的的汉族师傅过来问我去哪里。说了具体地点后,他要价25块钱,我当场就说他要价太高。经过一阵讨价还价后,终于谈成。在路上,这位师傅与我闲聊,说看我不像本地人,我老实告诉他我是凉山的。接着我便问他,是不是因为我是凉山来的他才在开始的时候要价那么高。他说今天这不算敲棒棒(21),因为本来就远。接着他便把话题转到了出租车上:

  你这样的还比较好说话,觉得价钱贵我们就商量嘛。武侯祠那边的藏族就不一样,我听他们说的,那些藏族来坐车了就问司机:“去武侯祠好多钱?”那些司机也坏,看他们是山里人就说个20、30的,那些人也不还价,就坐车走了。到了武侯祠,那些人下了车不给钱就走,司机就问他们要钱。这个时候那些人就说:“啥子?你还要钱?明明十块钱就可以到这儿,你还想敲我棒棒。”司机要是多说几句说不准还要挨顿打。所以现在他们都不愿意去武侯祠那边。(22)

  这位汉族师傅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出租车拒载藏族乘客这一问题的生成逻辑。首先,出租车司机看到乘客是外乡人后便想收高价或绕远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始时的出租车司机眼里,乘客是藏族或者其他民族可能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可以认定是外地人,这意味着乘客对此城市的道路是陌生的,于是就有绕远路不被发现的可能。这同普通汉族民众从外地来到城市同样会被“敲竹杠”是一样的逻辑。不同的是,多数人在被敲竹杠后都选择忍耐,然而,一些藏族青年则在被敲竹杠时与出租车司机杠上,导致的结果是轻则互相谩骂,重则大打出手。由于藏族在体貌及穿着上容易分辨,于是,出租车司机便将对个别乘客的不满,延伸到整个藏族群身上,将之视作非理想的顾客。如此这般,今日所见的拒载藏族的情况便频繁出现了。在我们的调查访谈中,不少藏族反映“不善言辞”和不能很好地与出租车司机沟通往往是发生口角纠纷从而造成拒载的重要原因。(23)可见,出租车拒载原因是复杂、多面向的,若双方能够更积极的沟通,应可有效减少因敲竹杠等导致的口角,也不至于发展至频繁拒载的程度。

作者简介

姓名:石硕 王志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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