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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求真:林耀华先生的“民族”辨析
2020年08月20日 09:44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纳日碧力戈 字号
2020年08月20日 09:44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纳日碧力戈
关键词:林耀华;“民族”译名;“民族”辨析;“无控歧义”;本体论

内容摘要:

关键词:林耀华;“民族”译名;“民族”辨析;“无控歧义”;本体论

作者简介:

  摘 要:跨文化、跨语言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名词术语以及相关核心概念,是“由多生一”“重叠共识”的重要“工程”。林耀华先生为了解决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过程中对“民族”一词的体会、使用和翻译的不一致,将“民族”译名分为四类,并分别对应希腊、拉丁、俄、德、英、法六种文字制成表格。通过回顾林耀华先生有关“民族”译名的讨论,足见术语的翻译本质上也是文化、社会、历史、实践、权力的翻译,当然要涉及认识论和本体论。

  关键词:林耀华;“民族”译名;“民族”辨析;“无控歧义”;本体论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毕业后,我师从马学良先生攻读语言民族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89年毕业之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更名“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开始关注“民族”译名和使用的问题,1990年发表了《民族与民族概念辨证》,1995年发表了《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析》,随后又发表了不少关于民族和族群的文章,这和林耀华先生《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一文的影响分不开。

  一、语言相对与“放之四海而皆准”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进化论观点,指出氏族(родовый)语言、部落(племеный)语言、部族(народности)语言、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й)语言的演化序列,亦即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演化序列。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是为了论证这样一个社会进化的序列:从蒙昧到文明,从用火到用文字,从群婚到一夫一妻,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氏族到国家,从无阶级到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不过,由于各语言人群所处历史背景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不同,由于各语言对世间万物的分类不同从而表达不同,也由于各人群的文化图式和心理倾向上的差异,如何用不同语言准确翻译和表达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公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课题,研究者不仅要关注经典作家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也要关注诸多关键词在当时背景下所表达的具体含义。

  按照人类学“弱式”(weakform)语言相对论[1],不同的语言群体会受到母语的影响,在行为和决策方面会有所不同,尤其是不同语言对于世界的不同分类会影响(而非决定)本语言群体的决策和行为。例如非西方语言缺乏与西方语言相对应的有关社会进化系列的概念和名称——这也许是由于这些非西方语言对于世界的切分不同,也许是由于这些语言群体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实践的确不同于西方社会。语言里缺少名词术语可以用翻译(音译或义译)的办法来扩充词库、解决问题。如果这个语言群体缺少同样的历史实践,那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并非一两句话就能澄清,也并非靠逻辑推理、制造或者置换几个词语就可以解决。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涉及东方社会的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等问题,后人对这些概念也存在不同理解[2]。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开始研究东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也讨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也激烈争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931-1935年,我国也在关于社会史的论战中重点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3]。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马克思主义的定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否能够正确解读和翻译术语与概念,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具体实践,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林耀华先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一文[4],目的在于“正本清源”,是为了解决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过程中对“‘民族’一词的体会、使用和翻译的不一致”,这三种“不一致”给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语言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它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它能够“读写”文化,也能够“述说”文化,还能够通过翻译来沟通不同的文化,克服弱式语言相对论指出的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误解。跨文化、跨语言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名词术语以及相关核心概念,是“由多生一”、“重叠共识”的重要“工程”。

  二、林耀华先生的“民族”分类和辨析

  一方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汉文“民族”对译不同的相关西文词汇;另一方面,西文内部也存在语境、语义和语用的差异。没有细致地对照阅读,没有对德文、俄文和汉文之间的语义比较,没有对当时语境的把握,就很难辨明这些经典作家提到的“民族”的精确含义,也不能做好跨语言的精准翻译。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中,“民族”是Volk(Völker)、Völkerschaft(Völkchen)、Nation和Nationalität;列宁和斯大林的俄文原著对应使用народ(народы)、народность、нация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这些德文和俄文的名词,汉文一律对译为“民族”,而这些德文和俄文的名词除了“某些共同的意义”外,“也各有某些不同的特殊的意义”[4]。林先生对照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文,认为经典作家的“民族”表述背后“具有一系列的理论原则”,“在用词方面是有选择的”,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选用“还是极端严格的”。

  林耀华先生为了“正本清源”,把“民族”共同体的若干外文名词本别标注好,以便区分不同语义,有针对性地开展讨论。

  第一类是德文名词Volk(复数Völker)、俄文名词народ(复数народы),用民族1表示;第二类德文名词Nation和Nationalität以及俄文名词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用民族2表示;第三类俄文нация,指现代民族,用民族3表示;第四类德文Völkerschaft(Völkchen)以及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一般译成“部族”,但也有民族的含义,用民族4表示。

  林耀华先生认为,Volk或народ是“民族”的泛称,相当于希腊语的этнос,“所以民族学(этнография)有时也称作народоведения”。Этнос是一种人们共同体(этническаяобщность)[4],具有“从古到今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一般共同体共同特征”,包括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在英语世界,人类学家从1950年中期开始逐渐使用“族群”(ethnicgroup)一词,用它来取代“种族”(race)和“部落”(tribe),并且成为“文化群体”的同义词[5]。在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部落”是外来名词,与原始社会联系在一起,在殖民者的话语中常常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取得独立的新兴非洲国家为了内部团结,要求废弃“部落”一词[5];纳粹主义者积极鼓吹“种族差别”,大搞“种族清洗”,臭名昭著。用“族群”代替“部落”和“种族”是一举两得,既有利于非洲内部团结的概念工具,也淡化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负面影响。当然,“族群”始终含有“他族”的意思,他们是“族群”,我们不是“族群”。同样,“民族”的拉丁词根natio最初指“化外远人”、“蛮族”,罗马人自称populus,不用natio;后来natio被“翻新”,有了正面意义,英美白人主流自称nation,把移民群体称作ethnicgroup[6]。因此,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流行的ethnic去对译19世纪后半期的马恩著作中的Volk(Völker)就存在一些不到位的地方,这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使用语境和不同的词语使用习惯决定的。同样道理,根据前述关于“族群”代替“部落”和“种族”的原因,俄语的этнос不完全等于英语的ethnic。林先生在文中还认为,我国古今通用的“民族”一词相当于этнос、Völker、народы。

  林耀华先生分析和解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民族2Nation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与国家同时产生,属于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的人们共同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汇中,“文明”Kultur一词和“蒙昧、野蛮两词对应,蒙昧期和野蛮期属于原始社会,文明期以进入阶级社会为标志,这时出现了“文明民族”。不过,“文明民族”分两种,一是和“新工业部门”一道出现的Zivilisierten Nationen,它属于现代民族,是现代统一性共同体;一是属于古代民族的Kulturvölker,它是古代地域性共同体。列宁认为,17世纪以前的“莫斯科皇朝时代”,氏族联系被地缘联系取代,“地主和寺院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的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因为国家分成各个“领地”,一部分是公国,有时还保存自己的军队和税关[7]。

  如果说民族2Nation有双重含义,一个指古代民族,另一个指现代民族,那么,民族3Nation就确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民族(наци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8]。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民族3нация的“四要素”定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这四大特征缺一不可,而且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能形成,此前不可能有“民族”(нация)[9]。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一文进一步指出,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语汇中,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称为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4)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词根是народ,这个名词强调区分人们共同体的总体特点和习俗,和德语的Völkerschaft同义,相当于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中所说的从原始部落(Haupstämme)“分裂发展出来的人们共同体”[10]。Народность/Völkerschaft指“较落后的民族,或是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或是非俄罗斯民族等等”处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野蛮”和“现代”之间。

  德语Nationalität和俄语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主要指民族性或民族特性,也指国籍或民族成分;它们的意义与民族2相同,指“阶级社会形成以后所有各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包括古代民族,也包括现代民族,如苏联当时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同时包括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笔者根据林耀华先生详尽的语义考证认为新中国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即民族2)是有充分根据的,不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典用法,符合汉语“民族”泛指古今人们共同体的习惯,也体现了名称上的民族平等原则。其实,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匈牙利),迄今把包括吉普赛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称为nationality,少数民族并没有因为被称作nationality[11]而提出“循名求实”、另建国家的分离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前提是弄清、弄懂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的关键词。理论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未来。林耀华先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用俄语和德语仔细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结合希腊文、英文和发文,比照汉译名,反复推敲“民族”在这些语言中的词义,指出“民族”与“种族”混淆的问题、“现代民族”与“泛指民族”混淆的问题、“部族”的翻译和使用问题。为了方便领会林耀华先生的“译名”讨论,“更明确地区别‘民族’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不妨再展现一下《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一文中的图表:

作者简介

姓名:纳日碧力戈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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