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书写理论与方法
2020年08月04日 09:18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作者:沈海梅 字号
2020年08月04日 09:18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作者:沈海梅
关键词:喜马拉雅区域;合作民族志;方法论

内容摘要:

关键词:喜马拉雅区域;合作民族志;方法论

作者简介: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区域的实施,喜马拉雅区域正成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书写世界的新区域。运用民族志研究相关理论,讨论了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在中国海外民族志书写中的意义、研究主题的多种可能以及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的“做、读、写”,从而认识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书写的理论和方法。论文认为人类学对主体间性的强调是合作民族志得以存在的认识论基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喜马拉雅区域各国人民增强了相互了解的动力,以此寻求互为求知主体,是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开展的地缘学术可能。合作民族志强调在人类学者与“他者”之间,合作团队成员之间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起统一性、共生性、平等性、反身性的交流关系。

  【关键词】喜马拉雅区域;合作民族志;方法论

  【作者简介】沈海梅,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社会人类学、人类学区域研究。

  一、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在中国海外民族志书写中的意义

  (一)跨喜马拉雅作为区域民族志书写当前存在的问题

  喜马拉雅区域跨越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多国边界,以其生态、族群和人类文化多样性而闻名于世,自18世纪以来就成为欧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区域,取得丰硕学术成果,长期以来,这一区域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都是以西方人类学书写为主导。同时,西方东方学的喜马拉雅学术传统与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学术合作长期存在,这样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纽带维持着欧美国家与喜马拉雅国家官方、民众间的文化互动,也培养出为数众多的南亚裔作者群。比如劳特利奇印度出版公司(RoutledgeIndia)在1998-2018年20年间出版有关南亚及喜马拉雅区域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著作达400余部,大部分作者都是来自欧美西方国家及印度学者,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学者能贡献其中的一本书。中国学术界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界缺乏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和基础性研究,造成我们对这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区域缺乏人文社会和舆情的了解。2017年6月以来中印双方在印度—不丹—中国交界的洞朗地区对峙引发全社会对中国在喜马拉雅区域存在度、影响力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中印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讨论。然而,中国学术界能为这场争端提供有关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族群、宗教等社会文化知识非常有限,学术界对该区域缺乏专业研究因而难以对大众产生知识引领,难以平息民族主义式的激昂舆论,也难以在国际发声捍卫国家利益。中国人文科学领域对周边国家和海外诸国颇多知识性短板,喜马拉雅区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亟须增长的学术空间。

  (二)为什么需要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区域的实施,喜马拉雅区域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从国家战略角度看,中国与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关系关涉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印度洋区域实施,关乎重大国家利益,需要彰显中国对喜马拉雅国家间关系的主导作用。国际形势变动对中国与喜马拉雅国家间合作走向提出新挑战,地处东喜马拉雅区域的孟中印缅尼经济走廊建设因印度对其东北地区安全态势异常敏感而遭“冷遇”,同西喜马拉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相比,东喜马拉雅区域国家间合作成果较为有限,成为跨喜马拉雅合作的瓶颈,亟须通过学术合作推动东喜马拉雅区域的国际合作,使东喜马拉雅区域合作有新突破。

  作为世界的第三极,高海拔的地理特征在挑战人类的生存极限,也在考验人类的发展方式。喜马拉雅区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域,目前也是继非洲之后全球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洼地。区域中的大多数国家迫切需要在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获得发展机遇,正如尼泊尔驻华大使鲍德尔阁下(H.E.Leela Mani Paudyal)在云南民族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成立时的演讲所表达的,“尼泊尔坚信‘一带一路’合作将有助于建设喜马拉雅区域的关键基础设施,消除尼中边界障碍以实现在人员、物资和服务方面的无缝流动,将不仅使尼泊尔受益,也会让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受益”,喜马拉雅和南亚区域也因此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汇区和先行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南亚逐步形成了以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尼泊尔跨喜马拉雅通道建设、中国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海上互联互通为四大载体,以港口、路桥、产业园区、政策沟通、民心相通为支撑的多方合作共建格局。因族群、宗教、历史的关系,印度对南亚各中小国家仍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力,但随着“一带一路”实施将扩展中国对喜马拉雅区域中小国家的影响力,地处中印通道的尼泊尔已认识到“在跨喜马拉雅贸易蓬勃发展时期,尼泊尔的社会和经济也蓬勃发展。当北向的商业往来减少时,尼泊尔的经济基础也因此受到削弱。因而以史为镜,可知加强与北向的关系能更好地提升尼泊尔的经济潜力”,希望通过北向政策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从传统的印度化为主导的区域体系到“龙象共舞”格局,喜马拉雅区域的格局变动只是当今世界体系变动的一个缩影。

  自马林诺夫斯基书写《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把人类学带入“科学”的民族志时代,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就肩负起书写世界体系的责任。《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等一系列经典现实主义民族志无一不是在书写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内卷与适应。正如乔治马库斯所言:“民族志从来都是在国家体系形成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这一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写作出来的”。近年来海外民族志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这既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一种新格局的反映,也是中国表述世界的“写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正在从以往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书写转向海外民族志,要承担起用中国书写表述世界的重任。高丙中指出“海外民族志书写将使中国从民族志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然而,人类学一百余年民族志书写的那个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随着欧洲金融危机、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剧增、英国脱欧、美国退群、联合国改革以及中国崛起及“一带一路”实施正在处于变动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世界体系已经增加新的变量,民族志如何描述这个正在变动的世界体系和变动的社会过程?这一切都给中国人类学的世界新转向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在世界民族学史上,喜马拉雅高海拔区域族群社会文化研究与非洲部族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研究、太平洋岛国文化研究、东南亚山地族群研究都是同样重要的区域研究,在建立和发展民族学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知识生产的又一学术高地。欧美喜马拉雅人类学200年的学术史,经历了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殖民时代的东方学研究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多元化、多主题研究3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喜马拉雅区域民族志不仅让弗里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从斯瓦特巴坦人(Swat Pathan)凝练出“族群边界”理论,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ar)对夏尔巴人社会的研究凝练出“女性之于男性并非如同自然之于文化”的社会性别本质主义理论。总之,200多年来由西方学者主导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藏传佛教梵文搜集整理研究,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反思东方学、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以及凝练多元文化主义方面留下一系列喜马拉雅人类学学术遗产。在新的全球秩序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需要更多的全球书写担当,走出去,开展跨喜马拉雅的学术合作,共同书写喜马拉雅区域、国家、人民的民族志。

  (三)喜马拉雅区域民族志书写对中国人类学世界转向的意义

  第一,喜马拉雅区域民族志是中国海外民族志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类学发展初期,尽管有李安宅、吴泽霖、田汝康等在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区域进行人类学研究,然而很长时期,中国人类学者对海外的研究仍然止步不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学者的海外人类学研究之任仍然是由台湾和香港学者担当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界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海外民族志,包括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在内的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推动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并于2012-2014年联合举办了三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为近两百名青年学者提供海外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培训。中央民族大学自2012年以来设立“海外田野调査基金”,共资助10余位年轻学人奔赴东南亚、南亚、大洋洲、非洲等区域开展民族志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一直都鼓励学生跨越国别、走出国门进行田野工作,中大人类学系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越南、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的香港、澳门等地区。经过10余年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的“海外民族志大系”丛书和云南大学出版的“东南亚国家民族志”丛书显现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初步成果。泰国、马来西亚、非洲、耶路撒冷等国别和区域已经出版了系列民族志作品,海外华人、苗族、瑶族等民族的跨国流动也成为研究关注热点。尽管喜马拉雅及南亚区域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也受许多学者关注,但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发表的多篇论文,民族志作品尚未出版,成果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喜马拉雅区域海外民族志研究在未来将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已纷纷搭建平台,组建团队。云南民族大学本科专业已开全印地语、孟加拉语、普什图语、泰米尔、僧伽罗、尼泊尔等南亚国家所有官方语种,2014年云南民族大学成立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建立环喜马拉雅研究机构,组建相关研究团队,并于2017年成立尼泊尔研究中心。2016年四川大学喜马拉雅文化及宗教研究中心揭牌。一系列有关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作品在翻译出版中,或以论文集的形式得到出版。在中国的许多大学一批年轻学者已进人喜马拉雅区域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如青海民族大学的尼泊尔藏人研究团队,四川大学徐君教授研究团队对尼泊尔古龙人、纽瓦尔人的民族志研究,西藏民族大学中尼边境研究团队正在开拓喜马拉雅区域的藏民、藏传佛教社会的研究,云南民族大学依托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和尼泊尔研究中心形成的郁丹教授研究团队、沈海梅教授研究团队,正开展喜马拉雅区域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和书写。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在喜马拉雅区域将大有可为。

  第二,以喜马拉雅的方式回应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无论田野点在非洲、东南亚还是在喜马拉雅区域,都是在步西方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后尘,在中国学者奔赴海外田野点之前,我们需要面对西方数百年来东方学、结构功能理论、文化生态、象征阐释等人类学范式在这些区域已完成的知识生产和庞大的理论体系。因而,表述中国知识主体的中国海外民族志势必需要面临如何处理西方人类学对相关区域研究产生的知识体系问题。比如,非洲的人类学民族志如何去积累西方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E.Evans-Pritchard)有关努尔人政治制度、宗教和婚姻及亲属制度的知识,喜马拉雅区域的民族志研究如何去延续布鲁斯·欧文斯(Bmce Mc Coy Owens)的一个人类学者和尼泊尔Patan战车节的40年,即已有知识体系的问题以及延续知识生产的问题。除了西方人类学者,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者要面临的还有当地学者对自身文化、社会、生态、宗教所具有的知识体系,由于长期与西方学者接触,尼泊尔一些部落社会的年轻人获得资助到西方国家留学,产生了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不可忽视。据有的研究统计,从1961年至2001年40年的时间里有540名尼泊尔人得到美国项目资助到美国攻读学位或参与研究项目,培养了一批尼泊尔本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笔者在一些国际学术会上,已碰到过多位以Gurung为姓氏的尼泊尔学者,从事历史、国际政治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喜马拉雅区域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亚洲区域进行殖民统治最早、最深入的地区,也是人类学领域反思、检讨殖民主义的重要区域。喜马拉雅区域也是族群与语言、社会结构最为混杂的地区,这构成了喜马拉雅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样态,形成喜马拉雅区域海外民族志的书写方式有可能是中国学者、西方学者、喜马拉雅本土学者共为研究主体的状况,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研究中目前是参与而非完全替代西方。

  此外,近代以来,喜马拉雅族群与生态在面临急剧变迁,许多族群的语言消失、人口迁移到城市、传统村落凋敝,需要民族志研究记录这一社会转型与变迁。无论是近年印度西孟加拉邦族群冲突还是要求独立的阿萨姆人,族群政治历史仍在影响喜马拉雅区域的社会发展与国际关系,需要跨区域、跨国、跨学科间的合作研究,对喜马拉雅区域组织政治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项飚的民族志作品《全球猎身》对全球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的全球流动呈现出全球化在喜马拉雅区域快速发展这一研究主题,对中国海外民族志有关全球化及面临的世界体系变动都有启示。毋庸置疑,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是中国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新的学术高地,是学术、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也将成为中国和尼泊尔、印度、包括西方国家等国学者共同合作的实验田。

  二、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多种可能

  (一)人类学合作民族志的认识论基础及区域研究理论基础

  人类学对主体间性的强调是合作民族志得以存在的认识论基础,借用朱剑峰的观点,合作“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它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中被不断地建构、演化,并通过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主体实践着。合作要求将处于不同集合和层次相互联系的行动者不断地聚合起来。”以往人类学者在讨论合作民族志时更多是强调人类学学者与“他者”之间的合作,比如马库斯认为“民族志中的合作的场景存在于人类学家及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之间,目的是去描述、阐明作为二者共同兴趣点的‘他者’的内部文化世界。”然而,深度全球化时代下的合作民族志,是人类学对当下市场、环境、安全危机频发的全球化时代回应的一种新兴试验,强调在人类学者与“他者”之间,合作团队成员之间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起统一性、共生性、平等性、反身性的交流关系。高丙中在“世界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我们人类学”,旨在强调“‘我’和‘他’不是分开的,而是相互融合的,这种结构其实是对‘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反思和超越”。

  从区域研究的理论来看,东喜马拉雅地区,通常指缅甸山区、尼泊尔、不丹、西藏以及印度东北部,处于欧亚、印度大陆及缅甸地块的交汇点,从珠穆朗玛峰往东绵延,整体高度的下降也使其生态环境更加多样化,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喜马拉雅向东延伸,地理上完成了世界屋脊山系从东西走向转折为从西北到东南走向,地缘政治上从尼泊尔、不丹、印度东北、上缅甸延伸进入中国云南境内,被称为横断山脉,包括云南省的高黎贡山、怒山、云岭等山脉,汇集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的众多高山峡谷。荷兰学者威廉·范·欣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指出这一地区是西亚的最东端、东亚的最西端、南亚的最北端、东南亚的最西北端,是亚洲几大区域板块交汇点,是族群迁徙的走廊、跨区域互动的连接带,意味着对这一区域的研究具有突破以往学术界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各区域板块研究分割的状况。要实现跨区域的研究,单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是难以完成的,而且中国与喜马拉雅区域的各国人民都有相互了解的动力,互为求知主体,这是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开展的地缘学术可能。

  以往中国学者在讨论有关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时,对古代蜀身毒道从成都到云南腾越(今腾冲)之间的贸易通道考证翔实,而从腾冲出缅甸如何到达天竺(印度)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根本原因是孟中印缅尼走廊的区域历史和族群关系一直是国际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知识弱点。许多亚洲研究成果揭示出:“在中国西南、东南亚和印度东北部之间曾经存在着古代移民和贸易的路线,这些史前和历史上交往的可能大道中就有西南丝绸之路,它们联系着从云南到阿萨姆、曼尼普尔经由西藏东部和缅甸以及东喜马拉雅区域,这条丝绸之路在奔流的河流系统从大山和山丘中穿过。”近年来,由威廉·范·欣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教授组织的来自新加坡、印度等不同国家学者的学术团队对尼泊尔——印度东北——孟加拉湾——缅甸——中国云南廊道的族群、历史、社会文化进行研究,已经在考察孟中印缅尼走廊的汉人移民,以及这一区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联,认为中国与孟加拉湾之间有着地缘关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文化互动和通过海路和陆路人群的流动,双方间的交流一直存在,但长期被学术界忽略。2016年12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第五届亚洲边疆研究网络”国际学术会上,该学术团队发表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笔者出席了这次加德满都国际学术会,并在会议结束后参加了由威廉·范·欣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教授组织的尼泊尔——印度边境贾那喀布(Janakpur)的学术考察活动,来自美国、荷兰、中国、泰国等国的学者一道,对尼泊尔与印度边境高地山区的村落社区进行初步观察。2018年4月,由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与瑞典林奈斯大学(Linnaeus University)联合举办的“中印缅孟走廊国际学术研讨会——过程地理视野中的现代亚洲区域构建”在昆明召开,主办者郁丹教授与瑞典更耐尔·赛德罗芙(Gunnel CederlSf)教授指出,“中国——缅甸——孟加拉湾地区(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在人文、商贸、文化、宗教、环境上具有很长的互联、互动史。自18世纪以来,各种多样复杂的跨区域生计、商贸、宗教、政体和族群间的通道、走廊和网络开始在西方殖民语境下、区域变迁中、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流通中以及科学研究中不断地体现出来”“国际研讨会期间学者们将通过跨学科方式展现对云南——缅甸——孟加拉湾三个地区不同的跨区域性和特征的新个案研究和理论阐述”。出席会议的来自欧洲、印度、孟加拉及中国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学者分享了有关跨区域人类与非人类研究的成果,并已搭建欧美、喜马拉雅本土学者、中国学者与多国研究者合作的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这些学术活动本身已体现出多国、多学科合作的可能,并且学者们已经在探索合作的方式和路径。通过对尼泊尔——印度东北——孟加拉湾——缅甸——中国云南走廊的研究,能够打造云南—喜马拉雅之间跨区域的学术链,呈现一带一路背景下这一区域各族人民的生计、物资、社会关系。

作者简介

姓名:沈海梅 工作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