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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
2020年07月28日 09:00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麻国庆 字号
2020年07月28日 09:00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麻国庆
关键词: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性;合之又合

内容摘要:

关键词: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性;合之又合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立足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性等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把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置于中国文明历史进程的大脉络中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凸显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的回顾与反思,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运行机制和特点及其对新时代民族研究的重要启示。文中强调历史上各民族历经“合之又合”的内在运行机制,是在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的内在统一。费孝通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民族研究的限制,从区域和网络来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方法论上的拓展。不同的历史文化区域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社会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区域文化,进而互相汲取人文发展、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通过对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的思考,对于新时代的民族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性;合之又合

  【作者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与区域社会文化、全球社会与文化交流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2016-2020)“区域共同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项目编号:中宣办发[2015]49号)的阶段性成果。

  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中强调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然而,在文化多元性之下仍然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往往超越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且通过一个世界体系的兴起而表现出来。而一部中国历史,也正是在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1950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强调了中华各个民族共同开发了中国疆域,中华各族的劳动者都是中国的创造者,当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人翁。费孝通在1951年写的《兄弟民族在贵州》中引用范文澜的论述后,紧接着指出“过去大汉族主义把共同创造祖国的兄弟民族排斥在同胞之外,加以歧视和侮辱,是完全错误的。凡是犯这个错误的就也应当负责的”。

  范文澜于1954年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就提出并回答了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来认识和研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范文澜提出,汉族这一独特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且在秦汉时期就已具备形成民族的四大条件:一是“书同文”,即有了“共同的语言”;二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即“共同的地域”;三是“行同伦”,即有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四是“车同轨”,相当于“共同体经济生活”。这四个方面分别对应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和“共同体经济生活”。此文发表后,在我国理论界引发了广泛的、持续近10年的大讨论,跨学科领域的不少著名学者也参与其中,包括吕振羽、翦伯赞、费孝通、林耀华等,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该文章还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随着学术大讨论的持续,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汉民族形成问题本身,扩展到诸如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民族定义、民族的起源、民族形成的规律、民族形成的上限与标准等许多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民族理论议题,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学的角度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特征。

  范文澜的这两篇文章涉及中华民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对于今天深入分析“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以及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费孝通与当年范文澜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中,“尤其注重汉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费孝通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成分的同时,也给其他民族输出了新的血液。因此,中华民族这一体是在不断地发生混合、交杂,进而形成一种血统上的混杂。汉族的壮大是通过不断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其他非汉人,而非单纯的人口自然增长。在这不断的吸收过程中,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费孝通民族研究的一大学术特点是强调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差异性基础上的共同性的历史进程和多民族社会共同繁荣的发展观。费孝通很早就强调,仅仅将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学和民族研究的对象是存在缺点的,因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若将少数民族割裂开来,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就无法看到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及其与汉族的关系。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的当今,“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费孝通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特点

  李济是费孝通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是较早从考古学、人类学角度关注“中华民族”来源的学者,他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提到的“中华民族”是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原文用的是Chinese people。他在书中有几处提到中华民族,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却是回答以前历史学家只是隐约感知到的,而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分为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其二是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形成”。“魏氏的论文在很多方面引起了非常有趣的揣测。其中之一是山顶洞人之骨骼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的可能关系”。“中华民族之总体,正如众多来访之人类学者所判识,实由诸多极不相同之种族成分和血统所构成;其间差异,即使对专业的人类学者而言亦常为难解之谜”。

  费孝通对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他发表的《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一文中就已运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版图上的人民由不同的体质、文化成分在历史中历经种种分化同化后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丛体。在体质上、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各成分间的分合、盛衰、兴替、代谢和突变才是中国民族的根本的事实。要研究各成分的分合、盛衰、兴替、代谢、突变等作用,势必先明了各成分的情形。成分即是构成这丛体的单位。在体质上、语言上和民俗上分别有人种、方言和诸多不同的文化丛。这三者其实是一部分人群三方面的表现,但是研究时所用的方法却不同。

  从人的体质特征来认识中华民族整体的研究视角,是费孝通持续研究的领域。1993年,费孝通主持研究“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究”这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该项目是要从生物学中寻找到我国各民族源流、迁徙和划分的相关依据。费孝通强调,分析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学民族学必须与生物学合作。当时,笔者作为费孝通的博士研究生,协助恩师整理了报告,直到将报告交给基金委。这篇报告十多年后应《开放时代》之约发表出来。费孝通在该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其生物基础也体现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区域之间乃至同一区域内,其复杂性也体现出了极不平衡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分与合的过程乃至现代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与整合,正是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撰写了两篇有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论文。一篇是对广西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另一篇是关于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费孝通将中原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分为α、β、γ等若干种类型。其中,α类型主要出现在华北和西北一带,β类型主要出现在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γ类型主要出现在华南。费孝通对该议题的研究,主要是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在一次民族研究的座谈会上,费孝通凭他的记忆总括了潘光旦对中华民族迁移的设想,大概是苗、瑶、畲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密切的关系,可能是早先从淮水流域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总体而言,北方民族向南或向东迁移,中原民族向南迁移,沿海民族入海和向南北分别迁移,向南迁移的又向西迁移出现在的国境。

  费孝通对不同民族体质特征的早期研究,试图通过探讨历史迁徙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分与合,来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由于有了早年不同学科的研究背景和基础,费孝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的研究也一直强调民族的分化和融合。费孝通来到中央民族学院后,很长时间参与并负责西南民族访问团的工作。他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时曾指出:“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在民族调查的基础上,涉及族源、迁徙、分化、融合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时,由于他有体质人类学的训练,也强调从考古学资料来提供佐证。在1956年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费孝通就强调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原的汉人或汉人祖先很早就已进入西南山区。但这些中原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山区后,与当地各种人群接触后,必然在语言、文化、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有的已经和现在的汉人有一定区别了。如果获得考古学者的帮助,能够看到这些人在不同时期所留下的遗物,那么这些人的来历与历史上的变化就可以得到佐证。这就要求加强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密切合作,才能把各民族历史弄清楚。因为很多民族获得自由、平等,以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使其社会得到飞跃发展后,他们都要求在中国通史中包括各民族的历史,体现出各民族在创造祖国文化中所作的贡献和所处的地位。

  当时费孝通希望不同学科的学者,要关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研究。例如,如何将考古学的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结合起来?而这也是新时代需要关注的问题。由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调查和考古工作的推进,1962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从考古学家的角度较早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他指出“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然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后中华民族的概念不断出现在考古学家的研究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转折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区系文化类型”说被认为是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的考古学论证。1975年8月,苏秉琦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作报告时初次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这个理论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从氏族到国家、从原始古国到“方国”,到多源一统帝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等重大课题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苏秉琦还把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他特别强调从考古学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苏秉琦认为,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文化族群的组合与重组。兼容性和凝聚力是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魄之一。“不论中华民族的哪一支系入主国家,都能保持住趋同、融合的总趋势。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有着超百万年传承不断的文化和民族血脉,有如此浑厚的兼容性和凝聚力。”

  从后来费孝通、陈连开在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诸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考古资料的情形来看,可以肯定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是希望多学科共同配合,从各种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志材料等,分析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分中有合的过程,进而凸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当前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构成机制,提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佐证。如张梦翰、严实等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起源于中国北方》一文,指出汉藏语系是世界上母语人数第二多的语系,包括了汉语、藏语、缅甸语、西夏语、彝语等多种语言,涵盖了中国大多数人口。汉藏语的谱系以往在语言学界众说纷纭,主要争议为汉语在该语系演化谱系中的地位。作者利用贝叶斯方法,采用了Matisoff教授主导整理的STEDT数据库中109种汉藏语系语言的100个词义900余个词汇数据,通过多种数学模型构建了汉藏语系的演化树,并通过历史文献中的时间标定计算了各节点的分化时间。文章的计算结果支持了汉语为汉藏语系中最早分化出的语言,而藏缅语族为一单系群,汉语与藏缅语分化年代约在5900年前,由此支持了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假说。文章进一步确认了包括汉语和藏语在内的国内多种语言的同源关系,为探索汉族、藏族等的早期源流和分化、混合过程提出了重要证据。这一证据与考古证据一起,说明了汉族、藏族、彝族、羌族等诸多民族在文化上是近亲,也在历史过程中相互间及与其他民族间发生过不断交融。

  从费孝通的民族史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通过对各种考古资料的梳理和最近的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各民族的分合过程逐渐整合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二、“合之又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运行机制

  1991年9月,潘乃谷带笔者和邱泽奇师兄陪费孝通到武陵山区考察。刚上火车,费孝通就说要给我们上一次课。我的理解是,费孝通给我们上的这一次课是关于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分”与“合”的运行逻辑。“分”当然不等于“分裂”,“分”以后是一种新的合,也如同历史学家葛剑雄所言的“‘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地方或少数民族)自治化的过程”;“合”则是民族大交融,“合”的基础是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合”之后是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共同性。当然,这种共同性中包容着多元性。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这种“分”与“合”相互作用、互动共生的过程史,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分”与“合”并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对转的关系,因而“分”与“合”关系更体现为一种“合之又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磨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我们武陵行的初衷是,一方面要沿着潘光旦的足迹去调查;另一方面是要看西南山区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调研结束后,潘乃谷把当时费孝通的讲话做了整理,笔者又根据笔记作了进一步展开。费孝通说,潘光旦曾于1956年去过湘鄂川交界区调研,潘光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土家到底是不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潘光旦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后得出了土家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结论;二是土家族的族源问题。依潘光旦观点,土家族为巴人后裔。巴人最早从四川西部向东沿长江下来,最后进入该山区繁衍生息。

  但是,此次武陵行与潘光旦有着不同的目的。费孝通说,我们武陵行并非进行历史研究,而是要深入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从民族分化、融合、变迁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是如何分?如何合?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费孝通在相关论著中已对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分与合作了较为明确的论述,并强调区域中的多民族共同体。他在这次对武陵山区的调查后指出,武陵山区是各民族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该通道是一条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走廊。因其特殊的地貌而积淀了不同的民族特点,又因人口的迁徙和融合,使其成为多民族集聚的大熔炉。各民族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已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之间既有区别、又难分难解的多民族共同体。

  这么多年,笔者时常在回忆当年费孝通给我们讲的关于历史上的各民族之间的“分”与“合”的问题,并一直在思考这种“分”与“合”的内涵和外延。总的来说,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分”与“合”应该是实现“合之又合”的内在动力所在。

  费孝通提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分”与“合”的运行逻辑,也和潘光旦的研究一脉相承。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通过对古代“巴人”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变成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的情况,最后成为了汉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族类之间的接触、交流与融合情况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从未间断过。费孝通多年后重读潘光旦这篇力作后感慨很深,且十分赞成潘光旦的观点。费孝通认为,汉族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绝非单纯的由汉族祖先自然繁殖的结果,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原来不属于汉族的人们而壮大起来的。其他的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在不断又合又分的过程中,出现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由诸多互相不能分离的民族单位组成的。中华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有责任将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论证。

  潘光旦在这里所讲的“人们共同体”,其含义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的产物”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沉淀在中华民族包容发展的思想资源之中。各民族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不过历史上曾出现暂时的分裂割据或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非常短暂的,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有“分”,但更重要的是“合”,而且是“合之又合”,不断叠加聚合而成中华民族。这也是费孝通理解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分与合的运行逻辑的核心。可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变动过程及其“合之又合”的内化过程作了整体上的概括和研究。

  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日趋完成的。这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个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笔者认为,正是在这“分”与“合”的运行逻辑中,中华民族才会“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我们可以将这一“雪球”比喻为一块超级的磁场,她以超强的磁力紧紧地吸住各个民族而将之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作者简介

姓名:麻国庆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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