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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主义与世界民俗学的浮沉
2020年07月22日 09:32 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作者:张青仁 字号
2020年07月22日 09:32
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作者:张青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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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对底层民众直接的、非正式动员的民众主义思潮出现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各地。作为底层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受到民众主义者的青睐,由此促成了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兴起。内生于民众主义者的建构性与反建构性的矛盾,铸就了民俗学建构性和本真性的张力关系。民众主义支配着民俗学的发展轨迹,甚至对其产生了污名化的影响,造成民俗学危机的出现。我们应当吸收“日常生活”概念中的权力与批判意识,确立民俗作为日常生活边缘性的文化生产实践的内涵,以日常生活的概念解构民众主义的支配,形成民俗学批判与反思的自觉,进而将日常生活转变为美好生活的来源和消除区隔的良善资源,以此重建民俗学的学术根基。

  关键词:民俗学;民众主义;日常生活;学术史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目“现代传媒视野下口头传统的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8YJC850001);2019年度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民族学学科经费资助项目成果;

  一、导论

  虽然在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诸多东亚国家,民俗学在当下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包括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在内的诸多国家,民俗学的发展并不乐观。在美国,不少民俗学的学科点或是被并入人类学、语言文学等学科内,或是被直接撤销,独立的民俗学博士学科点屈指可数。在阿根廷,虽然该国有着辉煌的历史,民俗学学科却在1957年就被并入了人类学学科。墨西哥的民俗学亦成为人类学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学科正面临着普遍性的危机。

  早在20世纪末,民俗学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题为《民俗学的危机》一文中,美国民俗学家柯申布拉特-金布利特(Kirshenblatt Gimblett)认为,是民俗学自身的研究取向导致了民俗学的危机。因为民俗学被定义为研究“真实的世界”的学问,而“真实世界的消失”预示了民俗学自身的消亡。民俗学一直困扰于此,导致学科领地的不断丧失。邓迪斯(Alan Dundes)认为,由于当代民俗学家未能进行大的理论创新,专业的民俗学学者未能有效地形成对抗业余爱好者的话语与研究体系,导致民俗学理论缺乏创新性,使其面临合法性的危机。两人的分析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理论积淀和研究范畴的问题导致了民俗学普遍危机的出现。

  作为一个有历史积淀的世界性学科,民俗学理论和范畴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时间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在全球社会的不同语境中交织生成的。这意味着,只有超越学科内部理论话语的束缚,在民俗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境中,才能真正找到民俗学在当下遭遇困境的症结所在。基于此,本文对民俗学学科史的分析从包括传统中国在内的东亚、欧洲、北美,拓展到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在把握世界各国尤其是拉美国家民俗学学科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民俗学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民俗学学科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重建民俗学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民众主义的兴起与流变

  梳理民俗学的学科史,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都会强调民族主义与民俗学之间的必然联系。威尔森(William A. Wilson)认为,正是由于强调共同体差异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兴起,促成赫尔德(Johann G. Herder)文化类型观的形成,推动了以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为目的的民俗学在德国的兴盛。在对德国、芬兰和日本民俗学的考察中,刘晓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这三个国家民俗学兴起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在肯定民族主义与民俗学共生关系的同时,这些研究并没有注意到民众主义(西班牙语为“populismo”)对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

  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民众主义最早出现在拉丁美洲,指的是伴随着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上将城市或乡村的民众动员起来,将其纳入政治进程的现象。民众主义在拉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开始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探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大量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却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任何便利。与此同时,建立在考迪罗体制基础上的寡头集团日渐形成,加强了对城市中间阶层和工人的控制,造成社会结构的撕裂。中间阶层的政治领导人将城市中的底层民众动员、集结起来,在反抗寡头集团的斗争中,将其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形成了民众主义的早期代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波及拉美,在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反思中,经典民众主义走上前台,在体制上主张对强大的、干预型国家的重视与依赖,强调对城市底层的劳工民众的动员与参与,主张依靠精英的领导及工业主、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联盟。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转型,部分拉美国家亦出现了新民众主义的政治思潮。对非正规部门劳动者与无组织的城市和农村贫民的动员,使其呈现出与早期民众主义和经典民众主义不同的特征,并出现了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右翼民众主义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民众主义的差别。

  民众主义的生成是拉丁美洲国家历史境遇与发展的产物,体现了拉美国家试图摆脱殖民体系及其遗存,建设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混血传统与奴隶贸易的发展,形塑了拉美国家多元的族群构成。殖民制度及其遗存造成了拉美国家上层利益集团与底层民众的区隔,并使多元族群成为底层社会的主体。殖民时代庇护主义的遗存和对领导人个性魅力的追求亦在相当程度上铸就了拉美民众对革命精英的浪漫化想象。这一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与民族国家同步发生的民众主义呈现出与民族主义融合的态势。早期的民众主义者将寡头集团视为殖民力量的继承,主张彻底斩断外部殖民力量,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大萧条时期,摆脱依附格局、强调内生发展成为拉美国家民众主义思潮的重要取向。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批判和对民族国家的捍卫亦是当下拉美新民众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的民众主义者都吸收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在内与外的区隔、对立中强化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与认同。其次,在国家层面上,民众主义者将国民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纯洁、善良、公正的,作为美德载体的人民,与少数、不纯洁、外来、邪恶的,占据着大量资源的寡头精英。需要注意的是,民众主义者建构的“人民”和“寡头”并非真实存在的绝对实体,而是民众主义者在社会动员中建构的同质、统一的,不存在任何内部矛盾性差异的实体。第三,在对民众的社会动员上,民众主义者表现出对卡里斯玛式魅力型领袖的强烈诉求,主张绕过制度层面对民众进行直接动员与领导,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领袖个人的魅力和品格特征。由此而言,拉丁美洲民众主义表现为垂直层面上精英权贵和人民二分和水平层面上内与外区隔的权力轴的结合,在卡里斯玛式魅力型领袖的动员下,在上与下、内与外的双重对立中,将社会大众确立为“人民”,并确立“人民”作为国民主体的支配性地位,以此实现对殖民体系及其遗存的驱除和国家的整合建设。

  从对民众主义的历史脉络及其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不同于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烈改革,并把普通群众作为政治改革唯一的决定性力量”的特征。因此,虽然英文世界用“populism”统称民众主义与民粹主义,但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在《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拉丁美洲的这个概念“和俄国革命某一阶段中也用同一名称的那个运动没有任何关联”。国内的拉美研究学者也主张用“民众主义”这一概念对其译介,强调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特征。如果回归到民众主义概念的实质,即在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中,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对底层民众直接的、非正式的政治动员,那么这一起源于拉丁美洲的概念实际上具备超越拉美边界的包容性内涵。对此,荷兰学者尼凯克(A. E. van Niekerk)曾对民众主义的发生规律予以总结。大致上来说,世界范围内的民众主义运动多发生在社会结构巨变的进程中,是旧有的政治体制无法适应社会结构巨变的产物。传统社会中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现代化、城市化在乡村地区的扩张,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以及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危机与动荡,都是民众主义出现的重要契机。具体而言,19世纪初,在欧洲国家从君主专制政权到民主政权的转换过程中,统治者将包括农民、工人在内的广大的中下阶层整合为作为民主基石的“公民”。在对内强化将人民作为公民,对外强化国民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地位的基础上,以民众主义的方式促成了民主国家的形成。随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不同区域、背景的知识分子和领导者亦以此方式实现了对民众的动员与整合,在驱除殖民主义及其遗存的背景下,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中,当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的矛盾突出时,动员本国民众、捍卫本国利益的民众主义思潮亦有可能会出现。

  三、民众主义与世界民俗学的兴起

  在民族国家的叙事中,民众主义者将农民、工人等社会底层推向前台,在上与下、内与外的双重对立中确立了“人民”作为国民主体的支配性地位。民众主义者所言的“人民”既指阶级意义上的大众,亦是具有文化定义的民族。“人民”所持有的大众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具备民族国家象征意义的、优先的文化范型。在这一过程中,民众主义者对民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民众主义者之所以关注民俗,首先是因为民俗的承载主体与民众主义的动员主体都是精英阶层之外,包括农民、工人在内的社会大众,而民众主义者推崇的大众文化,亦表现出与民俗文化具有相当高的契合度。其次,作为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是覆盖范围最广,对乡土社会渗透、浸润最深的权力网络,天然具备强大的权力象征属性。第三,作为社会大众享有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着无法弥合的分野,是一种具备潜在反抗性的政治文化。民俗和民间文艺的反抗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民众主义者反抗外来力量和上层利益集团的意图。正因为此,世界范围内的民众主义者均表现出对民俗的极大青睐。

  秉持在普通百姓中找到真实的民族,以此实现自治和民主的诉求,浪漫主义者赫尔德主张尊重和认可自然单位的共同体文化,力求在“人民”中找到最为纯粹的、未受外来影响污染的民族传统,由此发起了重视民众创造的民间故事和民歌的民俗学运动。摆脱瑞典统治后,在赫尔德的思想影响下,芬兰知识分子开始对本国口头传统进行挖掘,意图从文化层面上构建统一的认同体系。在一国中心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柳田国男则对“一国民俗学”作研究,以此建构统一的日本国民文化。19世纪末,随着菲律宾国内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风气日盛,以及民族独立解放思潮的风起云涌,年轻的知识分子伊莎贝洛( Isabelo de los Reyes)出版了《菲律宾民俗学》(El folk-lore filipino)一书,该书跨越殖民历史的鸿沟,将菲律宾本土地方文化的源头溯源至殖民时代之前,以求实现对社会大众的动员。反殖民和追求民族国家独立与建设的语境促成了民众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发生,进而推动了这些国家民俗学的出现。

  如前所述,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长时间内面临着摆脱殖民力量及其遗存,整合包括土著人、土生的克里奥尔人(Creole)、混血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和欧洲移民在内的多元族群,确立公民身份的神圣任务。在民众主义思潮的渗透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组成部分的民俗成为民众主义思潮的利器,由此确立了拉美民俗学“确立在民族文化中被稀释的大众”的学术旨趣,推动了民俗学在拉美多国的兴起。墨西哥的民众主义思潮始于1910年的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包括本土的印第安音乐在内的民俗得到了墨西哥民众的认同。革命制度党执政后,设立了国立印第安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对本土的印第安民俗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将其定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在阿根廷,民众主义与民俗学的纠葛始于20世纪初。在阿根廷出生的克里奥尔人面临着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纷争,而来自欧洲的寡头主义者又在不断侵蚀阿根廷的领土。主张民族独立的早期启蒙运动者将阿根廷本土的传统社区定义为的“民众”,并将民俗视为整合阿根廷国内多元族群的路径。他们通过推动民俗研究,实现了民众主义对国内多元族群的整合,由此发起大规模的反殖民运动。此后,阿根廷成立了国家传统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la Tradición),所长胡安·阿方索·卡里佐(Juan Alfonso Carrizo)认为,“研究阿根廷的民族传统是一种责任,因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的情感来源,这是一种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如同钻石般的坚固,诸如英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等等”。在新民众主义思潮出现的20世纪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亦是一个熟谙民间传说和音乐,擅长讲故事的“人民的伟大先知”。他通过对本国民俗传统的掌握,以及在公开场合中对国家民族传统民俗的利用与展演,将自己与委内瑞拉的穷人及被排斥的弱者建立起联系,实现价值观与认同的重建,从而维持自身的统治,并推动了民俗研究在委内瑞拉的发展。

  在反殖民和民族国家独立、建设的语境中兴起的民众主义思潮亦对中国的民俗学有重要影响。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社会陷入危亡之际,秉持“民权、民智、民识”关怀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民俗来了解民众的心智,实现启蒙和动员民众的目的,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促进了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

作者简介

姓名:张青仁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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