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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与民族志书写
2020年07月13日 10:33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曾静 字号
2020年07月13日 10:33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曾静
关键词: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民族志;反思;

内容摘要:

关键词: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民族志;反思;

作者简介:

  摘 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能够为戏剧研究的发展提供机遇性的“田野转向”,但戏剧人类学的展开并不等于戏剧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相加,而应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之处——即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书写上,进行切合戏剧类研究对象属性的具化研究。因此,须梳理当代戏剧民族志的典型书写方式,并从中探索戏剧民族志“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可能性,以推动戏剧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关键词:戏剧人类学; 田野作业; 民族志; 反思;

  作者简介:曾静,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当代云南城市戏剧实践中的‘田野’问题研究”(A2018YX04); 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创新能力提升项目“戏剧研究中的‘田野’新论”(XK201808);

  伴随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迅猛发展,戏剧人类学也逐渐从研究意识的萌芽到今天的初具形态。戏剧人类学的发展,须建立在田野作业的扎实开展和系列民族志的撰写上,从而提供戏剧人类学理论探讨和学科构建所需的基本事实。田野作业之于戏剧人类学的重要性早已被戏剧学界所认可,但如何进行具有学理性的民族志写作,却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和探讨。在当代,厘清戏剧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典型方式,对于进行开放的戏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当代中国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书写现状

  拉比诺在著名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译本序《哲学地反思田野作业》中,开篇即言:“田野作业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界定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标准。”1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依托田野作业形成相应的民族志,开创了这一学科的标志和学术传统。戏剧人类学作为戏剧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田野作业及其民族志的撰写成为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之处,相关问题亟待反思和探讨。

  田野作业与民族志书写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构建版图里是重要的元问题,而在中国戏剧人类学理论构建里却并未附之以同等笔力。经由苏俄引入的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体制,长期以来以艺术本体论抽象研究为主,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尤显理论缺乏实证研究之弊。为此,艺术学研究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大力倡导并涌现了大量成果,“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开始走向‘自觉’的运用乃至‘元科学’的反省的道路。”2从80年代伊始至今,仅艺术人类学基本理论与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田野作业的知网论文就有3269余篇,更勿论“田野与文本丛书”“文化田野丛书”“艺术人类学文丛”等洋洋巨著。纵观这些成果,艺术人类学的历史、理论、事实和方法等学科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清算,并且呈现出了“哲学人类学取向、文化人类学取向、文艺人类学取向、艺术学取向、美学/审美人类学取向和民俗学取向”3的多元生发态势,其中“田野调查”“田野转向”“田野作业”“田野工作的反思”“艺术民族志”是探讨频率最高的论题。

  与之相比,戏剧人类学从90年代至今,有关戏剧人类学基本理论与戏剧类田野个案的知网论文仅240多篇,多年来具有分量的论著和代表性研究者屈指可数。马也的《戏剧人类学论稿》从宏观上探讨了戏剧的本体、发生、功能和发展等问题,且“通过逻辑推演来论证观点,并未使用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研究内容也多为精英戏剧或史前戏剧及其遗存。”4容世诚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综合使用了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方法,形成了研究民间宗教仪式剧的个案论文集。王胜华的《戏剧人类学》具有学科建构的性质,他将戏剧人类学定位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并在此基础上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戏剧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作业。上述论著是中国戏剧人类学的开山力作,也是多年来谈及中国戏剧人类学必须引证的重要文献。如今,田野方法虽然较之以往在戏剧研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运用,但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自觉。戏剧人类学的田野在哪儿,如何进行田野作业,如何书写戏剧民族志,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均没有得到较好探讨。

  具体到艺术人类学各门类中,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书写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傅谨以1999年到2002年三年间的戏剧学研究文献为例,发现其中研究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文章占1/3的比重,“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来看,贡献几乎等于零。”5他呼吁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必须转向实证和个案的研究,才能实现理论和观念上的突破。“田野转向”的呼声言而未落,但从2013年至2018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6来看,近年来戏剧研究中田野作业的产出并不算多。在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工艺等各门类艺术中,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最为突出,六年来始终占据着艺术门类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榜首。相形之下,戏剧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情况呈降滑之势:2013年度“报告”中基本理论研究缺失,因而只能追溯到八九十年代的马也、容世诚、王胜华、陈世雄等学者及其论著,“报告”称“戏剧人类学基本理论的构建尚待深入。”7民族志主要以书写藏戏、地方剧团、川北大木偶为主,论文数量非常有限。2014年戏曲/戏剧人类学研究的排序从第三位降至第四位,“相关论文10多篇、著作3部,这些论著的主题相对分散。”8地方性的藏戏、江西傩艺人、东北二人转等成为田野作业的对象。2015年戏剧人类学首次居影视/视觉人类学之后,其研究排序降至第七位,“成果主要有两部著作,论文数量相对较少。”92016年戏剧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口述史、地方戏剧的传承保护和表演理论的译介上,“报告”称“并无特定的学者群对戏剧人类学进行研究,研究者大多出身戏剧专业,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地方戏剧的研究。”10现今,民族志成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热点,2017至2018年“报告”中所列举的戏剧方面的成果较少,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傩戏、地方戏曲剧种和皮影戏等传统研究对象上。

  如上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并不等于中国戏剧人类学的发展,具体门类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平衡,戏剧人类学在基础理论和田野实证研究方面犹存较大的学术空间。究其原因,一是无特定的学者群长时间致力于戏剧人类学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拓期形成的戏剧人类学基础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继承和开拓。二是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来促进中国戏剧人类学的发展。戏剧人类学的研究或依附在各艺术研究院所,或依附在各高等院校的民族学、人类学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中国几所重要的艺术院校中,只有上海戏剧学院开设了与戏剧人类学相关的表演人类学的博士专业方向。三是戏剧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融合度不高。两个学科之间研究人员的学科养成需要长时间浸淫,但事实上在专业分科越来越细致的学术体系中,戏剧学与人类学的学术圈往往互不关联,学术交集不成规模,兼有二者学科背景和学术经历的研究人员尚属少数。

  二、戏剧民族志的典型书写方式

  田野作业是戏剧人类学的立身之本,戏剧民族志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该学科是否能够纵深发展。戏剧民族志的研究,应该跳出艺术民族志的抽象原则来探讨,厘清戏剧民族志书写类型的学术渊源,从理论资源的采撷、研究对象的选择、具体操作方式、研究理念的设定等方面,系统地了解和认识戏剧民族志的书写方式。

  民族志最初指的是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包括早期探险家、旅行者、传教士或殖民者对于异民族的描述。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将民族志磨炼成规范性的学术利器,在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运用,并且与其他学科结合,发展出了包括戏剧人类学在内的各种交叉性学科。因而,在戏剧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中,最典型的就是这种深受文化人类学影响的“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根据其所倚重的学科比重、具体方向的不同,可以把这类民族志提炼为同一文体下的两种倾向:一是人类学的戏剧民族志,二是戏剧的人类学民族志。

  人类学的戏剧民族志,顾名思义就是把戏剧视为研究社会和文化的载体,依据戏剧的田野资料和事实,来提供对于社会文化的科学叙事和整体记述。首先,在学科定位上,正如此类民族志的代表学者王胜华,就明确提出“戏剧人类学是依据戏剧资料、运用戏剧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学科。”11在他看来,戏剧人类学属于研究和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人类学,在戏剧与人类学两个元素中,学科属性倾向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不仅是戏剧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戏剧研究的理论归旨。其次,此类民族志将戏剧置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所关注的戏剧是文化人类学家眼中的戏剧:一是向戏剧的早期形态或者起源形态靠近,尤其是无文字社会或者封闭社会里的“原始”形态戏剧;二是向具有内在一致精神(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的戏剧形式靠近;三是许多艺术人类学家不甚关注并且归之为仪式研究的表演艺术。再者,参与式观察、考古文献引证、文化比较等多种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交叉使用。正所谓“有时,可以文献证之,若文献无载,则以口碑证之,若口碑不足,则以文物证之,若文物不足,则要实地考察。”12最后,此类民族志在研究理念上倾向于戏剧的功能主义论述,认为包括戏剧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应人的需要发展而来。强调将戏剧置于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解释其文化功能,具体而言就是:戏剧如何承载群体(族群)生产生活的知识教育、表达集体欢腾、展现信仰或意志、维护社会秩序等文化功能。王胜华作为早期戏剧民族志的践行者,踏着自行车“凸凹五千里”对滇南民族戏剧文化进行艰苦的田野考察,“老虎笙”“跳猫猫”“牛马剧”“归土基”等少数民族较为原始的戏剧形态,都是他实地考察所获得的一手资料13,在人类学的戏剧民族志书写上颇有代表性。

  戏剧的人类学民族志,则是运用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论和方法,来获得关于戏剧的基本事实和可靠资料,以提供戏剧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叙事和整体记述的。在戏剧与人类学两个元素中,学科属性倾向于戏剧学,也就是人类学主要提供田野的方法论和文化视角,根本上是为戏剧学的研究服务的。正如此类民族志的代表学者傅谨就认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个案型的田野考察成果获得了学界广泛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被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14,具体来说就是戏剧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在对象上,不再把无文字社会或“原始社会”中的戏剧作为唯一研究对象,而力求在“异”文化的视角下寻找更为多样的戏剧现象。民族志的书写更具规范性,需要建立在如下基础上: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实地生活,真正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对当地语言的熟练掌握和使用等等。此类戏剧民族志的研究理念倾向于“结构-功能”论述,即研究戏剧如何嵌入到社会结构中并在时间的推移中保持自身的作用15,关注的是戏剧在社会制度中的联结性关系和整合性意义。戏剧与政治、戏剧与旅游者、戏剧与市场、戏剧主体与国家、戏剧主体与戏剧主体之间的关系,以戏剧为扭结的社会制度是研究的重点内容。此类民族志同样讲究戏剧知识获取的整体性和客观性,但须把戏剧经验观察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出来。比如,傅谨详尽而客观地记述了台州戏班的现状、戏班的构成与生活、戏班的经济运作,戏班的表演形式与演出剧目,非常强调“还原民间戏班真实的状态”16,为书写该类型的民族志提供了范例。

  “在人类学中,从功能论转向人文旨趣的解释学”17,意味着人类学可以且应当对本来就是经验的田野调查作同样经验式的批判。自“反思民族志”“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18始,民族志文本就“避不开有表现力的比喻、形象和寓言,它们在翻译意义的同时选择和强加意义。”19科学人类学民族志对研究对象客观化,反思民族志代之以求知主体的客观化;前者强调秉持客观冷静的观察身份,后者代之以处于互动关系中的人;前者强调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风格,后者代之以主观性、修辞性的文体色彩。尤金尼奥·巴尔巴创立戏剧人类学国际学校(ISTA),并且声明:“戏剧人类学不是将文化人类学的范式应用于戏剧和舞蹈。它不研究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于各种文化中的人的表演现象。……而是指一种新领域的探究,研究的是在一个专门构建的表演情境下,人类的预表现行为。”20他在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等地考察了许多“异文化”戏剧和舞蹈,认为戏剧人类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找出“异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人类戏剧的“相同原理”。有学者认为,“巴尔巴的实用‘戏剧人类学’仍然无法逾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21笔者认为,巴尔巴确实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但在民族志书写上具有创新和实验意义,可被视为戏剧实验民族志的尝试者。主要体现在:一是多点式的田野调查,以戏剧交换戏剧、表演交换表演的方式,从世界各地众多田野点中采集个案并探索戏剧的共通规律;二是不仅研究对象,而且把对对象的研究当成研究对象,把他自己如何介入到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等异文化戏剧研究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充满了玄学式的自我感知;三是聚焦于戏剧跨文化研究的特殊修辞,认为对异域文化的误读是极具创造力的,充满了作者的权威表达、自我反思与个性化表达;四是民族志与其牵涉的文体,比如旅游游记、小说、历史记述、表演笔记等文体都进行了尝试。

  在戏剧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上述三种倾向的民族志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戏剧本身就是“一门采取了艺术的假定形式的人类学”22,无论是“戏剧研究的人类学化”“人类学研究的戏剧化”,还是“将戏剧研究的研究人类学化”,都是戏剧人类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多维事实。戏剧民族志因客观而书写,因科学规范获得公信力,同时如果能假之以反思性和真诚承诺,那么在求取戏剧实质性知识的过程中,它将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

作者简介

姓名:曾静 工作单位: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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