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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回溯
2020年07月08日 09:26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杨须爱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中国;传播;民族理论;历史影响

内容摘要: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中国;传播;民族理论;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是他们专门或集中论述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过百年,先后经历自发与自觉的零星译介、有组织有计划地部分翻译出版、翻译出版文献与学习研究理论思想并重、系统翻译出版文献与研究运用及转化等阶段。这些文献蕴含的民族理论思想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民族观,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在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中国同时也成为世界上传播、典藏这些文献的大国。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中国;传播;民族理论;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杨须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传播的考据研究”(项目编号:15BKS003)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后文简称“马列民族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思想来源。要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需要搞清楚承载这一理论的文献在中国传播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既有助于人们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话语生成的历史过程,也有助于为摸清人们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上一些学术争论的历史根源,消除某些人对马列民族理论一些重要概念、基本思想观点的教条式解读及由此造成的重复性争论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及线索。学界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总体上仍很薄弱,尤其缺乏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本文拟对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百年来传播的历史进程做一总体性考察,以期能抛砖引玉,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何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

  在当今中国,谈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后文简称“马列民族理论文献”),民族学研究者、民族工作者一般都不陌生,但却鲜少有人对其内涵作出界定。而这对于一项规范性研究却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是指他们论述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各自光辉的一生中留下大量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贯穿在他们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些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所以从广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所有著作都可称为民族理论文献。但这些著作中有一些是专门或较为集中地阐发民族理论的,其中蕴含的内容能够涵盖他们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这部分文献可称为狭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本文研究对象属于后者。

  这些文献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性文献,即针对某一种或几种民族现象、民族问题而作的著作。如马克思的《关于波兰的演说》(1847年)、恩格斯的《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等。另一类是间接性文献,即内容包含较为集中地论述某一种或几种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观点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17年)等。总体上看,这些文献中,间接性文献多于专门性文献。

  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具体指对的篇目及数量,学界尚无定论。这与马列民族理论本身的特点具有一致性。一方面,他们的民族理论贯穿在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并未以整合性体系直接呈现,其基本观点、思想、理论原理需要后人归纳、提炼。另一方面,他们民族理论的阐发少部分体现在专门性文献中,大部分体现在间接性文献中,就具体论述而言,也是间接论述多于直接论述。换言之,民族理论镶嵌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体系之中,与其他理论思想或构成部分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反映在具体文献上也是如此。这决定了研究者因政治立场、学科背景、理论视野不同,从而甄选、统计出的文献篇目及数量必然存在差异。本文统计,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文献有141篇(部),列宁的有230篇(部)。

  这些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表现为前后相继又相互交叠的三个环节与过程:文献的翻译出版与传播、理论思想的学习与研究、实践运用及创造性发展。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及发展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零星的自发及自觉译介

  20世纪初,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开始在中国传播。其中十月革命前属于正式传播前的准备阶段,传入的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生平、民族理论文献的个别篇目和极少量文献的片段性文字。最早的传播渠道是日本,传播主体为赴日留学生。

  1903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马君武在赴日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2号第11期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首次列举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民族理论文献名录,成为这些文献在中国读者当中传播的历史起点。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和细川光次郎的著作《社会党》分别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赵必振、周子高翻译为中文在上海出版,这些著作也均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学说及节译他们少部分民族理论文献的文字;赴日留学生主办的其他一些刊物和国内新创办的一些进步报刊,如《浙江潮》《国民日日报》《政艺通报》《大陆报》等也出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个别民族理论文献片段性文字的文章。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后其成员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一些人也开始不自觉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例如朱执信、宋教仁、刘师培、张继、何震等均为其中的代表。传播的方式主要是报刊译介,传播的文献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辛亥革命爆发后,避居日本的同盟会成员及由其分化而出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纷纷回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继续在国内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著作的文章。据考证,十月革命前在中国得到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文献,篇目包括《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等,但实际内容及思想得到传播的只有《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等。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尚未传入中国。

  此时的传播活动尚未产生实质影响,因为传播者并未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及民族理论思想,他们认识和思考中国民族问题、探寻解决之道的理论工具仍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学说。这种情况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极大地震惊及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受其鼓舞,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中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前后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们开始正式接受、学习和研究包括民族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这直接推动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自觉传播。

  其中李大钊贡献突出:一方面他自己直接传播这些文献及思想。他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就包含了介绍马列民族革命理论的内容。另一方面,他通过自身影响促使一些报刊登载传播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及思想的文章。在其努力下,当时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北平)《晨报》于1919年初增加副刊,先是开办“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其后又设立“马克思研究”专栏,专门译介包括民族文献在内的马列著作及登载相关文章。

  共产国际在华代表这一时期则也为这些文献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1920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工作组来中国了解和指导革命,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来华后一方面举行一系列座谈会,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对华的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另一方面在中国直接成立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机构、通讯社来创办报刊。研究表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完整中文译本,即1920年8月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就得到共产国际工作组的直接资助。此外,他们还组织、资助数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赴苏俄学习马列主义,邀请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参加俄共(布)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总部的会议。“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王一飞、俞秀松、任作民、曹靖华、蒋光慈”等人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赴俄留学生。瞿秋白1921年6月22日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民族问题》是依据参加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整理而成。这使从苏俄向中国传播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渠道渐趋畅通。苏俄也替代日本成为主要传播渠道。

  受此影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些刊物,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译介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之后译介列宁著作的情况开始增多。据考证,这一时期传入的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包括《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国家与革命》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4篇。

  同时,文献传播带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扩散,尤其是李大钊等人完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之后,开始运用这些文献中蕴含的思想、理论来观察、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民族问题。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1918年7月15日)、《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新纪元》(1919年元旦)、《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元旦)等文,就分别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民族自决思想、民族平等思想等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大会暨“一大”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工人运动,提出派遣一批党员参加和领导工运工作,在工人中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伊始,就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1921年9月1日,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同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预告,人民出版社不久将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笔者注: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和其他9种,共49种。这些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幼稚病》等多部民族理论文献。

  1923年11月,党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成立,定位主要经销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24年1月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实现后,上海书店开始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建立发行机构。“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南昌明星书店、广州国光书店、潮州韩江书店、太原明星书店、安庆新皖书店、青岛书店、重庆新蜀书店、宁波书店、海参崴五一书店”等先后建立。上海书店同时负责《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党领导的进步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上海书店及各地发行机构的先后建立,加上此前的人民出版社,意味着党在1925年底初步建立起了以上海为中心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全国性网络。这使马列民族理论文献传播的地域,从上海、北平扩展至其他城市。

  除上述机构外,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新青年社、解放丛书社、扬子江书店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同样包含民族理论文献。例如,新青年社1927年4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一书,就收录李大钊翻译的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译名为《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9年5月此书重印,书名改为《民族革命论》,编译者署名为“唐杰”。同时,译介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报刊及文章也在增多。除前文提及的党的机关刊《向导》、理论刊物《新青年》之外,以《先驱》《今日》《政治生活》《东方》《少年》《觉悟》等为代表的一些进步刊物也都或多或少地在登载马列民族理论文献的节译文或介绍性文章。这些文章中节译的文献有的在此前已被其他学者节译。如1922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就节译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文字;1923年10月25日出版的《觉悟》杂志登载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的中译文,其后又登载了由“张太雷节译的第一章内容”。但有的是首次被译为中文,包括节译文和全译文。如1922年1月,《先驱》杂志在创刊号上登载的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译者署名“GS”。

  有研究认为,“如果说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侧重于介绍与传播,那么,1924年至1927年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则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马列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与这种情况基本一致。1924年之后,国内能够进入学术史范畴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论著明显增多。李大钊1925年发表的《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陈独秀1925年11月7日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瞿秋白1924年11月7日发表的《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和1926年1月21日发表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萧楚女1925年发表的《显微镜下之雄狮派》、陈云1926年7月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均为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均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及思考化解之道。

  同时,1924年出版的蔡和森著作《社会进化史》,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明的唯物论思想,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过程,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与私有制、民族、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观点。此书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具有奠基性意义;1926年出版的李达著作《现代社会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社会问题的著作,其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发展方向、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涉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议题,都有着精当的论述。此书其后因影响广泛而多次再版,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共早期领导人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破坏,出版“马克思主义丛书”的计划一度中断,传播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但出人预料的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中,新翻译出版的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数量仍在增加(包括同一文献的新中译本)。据统计,1928年至1936年底,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以新中译本方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文献就有30余种,其中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革命与反革命》、《自然辩证法》等为全译本,马克思著作《马尔克》、恩格斯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的节译文此间首次传入中国。同时期出现的新中译本的列宁民族理论文献主要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新传入的文献较少,《卡尔·马克思》是其中可以确定的一部。

  在中央苏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传播活动是公开的,编印、出版和报刊登载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仍然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现代印刷设备的匮乏,使得传播活动很艰难。而传播的文献基本上还是此前已经在国统区中心城市出现过的文献及版本。

  从已有史料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传播这些文献的方式主要有3种:(1)直接翻印。印刷的方式主要有木刻印刷、油印两种。例如,中央苏区在1930年就用木刻版本印制了一批《共产党宣言》在瑞金发行,采用的译本为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陈望道译本。此外,还有通过手抄传播。(2)从国统区想方设法搜集,带入革命根据地后传阅。红军指战员在反围剿的战争中,一有机会就在攻打下来的城镇之中搜集革命书刊。据毛泽东的秘书逄先知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直带在身边经常阅读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就是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搜集到的。此书的译者为吴黎平,是1930年11月在(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的版本。(3)通过报刊译介。瑞金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先后创办“大小报刊34种”,这些报刊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地刊载过包括民族理论文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此外,还通过举办纪念活动、散发传单等形式传播。

  文献的持续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向中国革命实践扩散。一方面,民族殖民地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治纲领的指导思想,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团结与联合等思想成为党制定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推翻国民党压迫及统治的理论依据。当然,这种影响的最初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这个“二传手”完成的。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机关作出的许多决议直接由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幕后操盘完成。例如,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就由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起草,瞿秋白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另一方面,马列民族理论对孙中山及国民党人改造旧“民族主义”产生直接影响。1923年11月28日,在列宁的指导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指示性解释。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便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于世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显然,这些论述中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尽管仍然具有历史局限性)、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等内容,都与列宁的民族理论思想有着直接联系。而这在理论上也弥补了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最大缺陷。同时,马列民族理论也对其他党派成员产生影响,成为他们认识和思考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如中国民盟盟员高尔松192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运动》一书就设立两章内容:“中国民族运动与联合战线”、“中国民族运动与联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杨须爱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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