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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商业、意义: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研究进路述评
2020年07月03日 10:12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作者:姬广绪 字号
2020年07月03日 10:12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作者:姬广绪
关键词:互联网研究;技术互联网;商业互联网;意义互联网

内容摘要:

关键词:互联网研究;技术互联网;商业互联网;意义互联网

作者简介:

  摘要: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技术与人的互动变得更加全面立体。从初期的技术驯化到人技互嵌,再到今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与技术的全面融合,体现出了数字时代的技术演变过程以及人对技术的理解程度。同时从技术互联网到商业互联网,再到意义互联网的递进过程,也可以清楚地总结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特征以及在此过程中学术研究的跟进,及其对今天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互联网研究;技术互联网;商业互联网;意义互联网

  作者简介:姬广绪(1982~ ),辽宁 沈阳人,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专业方向:都市人类学、互联网人类学社交传媒的人类学研究。

  一、引言

  关于技术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从科技史研究中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到科技研究的社区转向,再到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技术维度观照等研究路径。人类学关于技术的理解也从最初的分析技术变迁的文化逻辑到寻求技术与文化的关联性,在文化与技术的相互观照中寻求各自的变迁细节及共变规律。[1](P5~6)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在其著作中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诠释人类学对于技术的理解:“我们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而且我在许多年中也是如此,即认为只要有一种工具就会有一种技术。我们应该回到一些古代的概念中去,回到柏拉图意义的技术观点中去,因为柏拉图讨论过一种音乐技术,尤其是一种舞蹈技术,我们应该延展这一概念。[2](P306)他认为无论是关于巫术的、宗教的或者是符号性的行为,只要是对特定群体有效,那就是一种技术。也就是说技术是与传统和文化勾连的,正因为有了传统,技术才会发挥效用,并且产生群体内的代际传播甚至是跨族群传播。技术不再仅仅是“制造”和“使用”的方式,而是一种人化的自然,是一种围绕着我们和在我们当中的自然的社会建构。[3](P22)

  在此技术人类学的研究进路指引下,本文将从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近二十年的互联网研究历程回顾中国互联网人类学发展的演进脉络,从技术互联网到商业互联网再到意义互联网的递进过程总结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特征以及在此过程中学术研究的跟进及其对今天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启示。

  二、技术驯化——技术互联网阶段的人类学研究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解读的互联网,其从工具到平台的演进,抑或是人们对它的使用和理解,其从一种外在于身体的技术到新近的人机“赛博格”,互联网最终从工具、实践的层面发展到了社会制度安排的层面。从学术的角度,在讨论互联网的相关议题并形成学术话语的过程中,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此种变化,之前在对互联网的讨论中集中在技术驯化,相关的学术话语集中体现为“新鲜、可能性、在地化”,而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互联网的讨论则更多地集中在“风险、治理、冲突、技术向善”等话题上,学术关注点有一个明显的迁移过程。

  首先在技术互联网时代,人与互联网技术的关系还是保持着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就如同工业社会时代,人对于技术的敬畏是天然的和明显的,技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阶层和权力属性的,掌握技术的人通常被赋予更好的权力,保持在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和地位上。当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时,对于技术的理解和驯化,调试人和技术的关系成为当时研究的基本范式。相关的研究主要强调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功能以及它在社区团结的恢复和建构中的力量,将互联网看作是催生社会更加广泛合作及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例如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刘华芹的博士论文《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就是基于1.0时代的网络社区,对虚拟社会的人际交往开展的人类学研究。[4]此书作为中国人类学关于互联网研究的第一本民族志,已成为目前国内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作者依据“社区互动理论”为框架,对天涯社区进行五个角度的分析:1.虚拟社区的产生与功能研究;2.虛拟社区的社会结构研究;3.虚拟社会中的人及互动研究;4.虚拟社区的公共事务研究;5.虚拟社区与现实关系研究。可以看出“Web 1. 0”时期,虚拟的互联网更像是传统的单向媒介,而非共享对话。在这个阶段,人们普遍认为线上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物理接触,也没有物理接触的可能和必要性,网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新奇的虚拟感。在线上社区刚成立时,参与者总是被假定为警觉地维持匿名性。至少在表面上看,成员所参与的诸多互动转瞬即逝,且在本质上往往是信息性或功能性的。[5](p9)

  如果从人与技术的关系来看,这个时期的互联网更加是人类体能的扩展,拓展了人类语言传播的范围,增强了人类大脑计算和记忆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姬广绪的博士论文《手机与邻里——以辽宁省沈阳市S小区为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6]该论文的田野调查于2008~2009年开展,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物质流动和信息流动呈现出日益频繁且增速极快的特点。时下都市社区呈现出一种“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相互交织的模糊状态,即便是东北地区的单位制社区也不例外。社区中既有身份同质性极强的单位邻里,同时也充斥着大量的异质性的陌生人。以往“单位社区”相对封闭的物理空间被现代社会巨大的流动性冲破,居民们开始借助最前沿的技术——手机重新编制被冲破的生活空间,只是这种空间不再具有物理意义上的区隔,而是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这种意义上的社交空间的建构无疑是互联网赋能居民扩展社交范围,助力人类能力扩展的最好案例。

  从机器扩展人类的角度理解该时代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时期人类还没有过多地投入精力用于管理和建构自己的“数字身份”,线上和线下二元边界清晰,“线上=虚拟”“线下=真实”的观念深刻地体现在人们处理与网络空间的关系上。这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奠定人技融合时代的网络素养培育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主导性的研究依旧专注于机械化进步对于人类体能的扩展,但是科幻小说等文学、艺术领域已经开始设想机器快速进化并战胜人类的情境。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穆尔的《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揭示了数码信息时代的电子传媒与赛博空间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的新的可能性。”[7]这本书在中文世界的出版,恰好说明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所处的承上启下的阶段,人类开始深人地与技术互动,未来的数字社会人类将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以及亟待研究的问题作者已经开始预见。

  三、人技互嵌——商业互联网阶段的人类学研究

  如果说技术互联网时期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人和技术还保持着理性和克制的距离的话,到了2010年开始的移动互联网时期则是人和技术全面链接,互相渗透的全速发展时期。之所以将2010年作为一个节点,是因为3G网络在中国的商业化应用。基础设施的配备和完善对于变革和创新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将移动互联网作为并行于中国社会的制度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第三类基础设施,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建设能够最大程度降低信息成本,延伸市场范围,拉近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乡村振兴。①2009年底,3G网络开始进入商用,网络传输的能力相较于2G和2.5G的时代有了质的提升。同时相伴随的智能手机也开始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现,2009年底中国联通引进了第一台苹果手机,智能手机的发展随之兴起。终端硬件成本不断降低,加之高速稳定的网络信号的支持,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一骑绝尘。中国的商业互联网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当当网纽交所上市、唯品会手机版上线、京东销售额突破3亿,数不清的网络电商,美团网、聚美优品、拉手网都在这个时期不约而同地出现。3G网络的普及以及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让人类进入彼此交流的“3A”状态,即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点)、Anyway(任何途径)。互联网开始在这个时期全面接管人类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琐事、身份认.同、人际关系等方面全方位网络化,一场互联网革命深刻地在中国社会的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展开,它推动了在更加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人们开始借助更加“群化”的组织样态,而不是主要依赖国家、民族和宗教的传统。这加剧了现存的社会组织、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淘汰和调整。在历史上,可以与这场革命媲美的就是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445年的活字印刷术创新和在欧洲迅速传播,成就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等运动,并为实现现代知识的大众传播提供了历史性的物质基础。[8](P104)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黄雪亮的博士论文《大社区小世界——基于新浪微博社区的人类学研究》聚焦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转变,也即从纵向结构主导向横向结构主导,形成由民众创建的自下而上的新规则和制度。黄雪亮博士在论文中提出了“微众文化”的概念用来指称这一趋势。他透过对新浪微博的观察,发现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上具备价值的话题将吸引比以往人数几何数倍增的微众,信息流量的头部效应更加明显。2015 年度中国微信500强公众号全年共推送图文114.9万篇,获取1 049.0亿次阅读,5.1亿次赞;平均每个500强账号全年推送379.6次(1.04次/天>1次/天),2 298.2篇(6.30篇/天),平均单篇阅读数为9.1万,平均单篇点赞数为443.6次。微信2015年最高单篇文章阅读量达3 690万,前十名的阅读量均达到2 000万以上。已经超过了许多传统媒体。同时各种类型的小众文化爱好者们讨论的话题呈现出碎片化趋势。[9]

  2014年开始,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联合腾讯研究院共同设立“S- Tech学术支持计划——互联网人类学项目”,资助在读硕士和博士进行互联网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项目已经持续开展了五年,总结和梳理五年项目的选题框架和申请课题的主题能够很好地管窥中国互联网人类学几年来的研究进路。2014年支持计划设立的选题是“以微信/QQ空间为代表的社交产品对人们分享行为的影响及其优化——兼论分享中的谣言传播机制及其管理”和“互联网游戏对90后、00后心理成长的影响分析——从发展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的游戏心理学”。在受资助的项目中,话题也多集中于“虚拟的真实:微信朋友圈信息分享中的谣言传播分析”“心理资源为中介变量,网络游戏对青少年不公平感的影响——以微信游戏为例”“社交融合与网络谣言传播——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为例”等话题。从中能够发现商业互联网时期,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关注开始从“技术驯化”向“技术大众化”转变,其中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大众化。

  第一,信息交往大众化。以“微信”为代表的国民应用的大范围普及确定了“个人化”即时信息传递和沟通的交往模式。②同时微信用户的指数级增加同时也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横向交往群。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信息交往的大众化进程,并且使得社交与商业、经济、政治和文化深度融合,任何组织和个人想要实现对信息的垄断已经变得日益困难。

  第二,技术接入大众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项技术的普及像今天的互联网如此迅速,无论是书写、印刷还是电视、电话。因此技术历来被看作是具有某些特殊权力的阶层才能够享有的,被赋予了极强的阶层属性。而今天广泛普及的印刷式经书已经被认为不再具有神圣的意涵。互联网发展的原初路径也是阶层化的然而由于其可接入性变得越来越便利,大众化的接人已经开始普及。互联网提供给大众可以迅速学习、理解和分享实用知识和技能的接人许可,爆炸的海量信息配合高效率的算法推荐让以往专业化的知识壁垒被打破,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成了今天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的最佳匹配方式。技术接入的普及真正实现了“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第三,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的深度融合。如果说技术互联网时代用户对于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的区隔还是相对明显,“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样的虚拟生态还被大多数的网民认可和推崇的话,到了商业互联网时期,线上线下空间的融合和互相转化已经开始变得司空见惯,“数字身份”与真实的身份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多,而这样的对应关系也更加明显。尤其是当社交与商业高度融合的今天,用户的社交行为加上网络购物等行为轨迹让以往身处“次元”的虚拟身份愈加对应为更真实的个体存在。个人的网络肖像与真实身份的匹配度前所未有的精准,这虽然会给人带来更多的认知风险和危机,但也体现出了互联网发展的一个趋势,即随着人与技术的互动程度加深,个人身份信息的让渡就变得越来越被接受和认可。

作者简介

姓名:姬广绪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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