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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走廊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2020年07月03日 10:07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李大龙 字号
2020年07月03日 10:07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李大龙
关键词:走廊;中国疆域;中华民族;榫卯作用

内容摘要:

关键词:走廊;中国疆域;中华民族;榫卯作用

作者简介:

  摘要:在综合分析国内学界走廊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不同学科对走廊的界定不同,研究目的各异,费孝通先生倡导走廊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诠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对民族学界提及的六大走廊做了具体分析,并提出可以用“榫卯”来重新阐述这些走廊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走廊;中国疆域;中华民族;榫卯作用

  作者简介:李大龙,河北沧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项目编号:17ZDA176)。

  一、问题的提出

  “走廊”一词本来是建筑学上的术语,被引入社会研究却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最近两年也得到了边疆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实际上就历史学而言,“走廊”的研究也很早就得到了重视,且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视域下给予关注的,谷苞先生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上的《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文后来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1](P276-291)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视角并没有为学界继承和持续下来。从研究的目的而言,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虽然都是从人类社会的视角关注“走廊”,且给予走廊以高度关注,但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笔者试图在分析学界“走廊”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关注的“走廊”之间的差异,及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贡献做初步探讨,以供学界同仁参考,共同推进走廊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走廊的研究从研究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中国疆域内部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岭南走廊、武陵走廊等走廊的研究;二是对中国联结世界的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一中亚一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的研究。对于前者的研究,应该说国内学界已经有了长期的积累,而对后者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出现增长的态势,并且为前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由此也可以说走廊的研究当前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通过中国知网可以检索到题名中含有“走廊”的中文文献是8130篇,年度分布是1998年只有118篇,2004年增长到217篇,2014年是477篇,2019年达到了572篇。其中主题涉及河西走廊(包括甘肃走廊)的是2450篇,占30.1% ;经济走廊(包括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的是1 146 篇,占14.1%;藏彝走廊(包括民族走廊)的是346篇,占4.3%。如果按照学科分类,属于经济(包括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方面的文献是1949篇,占23.97%;环境方面的文献是258篇,占3.17%;民族方面的文献是247篇,占3.04%;历史方面的文献225篇,占2.77%。这些文献涉及的关键词有:河西走廊(包括河西走廊东部、河西走廊地区)1167篇,占14.35%;中巴经济走廊149篇,占1.83%;中蒙俄经济走廊146篇,占1.8%;藏彝走廊(包括藏羌彝走廊)169篇,占2.08%;南岭走廊38篇,占0.47%%;辽西走廊35篇,占0.43%;苗疆走廊35篇,占0.43%;武陵民族走廊24篇,占0.3%。①

  综合分析上述检索数据不难看出,国内学界对走廊的研究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

  其一,从论文数量上看,走廊研究在世纪之交开始得到学界关注,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渐成研究热点,且呈现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及国际关系诸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的态势。

  其二,学界对走廊的研究无论是从涉及的主题、学科分类还是关键词,依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国内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河西走廊、苗疆走廊及武陵民族走廊等的研究;二是对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国际经济走廊的研究,两者的研究目的除河西走廊研究存在交叉外,也有着明显不同。

  其三,对走廊的研究尽管涉及诸多具体的走廊,但主要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即便是对河西走廊的研究也基本上多是在丝绸之路的视角下进行的研究,从民族或历史方面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仅仅占到了论文总量的5.81%。

  由此可见,走廊作为近年来被学界屡屡论及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和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也有明显不同。就经济研究领域的走廊而言,国际性的经济通道一般被视为走廊,既可以是交通线网,如新欧亚大陆桥,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应该说,将走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视野更为宏大,也为传统的走廊研究,如河西走廊研究等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多数学者对走廊研究的视角和目的也脱离了以往的关注国内的传统,而且有些研究只是借用了“走廊”的概念,诸如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研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走廊研究。基于此,本文还是试图将研究视角限定在民族学研究所谓“六大民族走廊”上,从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视角,对走廊的作用做系统阐述,以求正于学界有志同仁。

  二、走廊的分类:两种不同性质的走廊

  尽管很早就有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等有关走廊的用法,但在民族学领域,费孝通先生是较早提出“走廊”概念的学者之一,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又明确提及了藏彝走廊、河西走廊与南岭走廊三个概念:“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洛瑜地区。”[2]“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舍、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2]“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2]费先生是将关于走廊的研究纳人对民族、民族关系乃至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阐释中。此后,关于走廊的研究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尽管在对走廊数量的认定方面学者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对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六大走廊的看法似乎已经是民族学界的一般认识。

  河西走廊,或称为甘肃走廊,是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和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东起乌鞘岭,西迄甘肃与新疆交界,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呈西北一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因为形如走廊且地处黄河之西,故被人们称之为“河西走廊”。

  藏彝走廊,如上所述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李绍明认为:“大多数人认为藏彝走廊与横断山脉、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关系密切。实际上,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是藏彝走廊的主要区域,与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重合,但横断山脉也不是全部在藏彝走廊内。”[3]结合上引费孝通先生的认识,可以说尽管存在藏彝走廊的概念,但其具体所指,学界尚未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只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认定。

  辽西走廊,似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位于燕山山脉与渤海之间的区域,这一区域存在着沟通东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网络,辽西走廊之称概由此生。广义则应该包括辽河以西地区。崔向东认为“辽西区域即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无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但其核心区域主要在今辽宁西部朝阳、锦州、葫芦岛和阜新等地。”“所谓‘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区的连接中原和东北两大地域的交通廊道。辽西为丘陵地带,古道多沿河谷而行,河谷两侧山脉夹峙,中间一线之路蜿蜒透迄,实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廊道。”[4]

  苗疆走廊又称“古苗疆走廊”,是杨志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苗疆走廊是指:“从地域空间上看,主要指的是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起于湖广常德,经辰州(沅陵)、沅州(芷江)等地,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人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涉及数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狭长地带。”[5]此后关于苗疆走廊的研究逐渐得到学界尤其是贵州民族学界的关注。

  南岭走廊又称“南岭民族走廊”,如前所述是费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指分布于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南岭山脉地区。南岭又称“五岭”,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山地组成,麻国庆认为南岭走廊“应包括武夷山区南端、赣南山区、粤北山区、湘南山区、桂东北山区、桂北一黔南喀斯特区、滇东高原山区,东连闽粤沿海,西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区域)及东南亚山区。”[6]

  武陵走廊,有学者称为巫山一武陵山走廊,也是费先生首先提出。李星星认为其范围是“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巫山、武陵山、雪峰山及清江、沅江流域地区”。[7]

  对于上述六条走廊,尽管学界都以“走廊"称之,但实际上按照“走廊”一词的原意来说只有河西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具有明显的交通通道的性质,符合其标准,而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等虽然用了“走廊”二字,不过由于处于山脉的自然环境之中,其交通通道的特性并不是十分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民族学界关注的这六条走廊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具有明显交通通道特征的走廊,河西走廊、辽西走廊和苗疆走廊即是。第二,交通通道特征不明显但却是属于费先生所说“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即是。至于费孝通先生为何将不同性质的区域通称为“走廊”,未见其有明确的阐述,由此也引发了学界的一些争论,尤其是在如何对走廊做出明确界定方面。

  李绍明是积极响应并推动走廊研究的学者,在认定“走廊原本是建筑学的一个概念,指一种建筑形式”的前提下,经过反复之后,将走廊定名为“民族走廊”,并给出了如下定义:“民族走廊作为一个民族学概念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必须以地理学概念的走廊运行为前提。简言之民族走廊的特殊含义在于,某- -或某民族长期移动的路线必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的走廊环境中,始可称之为民族走廊。”[8]李先生的界定在民族学界影响很大,但遭到了李星星的质疑,并对“民族走廊”做了重新定义:“‘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属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而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这些特殊地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摇篮。”[9]实际上,恰如李星星上文中所言,费孝通先生并未明确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但“民族走廊”的提法似乎也并未正确理解费孝通先生的意图,而李星星在此基础上试图用“二纵三横”格局来概说中华大地上的“民族走廊”更是误读了费先生提出“走廊”概念的目的。

  如前引费先生所述,提出“南岭走廊”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舍、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也就是说,“走廊”是被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带”提出的,无论是河西走廊,还是南岭走廊、藏彝走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一个狭长的多民族分布的“地带”,注重对这一“地带”中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提出“走廊”概念的目的,而非“走廊”研究本身。因为只有这样的探讨,才会体现出一个区域内民族和文化的“多元”关系,进而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做重要的铺垫。关于这一点,在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已经有很明显的体现:“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10](P1)"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和河西走廊所具有的交通通道性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所具有的多民族分布却是共同的特点。前者“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后者“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探讨多民族如何共存于同一个“走廊”之中,如何共同发展,自然可以很好地诠释“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进而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

  由此看,尽管存在两种不同的走廊形态,但费孝通先生提出走廊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研究“走廊”本身,而之所以提出和积极推动走廊的研究,既是费孝通先生为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的前期准备,同时这种探讨也有助于人们更准确的理解“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基于此,笔者虽然认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理论不仅可以被视为解读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解读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区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等等,都具有理论范式的重要作用”,[11](P3~11)从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背景下审视两种“走廊”在其中的作用,对于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等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李大龙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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