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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锺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2020年07月01日 10:23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京)2019年第3期 作者:张宇龙 字号
2020年07月01日 10:23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京)2019年第3期 作者:张宇龙
关键词:王锺翰/满族史/民族史/新考据学/马克思主义

内容摘要:

关键词:王锺翰/满族史/民族史/新考据学/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在清史、民族史等重要领域取得了新成就,开创了晚年学术研究的新境界。王锺翰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学术研究亦呈现鲜明的学术特色,如将清史与满族史研究融为一体,注重科学理论指导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并善于从宏观和深层次方面来把握时代特征。作为民国时期新考据学阵营的重要成员,王锺翰这一学术路径的转变既具有一定代表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方面提升了新考据学者的理论素养,展现了新考据学在建国后发展的新特征;另一方面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树立了求真务实的典范。

  关 键 词:王锺翰/满族史/民族史/新考据学/马克思主义

  项目基金:本文是“宁夏高等学校一流学科建设民族学科”(项目编号:NXYIXK2017A02)的阶段性成果。

  王锺翰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古籍整理、校勘学、清史、满族史和中国民族史等不同学术领域均有重要创获。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锺翰清史论集》,汇集了王先生一生的治学精华。此外,王锺翰还曾参与编纂《荀子引得》、《后汉书引得》,参与点校《清史稿》,独自点校《清史列传》以及主编《中国民族史》等。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王锺翰主要以新考据见长。①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从边缘走向中心。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学术风气亦为之一变。对于诸多从民国走来的学者,在新的学术话语中,做出怎样的努力,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新变化,取得哪些新成就,又具有哪些新特点,是研究这一群体应该格外注意的几个方面,而王锺翰先生正是这一群体中较典型的代表。

  关于这一课题,以往学界对王锺翰先生的治学成就已多有论及。②其中,李春保先生的《王鍾翰学术研究路径转变析论》一文最有代表性,对王先生的治学路径进行了系统论述。③今天来看,李春保先生的上述学术成果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视野上,主要侧重于王锺翰先生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学术成就的比较,而忽视了王锺翰治学路径转变过程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第二,王锤翰先生通过短短几年时间就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取得了新成就,并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其深层次的原因有哪些?易言之,有哪些因素促使王先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李春保先生在该文中未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在史料利用上,该文对《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的梳理和提炼还不够深入,对其史料价值未给予充分重视。鉴于此,本文着重勾勒王锺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展现的新特色。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民国时期,王鍾翰在邓之诚、洪业、顾颉刚、张尔田等史学大师的影响下,从史料搜集、辨伪开始,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最终走上了历史考据道路。首先,在文献典籍研究领域,王锺翰先后发表了《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清三通之研究》、《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三国志〉裴注考证》、《〈游仙窟〉著者考》等考据文章。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至1950年,王锺翰在历史考证领域,相继发表了《清世宗夺嫡考实》和《胤祯西征纪实》两篇文章,特别是《清世宗夺嫡考实》的发表,使其“在清史学领域赢得一席之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④平心而论,王锺翰先生在未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前,其学术研究基本上属于文献考据和史实考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时代背景、学术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极少数学者外,像王锺翰这样从民国走来的学人,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时代,以及怎样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问题。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王锺翰服从党和国家安排,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其研究领域也从清史研究转向满族史研究,并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的学术研究历程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积极、自觉的,而且也是一贯的。这可以从他的日记、学述、相关论文以及实际行动中得到验证。同时,笔者也注意到,王先生在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融入新社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困惑和无奈,这在其日记和学述中也有体现。从现有资料来看,《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保留了大量的有关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记载。他阅读和学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斯大林全集》、《苏联通史》、《毛泽东选集》等不下几十种。综合来看,王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侧重马列主义历史理论、民族理论和政策。在王锺翰的日记中,笔者发现他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列宁的《做什么》、《论民族问题》;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列宁和斯大林所制定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附设马恩列学院编的《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以及布罗德涅夫的《从氏族走向社会主义》,等等。显然,王锺翰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格外重视,这一点可以在他的日记中得到进一步佐证,如1955年3月4日日记有云:“是日买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二元五角,加以列宁文选两卷本两册学校所赠,及斯大林全集尚未出全与毛泽东选集经典著作,略备于斯,假以日月,必细诵一过。”⑥实际上也是如此,在王先生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其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体会。此外,他还经常订阅《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教学与研究》、《民族问题译丛》等学术期刊,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学术前沿问题。

  其二,通过夜校、学术讲座、政治学习等多种方式来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参加夜校学习是王锺翰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重要渠道。关于这一点,王先生的日记有明确记载,如1955年10月12日记载:“晚七点半政治夜校动员会有胡嘉宾、宗群、李志密三同志讲话,余报名苏共党史课,被推为本部第四组组长。”⑦是年10月13日记载:“晚上苏共党史课李志密讲,说明学习马列主义之目的与方法。”⑧同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学术讲座也是王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听苏联专家戚雅讲《俄罗斯与乌克兰两民族在历史上的友谊》;听结雅斯讲《乌克兰在苏联各民族大家庭中的繁荣》、《乌克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听安米潘克拉托娃讲《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听费孝通讲《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之观感》;听师哲讲《日内瓦会议中的若干问题》;听艾思奇讲《从研究方法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听王炳煜讲《党的组织基础之要点》;听孙定国讲《从世界观到工作方法》;听浩凡讲《党课》等。不言而喻,这些讲座均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定期或不定期的政治学习也是王锺翰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重要方式。王先生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参加政治学习活动。⑨从学习内容上看,既有当时的时事政治,也有国家的方针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通过不同场合来表达对新思想的看法。王先生认为:“解放后已逾五年,三反思改虽最笨之人亦知新思想新道德新作风之足贵,而一切陈旧思想作风亟宜拔掉。”⑩同时,王先生对自身的理论素养一直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余联系思想作自我检查,以行动上尚能作到服从党的领导,而在思想上仍有一定之距离也,努力改之,甚获好评。”(11)综上不难看出,王锺翰通过不同方式,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主动融入新社会。

  其三,态度真诚,在挫折与困惑中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王锺翰在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困惑与无奈。但总的来看,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始终没有动摇。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自愿向党组织靠拢,曾多次表达入党请求。但由于种种缘由,当时党组织迟迟没有接纳他。在被打成“右派”前,王先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要努力克服不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组织学习周总理报告后,王锺翰详细地总结了自己在思想上的进步和不足。他指出:“不可否认,几年来在党与群众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个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这是肯定的,也是主要的一面。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在旧社会里长期受了资产阶级的甚至封建的教育的影响,解放以来加上个人主观努力不够,进步的速度还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要。”(12)对此,他提出严格要求,“第一,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工作;第二,努力学习理论,认真钻研业务;第三,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中改造自己,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并争取“做一个光荣称号的红色知识分子”。(13)因此,王锺翰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入党诉求,如“克服个人打算,争取入党,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今后由工作中锻炼事实证明也”,(14)再如“七至九点至韩主任宅谈,并正式表示请求入党之愿望,告暑假后始能着手也”。(15)他的学生姚念慈先生曾指出:“打成右派之前,先生较之当时的大多数人似乎更加积极、对党的领导人也更加信奉。”(16)甚至在打成“右派”期间,王先生也一直笃信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有云:“早饭前看大字报登出我的访问记,我的回答可谓语无伦次,真伪有谁知,惟待事实证明。此时只有求救于马列主义,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余之说话与思想确是偶一失足,应当痛改前非,再细读毛主席文件一遍。”(17)可见,王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虽遇到种种挫折、困惑与无奈,但他始终对党忠诚,一直笃信马克思主义,并未因外在境遇改变而中途放弃。基于此,王锺翰在工作中更是积极践行自己的诺言。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杂考》一书,汇集了王先生多年的治学成果,其中有多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18)显然,这是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融入新社会的最佳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王锺翰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教学中,积极鼓励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他在日记中说:“下午课后学琛云对成吉思汗的看法,运用马列主义很好。”(19)同时,对学生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也会及时给予纠正:“下午四点半赴一年级廿一教室温课,学生有陈家松者个性极强,坚持其二千余年前因无工人阶级之领导,以致陈胜所领导之农民起义必然失败之说,可谓毫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余之过也。”(20)关于秦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王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在由其负责通阅定稿的《中国古代史概要》中有具体论述。(21)毋庸置疑,王锤翰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科研和教学中,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王锺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仅是真诚的,也是一贯的。改革开放后,学界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过程中,个别学者存在弱化马克思主义倾向,并半遮半掩地提出了“回到乾嘉去”。(22)对此,王锺翰通过多篇文章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如,在《就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问题答——中央民院周报记者刘少川问》一文中,他强调:“为了从思想上明确自己所从事的这一工作对祖国对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会有所贡献,必须要学好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23)在《面向21世纪的清史研究》一文中,王先生再次强调:“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首先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自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心向往之,而力不从心,但今天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专家学人自然能融会贯通,事半功倍。”(24)显然,经过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反复学习和实践,王先生对其重要性是有认识的。

  王锺翰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一贯的,并非全因外在环境改变所导致。此外,王锺翰这一现象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像谭其骧、唐长孺、郑天挺、张政烺等众多从民国走来的学人,皆有相类似的转变过程和相似的感触。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先生的治学路径大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重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研究历史问题,同时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立论有据、严谨有法,又吸收西方汉学家的长处,注意考察史实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25)因此,王先生这一治学方式使其在清史、满族史以及中国民族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新成果。现择其几例论述如下:

  (一)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陆续开展,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的社会性质问题,已成为当时学界的关注热点,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亦在其中。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洲族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26)也有论者指出:“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洲社会,一般的说,在奴隶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阶段,即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的作用。”(27)可见,当时学界对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认识已产生分歧,正如王锺翰所说:“这是有待大家来反复商讨辩论和再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的一个问题。”(28)1956年,王锺翰发表了《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该文在爬梳整理大量满汉文史料以及朝鲜、日本等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从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等方面来考察满族社会性质。经过分析论证,王锺翰认为:“十六世纪的七十年代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十年间的满族社会生产关系是奴隶占有制。”(29)这是王先生在学术上首次提出入关前满族社会是“奴隶占有制”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王锺翰更进一步,继续考察了皇太极时期的满族社会性质。1956年底,王先生的《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一文脱稿。该文着力从生产力水平、社会生活状况、生产资料、劳动力来源及其所属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社会变革中的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和法律关系等方面,考察皇太极时期满族社会性质。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满族社会性质,并不拘泥于模式化、概念化的理论话语进行简单论述,而是结合满族自身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进行具体分析。这主要体现在,王先生论述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演变时,他承认满族社会发展遵循一般规律,即“和自然兴发的民族并不两样,是曾经经历过奴隶制,而在努尔哈齐时代还正处在奴隶占有制”,(30)同时他更强调满族社会所处的地缘环境对它的影响“不但很大很多,而且为时很久”。(31)这与强求各个民族社会形态完全一致而抹杀各民族独自特征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32)毋庸赘述,王先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史料并结合社会形态理论,为我们描绘了极为丰富的满族社会变迁史。

  需要指出的是,王锺翰对入关前满族社会形态的考察,不仅深化了清前期史研究,更在于通过满族社会的急速转型以及与周边各民族的初步融合,来进一步探寻满族定鼎中原并与明王朝统绪相接榫的内在关联。对此,王先生指出:“但也只有在进入到辽沈地区以后大约二十年期间,满族社会由于它本身发展的固有因素,再加上不由人们意志所能自由改变得了的外来影响,所有这一切,才能促使它大踏步地、加速度地转向封建化这一历史过程。”(33)进而,他认为:“早期封建因素在满族社会内部的长期存在,而进步的其他各族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对它的影响也是使其能迅速地、全面地转入到封建社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分析,可以肯定满族之所以能够进行统治全中国竟达三百年的局面,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的。”(34)王先生对入关前满族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拓展了清史研究范围,也开创了其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此后,王先生逐渐走上了清史与满族史研究相融合的道路。

  (二)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研究满族形成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族的族源、形成与演变等问题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同时满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学者甚至还抱有错误的观点。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就沿袭了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那一套旧观点。把女真——满族当作一个中国以外的外来民族来看待,企图混淆视听,以达到分裂我国东北的目的。(35)甚至清史名家萧一山先生在其所著的《清代史》中说:“中国人被他欺骗了二三百年,现在还有许多不明事实的,以为有什么满族,其实女真人早就被同化了,充其量不过剩下爱新——即金——一姓而已,还能叫‘满族’吗?”(36)显然,萧先生并不承认满族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也很成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相继发表了《从满洲的命名谈起》、《谈谈满洲名称问题》、《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等多篇文章,来考察满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关于满族的族源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先秦古籍中的肃慎人是满族最早的先民,但问题在于古籍中仅仅寥寥数语,文献不足,难以征信。于是,王锺翰利用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如黑龙江、吉林肃慎遗存中发现的鼎、鬲;挹娄遗址中发掘的大量石镞、原始农业工具、农作物籽粒、纺轮、猪骨、半地穴式住址等,与文献资料相互补充、印证。据此,王先生指出:“肃慎是满族的最早先民这个说法,是不容置疑的。”(37)不仅如此,王先生还特别注重从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来考察历史上满族先民的流变问题。他认为:“肃慎及其后裔是既有关联又不能等同,不应该把肃慎以下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各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为满族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但是,在满族史如果把肃慎以下迄明代女真人的世代相承的系属关系与满族割裂开来,也是不能正确反映满族悠久的历史渊源的。”(38)

  满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建州女真是其核心部分,这一点学界并无异议。但是满族的主体包不包括女真的其他部分,学界意见并不统一。《清太宗实录》记载:“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39)王锺翰据此认为:“如果说满洲就是建州三卫,那么,哈达、乌喇、叶赫、辉发正是海西四部,两者相提并论,当然是满族主体了。”(40)进而,王先生指出,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海西女真人,在新的情况下,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为满族的主体,同时又有一些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族成员加入进来,形成了新的共同体——满族。这样,满族既是主要来源于建州、海西女真人,但又加入了新的血液,把来自不同血缘的人们都汇集在一起。(41)显而易见,王锺翰把满族看作一个历史范畴的民族,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族成员特别是汉族人加入进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三)辩证地看待民族关系和民族政权问题

  王锺翰经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后,其在学术研究中“繁琐考据少了,理论性话语多了”。(42)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运用到清史和民族史领域,使明清时期满汉民族关系、民族政权等一些棘手的学术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比如,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努尔哈赤兴起占据辽东是以下犯上,是“入侵者”,是非正义的。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学者竟称满族是外来民族,利用历史为分裂行为制造舆论。众所熟知,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兄弟阋墙”,甚至是兵戎相见的现象。对此,1985年王锺翰在《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上兄弟民族间出现过的交恶或征战都是国内矛盾问题,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之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43)而关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谁是谁非问题,他根据列宁的经典论述“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44)认为“明代女真各部的统一,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齐的反对明王朝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45)同时,王先生也注意到明王朝与后金之间战争性质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他指出:“萨尔浒一役后,后金已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明则相反,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两者所处的地位翻了一个个儿。”(46)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杂的民族关系中,王锺翰能辩证地看待其间的是非曲直,并准确地抓住了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认为满汉民族关系由300年前的“兄弟阋墙”到近代共同“外御其侮”,满汉两民族最终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47)再者,后金政权性质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后金政权是割据政权,也有的认为是地方政权,而不大承认后金政权的独立性,如果承认后金政权是独立政权,似乎满族就不是我国境内的民族了。对此,王锺翰明确指出:“一个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历史的客观事实和科学性。后金国的出现,标志着满族是以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的姿态活跃于东北大地之上。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国之内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的独立政权或国家,屡见不鲜。后金国的出现,既与明王朝没有君臣隶属关系,我们就应当承认它是一个与明王朝同时并存的独立政权,而这个后金政权仍然是属于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48)

  (四)用民族平等原则编写《中国民族史》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王锺翰始终以民族平等原则研究满族史和中国民族史。所谓民族平等原则就是“用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地去对待历史上的大民族和小民族、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和纷争,评价其曲直与是非”。(49)1994年底,王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现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是民族平等。比如,在编撰体例上,一改以往以汉族史和朝代史为中心的编撰方式,而是按照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路径进行编写。同时,在史料利用上也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兼顾了汉文史料、各民族语言文字史料、考古史料的运用。再者,关于统一中国的战争问题上,以往有学者对秦的统一、西汉的统一、曹魏统一中国北方,以及唐、宋、明等王朝扫平地方割据政权、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持肯定态度,而对元(蒙古)和清(满族)统一中国的战争却持否定态度。王锺翰的《中国民族史》认为这“没有把各民族与汉民族一视同仁、同等对待。既然汉族可以统一中国,为什么各民族统一中国就要加以否定呢?”(50)对此,《中国民族史》旗帜鲜明地指出,清朝统一后,废除了明王朝后期的苛政,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比较安定,出现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景象。更重要的是,清朝在完成统一的基础上,坚决抵抗沙俄、英国等殖民者对中国的入侵,巩固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使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由满族完成的中国统一,“同样是‘合乎规律的事情’”。在本质上讲,清朝的统一“基本上是进步的,具有深远的意义”。(5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英雄”概念的界定上,学界向来有不同标准。《中国民族史》在综合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原则,认为“民族英雄,首先是有民族的因素。只有在民族关系上,才能反映出民族因素来”,能成为民族英雄的只能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反映出来”。关于“中华民族英雄”的定义,《中国民族史》指出:“中国某一民族的民族英雄,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由汉族(华夏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52)可见,民族平等原则是王锺翰研究民族史的重要原则,也是其在民族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一把金钥匙。曾有论者评价:“在王先生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生涯中,尤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是他那公正、平等的民族立场,没有民族立场,或立场偏颇,民族史研究的结果必然是是非不清,有失公允,或者是无理可言,错误百出。”(53)

作者简介

姓名:张宇龙 工作单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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