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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藏族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形成 ——以1950年代藏族民歌为中心的考察
2020年06月30日 09:40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西宁)2019年第3期 作者:董玫 字号
关键词: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族民歌

内容摘要:

关键词: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族民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建构,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内忧外患条件下“独立富强”之追求。但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转变的“共享”观念,并不因其出现而被广大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相对而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成为广大藏族民众的自觉意识。1950年代的藏族民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形成的动力。

  关 键 词: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族民歌  

  项目基金:本文系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洮岷河‘花儿’与甘南藏族‘拉伊’之比较研究”(批准号:2017A-1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玫(1976- ),女,甘肃临夏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文理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音乐交流史、音乐教育研究。甘肃 兰州 730020,甘肃 兰州 730007

  一、民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的概念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产生,意味着在“瓜分豆剖”的国家危机历史条件下,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我觉悟。蕴涵在梁启超欲“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1]中的则是中华民族建构中的同一性逻辑①,同一性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建构与强调民族的自觉提供了支点。然而,这些共同与共有的一致性,与其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自觉,倒不如说是共同意识建构者的主体自觉的结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实则多聚焦于精英分子的言说,或国家与政党之经营,强调的是建构者的主体性,而对其客观效果,即中华民族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范围内被接受,多所忽略。②

  首先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同一性,能否为下层民众,哪怕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众所接受?正如彭南生先生所强调:“我们的研究应注重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史。”[2]下层史研究强调史料上拓宽视野,因而有关层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就需要关注非主流的报刊、私家笔记、家传家谱与野史资料,特别是作为下层民众心声表达的民间文艺等形式。

  正如许纪霖先生强调的“一个国族是否获得公共的、普遍的认同,关键不是看主体民族的认同,而是看少数民族与族群是否承认”[3]。中华民族建构的出现,并不会因此直接导致各少数民族特性的消失,相反更需要的是如何在此巨大的差异中确立能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性。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同一性的建构不乏各少数民族上层的参与,也不难进行考察。③但对于一般的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如何考察并发现蕴涵在其中的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主导力量?同样需要采取下层史研究的视野,从民间文艺,特别是从民歌这种内心流淌出来的最能表达下层民众淳朴真挚感情的艺术形式中去寻找。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生的歌唱民族——藏族及其民歌,无疑为进行此项研究,打开了一扇绝好的窗口。

  近年来,藏族民歌的研究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藏族民歌的研究,多侧重于藏族民歌的艺术形式④,略及藏族民歌中蕴涵的政治性内容⑤、宗教性内涵⑥等,而从思想史、社会心理方面,特别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对藏族民歌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与著作尚未发现。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区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区域自治、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等等,不仅揭开了藏族人民的历史新篇章,其影响所及包括藏区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藏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对政治国家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导致下层民众以热切的民歌唱出自己的心声,亟待加强发掘。

  二、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费孝通先生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实现的”[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1年5月23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仅使西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宣告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图谋的破产,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在普通藏族民众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首先,祖国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深入藏族民众心中。随着西藏和平解放,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各项规定,打破了藏族民众的思想禁锢,使之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藏族民众发出久已埋藏在内心中的呐喊:“西藏是中国的土地。”[5]他们歌唱祖国的壮丽河山:“我们祖国的江河,像波纹一样多,我们祖国的草原,像镜子一样平,我们祖国的城市,像海洋一样大。”[6]中国各族人民就是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海子上游的是鸳鸯,海子底游的是金鱼;玩耍虽不在一起,大家都生活在海子里。平原上住的是汉人,高原上住的是藏人;住家虽不在一起,大家都生活在大家庭里。[7]

  这种共有家园意识,自然也就使藏族民众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他们不仅将祖国大家庭比喻成为花园,“中国各民族有六七十,一齐团聚在一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没有高低呵,好好守护咱们的大家庭吧!”[8]守护家园的意识,进一步使藏族民众认识到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翻身的藏族人民呵,决不能离开祖国的大家庭;否则,除险的反动派,又会把毒药倒在我们口里!”[9]由此可见,对中国共有家园的意识,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已经成为藏族普通民众共有的社会心理认知。

  其次,各族人民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意识成为藏族民众普遍的认同。藏族与中国其他各民族间早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连着心的交融关系。在藏族民众的心中,藏族与汉族就是“同一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呀,本来就是亲兄弟”[10],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离、民族歧视等政策与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却阻断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藏族人民头上的大山,民族平等观念及其政策的实施,则为各族人民的团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汉族老大哥也不自大,藏族小弟弟也不自卑了,大小民族主义都取消,大家永远团结在一道。”[11]

  藏族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他们将各族人民比作“云”、比作“星”、比作“水”,虽然各在一方,发源不同,都是紧紧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

  东边的云,南边的云,西边的云,北边的云,虽然各飘一方,但都围绕着太阳。启明星,宿昴星,南斗星,北斗星,虽然各在一方,但都围绕着月亮。沟里的水,溪里的水,江里的水,河里的水,虽然发源不在一个地方,但都汇聚在海洋。蒙族人,维族人,藏族人,汉族人,虽然民族名称不同,但都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12]

  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生活在中国这个共有家园之内,要紧密团结,守卫祖国,共建美好幸福的生活,成为了那个时代藏族民众心中的最强音。

  再次,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空前强烈。随着西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开始出现在藏族民众眼前。感受到解放前后的变化,藏族民众以神性与诗意的歌声,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高度认同:

  天上有朵乌云,遮住了金色的太阳,谁拉走了我心爱的牛羊?——是那比狐狸还狡猾的管家,谁拆散我心爱的人儿?——是那比豺狼还凶残的土司头人。金光灿嘴的太阳,赶走了那朵乌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我们夺回了失去的牛羊,我那心爱的人儿也脱离了虎口,回到了我的身旁,我深深感谢世间的“活菩萨”——伟大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13]

  曾经无比虔诚信仰佛爷、崇拜神灵的藏族民众无由表达自己的感激,用其所能想到的所有能够表达自己感激与崇敬的词汇,赞颂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被藏族民众讴歌为太阳,比作活佛、众神之神,将藏族民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毛主席有如众神之神,看出西藏众生的痛苦,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14]由此,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与祝福:“雄伟的人民中国,耸立在南瞻部洲的东方,献给她真情的颂歌——愿她百劫永存,万寿无疆!”[15]

  最后,首都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成为藏族民众心目中的圣城。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就具有了政治上作为国家中心与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人们对于首都的认可与否,也就是对政治国家的认可与否。原本,在藏族民众心中,所谓的圣城就只有被藏传佛教格鲁派三大寺所在地的拉萨。随着广大藏区的解放,首都北京在藏族下层民众心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并超越了拉萨。在他们的心中:

  北京是个金子的城,据说那里有个金子的太阳,那不是金子的太阳,那是毛主席温暖的阳光。北京是个银子的城,据说那里有一座银子的宝塔,那不是银子的宝塔,那是革命英雄纪念碑。北京是个珊瑚的城,据说那里有个珊瑚的号角,那不是珊瑚的号角,那是党中央洪亮的声音。[16]

  藏族民众将北京比作“金子的城”“银子的城”“珊瑚的城”,是因为那里有作为地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所在。这是他们心目新的圣城,更是以歌声表达自己迫不及待前往“朝圣”的心情:“北京吹起的金唢呐,吹的人我还没有看见过。不是我不想念北京,是嫌马的脚步太慢了。孔雀!你懂得我的心意,快送我飞到北京去。”[17]

  从已有可见的1950年代藏族民歌来看,彼时藏族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已经具有了非常明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家园意识、各民族大家庭意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国家意识以及政治核心意识。这些内容均从相当程度上表征着藏族民众发自内心地的声音,已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转向自觉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核心力量

  依据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转变的理论,郑汕、赵利峰等人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过程,从民族意识觉醒的角度划分为分别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等为标志的几个阶段。[18]然而直至1950年代,广大藏区仍未摆脱落后封闭的状态,导致藏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未踏上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之路。暂且不论西藏,即以民国时期甘青川藏区而言,“居民亦只知服从本属之酋长,不知其他,俨若另一个世界,所谓国家民族,内乱外侮,固不与彼等关也”[19],“土官和土司所辖的范围,截至今日政令仍不能及,边胞无知无识,根本没有国家观念,更无所谓民族意识”[20]。即使藏族上层,也难说得上真正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卓尼土司杨积庆,“对藏人之统治,则采完全封建的、神权的方法,毫无近代有力的政治机构,更毫无民族主义之意识”[21]。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及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前提和不可缺少的条件。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才“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平等时代”[22]。透过藏族民众的欢歌,即可发现蕴含在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自觉的核心领导力量。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藏区获得了解放,绽放出美丽的光芒。没有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人们就不可能有对祖国大家庭的热爱。可是,在旧时代的重重束缚之下,家乡笼罩在重重苦难之下,藏族民众感受不到家乡的美好:

  甘巴是个好地方,只是乌云遮住了太阳。想从地上走吧,地上有很多刺巴;想从草原上走吧,草原上又有豺狠。[23]

  在这乌云的笼罩之下,“家乡的牧主不倒,草原上听不到欢笑”[24],“穿西服的‘假巴’,像骑马一样压着我们”[25],“马家的苛捐杂税像刀插在脊背上,只得离开了亲爱的家乡”[26]。

  解放军来了,藏区和平解放了,家乡的乌云被驱散,豺狼被赶走,家乡变了模样。如马尔康的藏族人民在歌唱:“马尔康是我美丽的家乡,从前这里一片荒凉,没有我立脚的地方。东风卷走了乌云,彩霞里出了太阳,我歌唱新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家乡。”[27]如德格的藏族人民在歌唱:“德格是美丽的家乡,从前是一片荒凉,自从得到解放,德格变成了天堂。”[28]正是由于对家乡的热恋,藏族民众才会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家乡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而由衷地感动。正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使藏族人民认识到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会产生对祖国大家庭的认同:

  我们祖国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各族人民有如同胞的兄弟;伟大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互助互敬永远不分离。我们祖国像一座美丽的大花园,香气馥郁充满着春天的阳光;各族人民都是勤劳的园丁,共同的劳动,散发着友爱的芬芳。[29]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凝聚的核心力量。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历史上就与其他各民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了朴素的共同体意识。此正如民歌所唱:“白河,黑河,红水河……虽然流的方向不同,但总是要流进天湖!汉人、藏人,各族人民……虽然语言不同,但却是最亲的弟兄!”[30]然而最亲的兄弟,却因为历史上种种的原因,未能团结在一起。现在有了解放军,有了共产党,各族人民打破重重阻碍,欢聚在一起:

  太阳、月亮、星星,在不同的时候出现,现在有了毛主席,他们在天上聚会了。马鹿、麂子、崖羊,在不同的山上吃草,现在有了共产党,他们在山上聚会了。汉族、藏族、蒙族,生长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有了解放军,他们在城里聚会了。[31]

  藏族民众深刻地体认到,各族人民能够团结在民族大家庭中,完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汉藏人民消除隔阂,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这就不能不使藏族民众由衷地决心要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身旁:“东边的银星,西边的银星,四面的银星围着月亮。藏族人民,汉族人民,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的身旁。”[32]

  再次,中国共产党在藏区推动经济的复苏,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幸福安康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藏区的基本原则,避免了战火、硝烟与伤亡,赢得了藏族民众的普遍拥护:“西藏和平解放啦,毛主席的政策放光芒,西藏人民齐欢唱!”[33]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积极恢复与发展藏区经济的措施,特别是积极的经济救济,赢得了藏族民众的赞扬:

  共产党功德无量,毛主席是金子太阳。我不是空口赞扬,良心要我歌唱。旧社会里的贫苦牧民,像春天的瘦羊一样。共产党却给穷苦牧民,救济、贷款买牛羊,住上了崭新的帐房。什么人给我们衣裳和口粮,是照耀我们的金子太阳,解放的故乡,——河卡草原上年轻人到处欢笑又歌唱,老年人也穿起了节日的盛装。翻身的牧民,在一起组成了“年来康”。[34]

  中国共产党给藏族民众带来的美好幸福生活,使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化为响亮的歌声:“严冬的冰雪化了、脸上的愁容散了,吹起我的牧笛吧,唱一曲快乐的歌。不唱佛爷不唱天,不唱牛羊和草原,歌唱恩人解放军,帮咱庄民把身翻。”[35]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改革,使藏族下层民众摆脱人身束缚,实现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初,藏族民众已经切身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温暖:“提起解放前的日子,头人对我们像对待犯人,看看今天的幸福时光,党对我们像对儿女一样;提起解放前的日子,强盗到处横行,看看今天的幸福时光,人民的歌声夹着欢笑。”[36]民主改革以后,藏族下层民众第一次抬起头、挺起胸来,获得个人的公民权利。他们的心中从未有如此的欢畅:

  民主改革是最温暖的太阳,融化了压在我们心上的冰雪。民主改革是最宝贵的春雨,浇活了垂死的藏金花到青稞麦。民主改革是最有力的闪电,击毁了统治草原的奴隶制。民主改革带来了人民的法律,埋葬了吃人的账册和刑具。民主改革是最伟大的佛爷,赐给了藏民帐篷、牛羊租和歌声![37]

  藏族民众称“民主改革是最大的佛爷”,其实他们所称颂的“最大的佛爷”又何尝不是带来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呢!正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下的广大藏区的变化,最终促使藏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他们在新社会的阳光中,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中,热情洋溢地唱出了民族团结的欢乐颂章:“夏天,草原上多美丽,因为遍地开满了鲜花。冬天,寨子里多温暖,因为天空照耀着阳光。现在,全国各地多快乐,因为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家。”[38]

作者简介

姓名:董玫 工作单位:兰州大学 兰州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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