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超越“仪式”的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概述
2020年06月10日 10:25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乔治·马库斯 陈子华 字号
2020年06月10日 10:25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乔治·马库斯 陈子华
关键词:乔治·马库斯;合作人类学;写文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乔治·马库斯;合作人类学;写文化;

作者简介:

  摘 要:合作是一种情景,它是21世纪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然而却需要所有的人类学学者的共同参与。通过阐述七种不同合作方式,强调人类学多层次合作的重要性,当然这并非是所有的合作方式,但也是当下人类学者合作形式很好的体现。如今,每一个研究者都认为自己在一个较为传统的学科中进行着独立的研究,但是会发现合作是这些研究中都有的独特性质,只不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研究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学科纪律将其分成了合作的小组。这也正是人类学向科学技术研究转变及自我充实的重要趋势。

  关键词:乔治·马库斯; 合作人类学; 写文化;

  作者简介:乔治·马库斯(GeorgeE.Marcus),美国匹兹堡市人,曾任教于莱斯大学,200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任教至今,教授,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大家;陈子华(1986~),贵州贵阳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一

  今天我将会谈及一个大家长久以来都很关注的话题。如果你想了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演变过程及其当代历史,《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2]两本书则无疑对学科的这一宏观变化是有所察觉的。

  虽然20世纪的各种思潮以及20世纪末对写文化评论主要产生在欧美学术语境中,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全球化的行为,这对我们学科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在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的这个人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里,人类学研究大都是一种模式化的区域研究,至少在美国学界是如此的。这种区域研究下,每一位想要进入人类学界的年轻学者应掌握的民族志专业知识的观点与逻辑都是被包含在同一个领域之中,且研究需要通过与同领域中的其他学者进行比较才能够进展下去。《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两本书则尝试创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学科语境,能让大量的民族志研究相关联,这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人类学者而言都可谓是一个相当大的学术成就。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类学向科学技术研究转变及自我充实的重要趋势,可以说是人类学学科的自我解脱与拯救,至少对美国及欧洲学界是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本书所言属实。

  大概在2000年时候,我开始对一系列问题产生兴趣。究竟是什么推动人类学者在学术道路上获得成果,抑或是另谋其职?是什么让人类学者在完成传统田野民族志工作后获得第一个项目?人类学者为什么要去做二次研究,他们在未来又将被引向何处?很多著名的人类学前辈对我刚才所提及的这些问题都表示过担忧。例如著名人类学者Annette Weiner,她与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对热带岛屿进行调查。她曾说过:“我越来越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妥协。我开始意识到我最初的想法是天真的。‘好吧,我必须完成这篇论文,然后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因为我将成为一名人类学家。’而当我做得越多,就越认识到虽然这些工作的积累让你进入了一个学科领域,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走出来。”我认为对于20世纪的许多人类学者来说差不多都是如此的。他们低估了人类学的训练是如此的具有影响力,使得他们毕生都深陷在民族志的写作当中。

  另一个例子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类学者更关注村庄,他们以经典的方式对地方进行调查,并希冀村庄研究被赋予政治色彩。面对美国人类学弟子们的批评,列维斯特劳斯保持沉默。后来他总结到:选择融入一个部落当然是个人的选择,就像Jacques Lizot一样选择长期性的田野工作,但是从一开始“知识就在外面”。可见,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来看,投入民族志工作能够让你突破现有学界研究并做到入乡随俗。但实际上,列维斯特劳斯很清楚现有民族志方法没有办法让人做到真正的入乡随俗。

  二

  现在要切入主题,带有个人主观的工作影响了20世纪民族志的生成,它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学者进行有条理的比较,形成了不同形式对比风格。但是,这样的对比是把你的民族志放置于你的论文框架中的对比,你只是在根据比较的术语来架构你的论文。

  在这场演讲中我要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并且我将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它提出。虽然比较研究法仍然在民族志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我将会提出另一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比较研究法的方式,它便是“合作研究”。

  我认为,进入科学技术研究为民族志作品提供了新的机会,因为科学技术结构是基于绝对的合作性质的。在非科学技术领域合作是一种情景,它需要所有的人类学者的参与才能创造出来,我认为这是21世纪人类学方法论上的创新,我们20世纪也对此有过相关的讨论,如之前Michael Fischer教授所提民族志作品当中也需要创新和发明。我这里所指的合作并不是指马林诺夫斯基田野项目中的那种合作,也不是中国人类学前辈那种田野中的深入调查式合作。这不是我所指的合作,我指的是能不断把民族志推向前进的合作,这种合作必须在多方面实践下才能实现。所以这种合作形式看起来并非那么明显。在这次讲演中,我就是想简单谈一谈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学者所运用的七种不同的合作方式。这一看法来自2017年的一次人类学工作坊。当然,这并非是所有的合作方式,但是这七种形式是当下人类学者合作形式很好的体现。

  第一种合作出现于不同民族志项目之间的生产性交流,这些项目根据人类学研究中的一般惯例构思与执行。换句话说,是两个民族志项目因某种内在逻辑而产生了共享对话的合作。举例来说,我们在工作坊中提到过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学者在做意大利萧条的丝绸业的研究,另一个学者在做中国丝绸买家与供应商的研究。两位学者就把彼此研究调查进行了共享与互置,实现了原本单一调查中无法形成的合作形式。当然,这并不容易实现,但是也并非那么的困难。因为只要有意愿,它实际上是将不同项目中的研究主体进行倒置,并重新赋予他们角色与身份。其成果通常是联合署名或是多作者的作品,这一概念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曾提及。在研究过程中,你甚至会与你的研究对象进行协同撰写,或者还有其他人也参与到了民族志的写作当中。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在今天来看是比较常见的,它的确也创造出许多的成果。

  第二种合作体现在通过多方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交流平台、通道、媒体,致力于丰富、引导读者与公众对于人类学知识的了解。这种合作方式定义了你所做的民族志的类型。比如当下比较流行的民族志绘图小说(ethnographic graphic novel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的人类学者不一定是艺术家,不一定参与艺术创作,除非他们获得足够的美学训练。但是人类学者项目往往却又和艺术相互关联。把民族志的理解转换为视觉形式的翻译过程,你可以把这个称为一种“远征”,包含了古典意义上的艺术、平面艺术以及民族志的田野视角。如我的同事Lisa目前正在写一本田野小说,她是埃及人,一名医学人类学者。Lisa同两名非常具有天分的画家回到了自己最初的田野点。在工作中,他们之间产生了丰富的交流,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合作,也完成了一本绘图小说。这并非只是个案,这实际上是当代的趋势。

  第三种合作侧重于通过使用功能可供性媒体平台以及工具,去构建实验性研究与民族志分析的框架。这种合作过程会被优化并运用到维持长期数据获取、管理、可视化项目中。应该说我与Michael的学生们在创造多方共享平台方面是先驱者。在我大学里,他们搭建了一个名叫“比较试验性民族志(the platform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的平台,你能够在世界各地访问这一平台。如果你正在撰写民族志,或者有了相关成果,或者是年轻学者,你可能会说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的资源。我认为它依情况而定。我这里所提的所有合作形式都是人类学者的研究方式。所以它确实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但也不一定需要企业、国家资助, 实际上小笔资源就可以解决。

  第四种合作“去中心化”了的传统民族志-信息人的关系,通过与项目的专业对话者或其他相关受众在媒体项目和知识生产中建立一种类民族志的(para-ethnographic)(1)合作关系。这句话听起来比较抽象,实际上它就是指采纳不同领域学科专家的智慧,这些专家在自己的领域中也在进行着相当于人类学评论的实践,他们虽然不一定掌握我们的学科语言,但也在积极地进行评论。与其联盟则能够创造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合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一个成功的课题项目都需要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的合作关系。

  第五种合作是指通过吸取其他学科与艺术的见解与实践,寻求传统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中合作实践与潜力的提升。例如,我曾尝试在瑞士世界贸易组织大厦里与“接触即兴(contact improvisation)”舞蹈艺术家进行合作。我的想法是将民族志知识灌输到舞蹈当中,以创造出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并在大厦进行演出,以激发更多的有着民族志价值的反馈。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将民族志转换到一种艺术形式当中,比如说“接触即兴”这种表演形式,在这过程中知识必须能准确地转译为艺术家的创造力。我能够举出很多年轻人类学者今天在这个方面进行研究的例子,一些人在大学工作,一些人则不是。我在莱斯大学有一个学生叫Mariana Donald,她很早就在深圳工作并嫁给了一个深圳的街头民间艺术家,也学了许多年的街头表演艺术。在那之后,她回到了人类学界并做出了相当棒的成果,通过她所掌握的街头艺术记录了深圳这样一个城市里传统文化的变化。

  第六种合作形式由工作坊形式开展,其中核心成员在一系列项目上进行长期合作,但是这些项目课题之间可能彼此相关,也可能没有关联。这种合作与上一种有一定关联,但是我还是将二者区别开来。如我上面所提到的Mariana Donald的例子就是这样的。其概念就是要让民族志寓意能够向艺术表现“转导”(transduce)的能力,以便创作出更多图片寓意。正如Michael所言,在未来的民族志项目中会有更多的与艺术家合作的空间。

  第七种合作是与政策视角下的合作,以便形成一种政治方面影响力。这或许比较敏感,但是我必须要谈及它。在美国,这一合作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六种模式则没有这一种成熟。我自己的调查与这一模式有一定关系。我要强调这最后的一种模式在人类学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追溯到弗兰兹·博厄斯对于种族自由的调查,[3]玛格丽特·米德对于性认识的调查,[4]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之后很多人类学者参与到反殖民、帝国主义风险性工作都是如此。政治事件与运动创造了与为社会活动合作的独特机会。在何种程度上政治视角可以促进人类学及相关学科中理论与调查研究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难以衡量的,也常受美国大学学术规范的质疑。

  在美国,如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运动思潮(Queer)和女性人类学长期以来把政治性运动看作其思想表达方式之一。如Faye Ginsburg与土著媒体活动者一起共事,[5]Terry Turner则从事于巴西的卡亚伯印第安人(Kayapo Indians)相关项目,[6]这些都激发了人类学者关于媒体的讨论。在2000年的反自由贸易运动、新无政府主义运动、参与式民主运动里,我们也都能看到政治人类学的活跃,这也生产出了一批有深刻见解的民族志作品。

  最近,学界还参与了反欺压黑人运动和捍卫土著权力的运动当中,这为学科当代理论、方法论的讨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实上,美国学界中政治性相关的研究仍然是一种主流,在许多大学和学院里,这种趋势在教授引导和机制影响下仍在增强。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非常不稳定且活跃的政治环境当中,既然今天考虑到了合作人类学,也就从中发现了政治合作模式的多样性和必要性。

  三

  最后,我想说的是提出合作人类学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分支领域,也不是一项运动。我只是给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冠上了一个头衔。在这个阶段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一个较为传统的学科中进行着独立的研究。但是,今天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最近美国与大部分欧洲人类学的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研究中合作的独特性质,只不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单独的研究,每个人都尝试对传统学科的纪律进行反抗。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学科纪律本身就被分成了这些合作的小组。只要对当代美国人类学作品进行分析,就能够发现当代美国民族志史即是合作理念是如何兴起、传递并维持的历史。

  注释

  1.Para-ethnographic relationship为Marcus与Holmes在2008年提及的概念,他称这关系“并非是传统人类学者进行的系列访谈,而是如同乐团演奏一样同时进行的,或是像电影里蒙太奇的手法一般,在不相关的项目之间寻找联系”。本文译为类民族志。

  2.本文为2019年11月29日马库斯教授在云南大学“魁阁讲座第肆拾讲‘写文化’以后”的讲演内容。译者获马库斯教授同意后根据其讲演内容译出,经本学报编辑加工成文,并由马库斯教授审核,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讲座原标题为Beyond RiteDe-Passage Ethnography。

  参考文献

  [1] Ames Cliffod,George E.Marcu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lifornia Press,1986.

  [2] George E.Marcus,Michael J.Fisc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3] Franz Boas.Anthropology and Mordern Life[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28.

  [4] Margaret Mead.Coming of Age in Samoa[M].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28.

  [5]Faye Ginsburg.Indigenous Media:Faustian Contract or Global Village?[J].Cultural Anthropology,1991(1).

  [6]Turner,Terence.Defiant Images:The Kayapo Appropriation of Video[J].Anthropology Today,1992(6).

作者简介

姓名:乔治·马库斯 陈子华 工作单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