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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存策略的理性选择: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离散与回归的人类学研究 ——基于临沧边境口岸区域4个沿边村的调查
2020年06月08日 09:30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李智环 张家琪 字号
2020年06月08日 09:30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李智环 张家琪
关键词:边民;离散;回归;理性

内容摘要:

关键词:边民;离散;回归;理性

作者简介:

  【摘要】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人口流动,自边界线形成以来既已存在。无论是近代,边民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民族迁徙,或是躲避战争的逃难经历,还是新中国建立后,因一系列国家政治运动而造成的有规模的边民“出逃”事件,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还存在的因各种生活原因导致的少部分边民的越境生活现象,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离散边民回归中国的行为,绝大多数都可归为“因生存生活而为之‘计策’”的理解。尽管边境地区多重政治、社会关系并存的复杂场域令边民离散与回归的行为具有包罗万象的内涵和解释,但归根结底多是围绕“以生为计”的生存策略的理性选择的行为结果。

  【关键词】边民;离散;回归;理性

  【作者简介】李智环,辽宁丹东人,法学(民族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边疆安全与跨境民族;张家琪,安徽蚌埠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研究”(项目编号:14ZDB109)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云南各族人民特别是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人民在长期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友好、亲缘的社会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尤其与以缅甸为代表的东南亚邻国的贸易联系从未中断过。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边界线的明确不仅使得邻近国家间的地带成为了边疆地区,更是令生活在边界区域中的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言之,中缅边境地区复杂与便利并存的地理通道条件,加之边民群体间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客观存在,令他们围绕边界线的短期流动或长期迁移成为了“常态”活动。

  一、与中缅边民流动相关的研究回顾

  目前学界围绕“中缅边民”的主题展开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跨境民族文化、跨境婚姻、跨国贸易以及难民等方面——虽然表面内容包罗万象,但其核心似乎都与边民的人口流动存在因果关系。因而笔者认为,这些成果可归为“广义上的中缅边民流动”的研究范畴。而“狭义角度的中缅边民流动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大致可归为以下四方面:

  对于中缅边民跨境流动原因与特点的研究。鲁刚基于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缘形态和社会环境指出,边境地区人口流动显现出双向对流特征明显、人数众多流量大、动因复杂形式多样、来源纷繁结构庞杂以及空间分布不平衡等五大特征;何跃将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流动人口分为商贸型、季节型、跨文化交流型、跨界民族型和“三非人口”几大类;张家忠等人的研究揭示,中缅边境地区人口流动呈现出就业广、聚居集中、“三非”人口和青壮年人口多等特点,其活动地域呈现出集中与散状分布并存的状态。

  边疆安全视角下的中缅边民跨境流动研究。杨宝康在肯定“一带一路”背景下,中缅跨境民族人口流动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双边睦邻友好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强调其对边境地区包括治安、公共卫生以及维稳等领域存在挑战;陆云等认为,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缅甸战乱的国情致使许多边民向中国流动,而中缅边境难民问题是对中国边境安全的潜在“外溢”性威胁。

  针对中缅边民外流与回迁的研究。何明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经历了中国西南边民大规模向周边国家单向流动、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边民双向流动以及周边国家边民向中国边境地区单向流动三个阶段;尤伟琼对于中缅边境少数民族的跨境流动特别是外流回迁现象做了深度阐释,并将中缅边境地区的族群跨境流动分为规模性的外流和内迁两个不同阶段,进而剖析其呈现为生计选择理性和结构选择理性两类不同的群体流动趋向。

  有关缅籍劳工跨境流动的研究。黄彩文等认为,外籍务工人员有利于缓解中国边境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现状,但同时他们进入中国境内后的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问题应受到关注;张振伟在以西双版纳勐龙镇为田野点所做的相关研究中指出,相邻的地缘和相似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差异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缅甸劳动力的跨境流动。

  除此之外,学者们对于中缅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现象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诸如“三非”人口管理、毒品犯罪、艾滋病等问题),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

  二、明清以来中缅边民跨境流动的简单梳理

  显而易见,我们难以就两国边民的离散与回归状况整理出准确的数量信息。同时笔者认为,对于近代以前尤其是清晚期之前,由于边界线的模糊性以及中国历代王朝“天下—地方”的中心—边缘的宇宙观的存在,使得边民的离散与回归问题不能真正进入到本研究的讨论中心范围。故笔者在此仅对明清至民国期间中缅边境地区导致边民离散的重大历史事件做粗略梳理。

  明代正统年间中央王朝三征麓川时,麓川势力被击溃后导致今傣族先民在中缅边境之间的流动。明末清初由于清军入关,张献忠余部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抗清失败,永历逃往缅甸并带去了大量的移民。虽然在吴三桂剿灭永历势力后有部分回归,但其中的李定国部流落边境誓死不降,形成了所谓的“桂家”——此股势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的中缅边境地区影响很大。晚清以来,由于“法吞安南,英据缅甸”,出现了所谓的边疆危机。1894年,中、英双方在伦敦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规定果敢地区为中国领土。1897年,中、英双方在北京重议边界问题,英国强迫中国承认果敢地区归入英属缅甸。直到1960年,中缅两国签订了边界协定——结束了长达60多年的划界问题争议:果敢正式被划入缅甸,由此原本生活在果敢地区的华人因国界的划分“离散”到了缅甸。

  目前的中缅边界云南段长1997公里,沿边界线自北向南分别为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6个州/市的19个沿边县/市,境外是缅甸的克钦邦和掸邦(其中佤邦为掸邦的第二特区)。边界两侧的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且日常交往频繁。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前文中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梳理,归纳出在有明确边界线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现实而具体的语境中,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离散与回归的两大类型:即国家间边界线变动引起的边民群体“被动”的离散与回归和边民自发的离散与回归。很明显,前一类型的边民离散与回归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和时效性的;而后一种类型的边民离散与回归,无论是对于中央政府缺乏政治认同,或是出于谋生、婚姻、躲避计划生育甚至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我们都可以将这类行为做“因生存、生活而为之‘计策’”的广义理解——也正因“自发而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各个时期都并不鲜见。事实上,中国内部旨在谋生的人口流动现象——自古至今为中国之现实,即使这一场域变换到国家的边缘地带,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三、临沧边境地区边民有规模的离散及原因

  临沧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离散的主要区域,并且口岸作为近年来相邻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附近区域各种类型的边民间包括往来移居在内的交流频繁出现。因而2018年7至8月间,笔者选择将临沧地区的南伞和孟定口岸区域内4个沿边自然村寨(勐英村以傣族为主、田坝村以苗族为主、硝厂沟村以德昂族为主、清水河村以汉族为主)作为重点调查地。

  (一)民国时期临沧边境地区边民的离散

  1.民国时期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离散形式有一种“悄然”的形式,苗族最具代表性。苗族是一个具有迁徙特性的族群,民族冲突、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等原因都是导致其迁徙的原因。明清以后,有一部分苗族移居至东南亚各国。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云南地区的苗族土司在征战中取得胜利,有300家苗族大户被迫迁往缅甸,先居于果敢地区的大水和蕨坝,后又迁至他处。而笔者在镇康县南伞镇田坝村调研时,即有多户村民反映:其祖上(大概往上追溯四五代)是从贵州迁到云南的,其中还有部分人继续迁到了缅甸以及更远的东南亚国家。

  2.抗战时期部分中国边民逃至缅甸。抗日战争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滇西南边境地区边民离散至缅甸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部分远征军军人身份转为边民后“离散”。1942年2月,国民政府抽调精锐部队第五、六、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进入缅甸战斗失利后,大量军人流落边境成为边民,随后部分“离散”。这也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边民离散埋下了伏笔。同时在滇西边境,日寇侵占包括怒江、保山和临沧专区的狭长地带,部分边疆土司因被日军挟持而被迫与其合作,后又被日军带至缅甸或越南,即造成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上层离散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中方大量边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至缅甸。田野工作中,南伞镇南伞村傣族村民DSW向笔者反映了其祖父及当时部分村民的大致经历——因为抗日战争,本人或带着家人被迫逃往缅甸避难。

  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离散,无论是民族迁徙的惯性,还是出于躲避战争的安全因素考虑,都是以“生存”为目的而做出的“避害”策略及行为,因而显现出“被迫而为”的特点。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系列政治运动导致的边民离散

  1.镇压反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中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部分国民党残余军的政治运动。1950年底解放军取得“元江大捷”,国民党第八、二十六军的一部从云南退入缅甸,曾在中缅边境的耿马地区停留。其中,出生于果敢地区的黄大龙,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当地匪军头目。当其带领国民党军队退到耿马之时,曾胁迫当地百姓为其做事,也因此部分为黄大龙做过事的百姓,担心会受到政府的惩罚而逃往缅甸。63岁的清水河村汉族村民CSY向笔者讲述:其爷爷当时是耿马镇长,曾受黄大龙胁迫为国民党做事,因为害怕被斗而携两个儿子逃离中国去了缅甸(其儿子是因为担心受到父亲牵连)。

  2.土地改革时期。1952至1958年历时7年,云南省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改期间,边境地区的富农、土司们因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害怕被批斗、惩罚,就单独或携家人逃往缅甸。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遇到了祖辈、父辈存在这类情况的几户家庭。比如:勐英村民HGT和HXL等。

  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三面红旗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政策路线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导致全国范围内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而中缅边境地区更有部分边民不堪忍受而选择去缅甸谋生。笔者在南伞镇硝厂沟村调研时发现,在这个德昂族聚居的村寨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家庭有祖辈曾因躲避大跃进、斗地主等政治运动逃往国外的经历。

  4.文革时期。这一阶段,受到美蒋特务及部分外逃分子的蛊惑,中缅边境地区出现了民族头人、上层人士有规模的外逃事件。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缅甸国内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国民的生活水平也要普遍高于中国,这就使得不断有边民选择去缅甸“讨生活”。笔者在清水河村调研期间,村民LXM(其父)、DJZ(其大伯)、杨某(不愿透露名字,其爷爷)、LXF(本人,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回到中国)均反映本人或家人有在文革期间逃去缅甸谋生的经历。

  正如孔飞力(Philip A.Kuhn)教授在谈及移民目的时所言:“所有这一切算计的关键就在于:移民如何利用不同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和差异。”新中国建立初期的30多年间,离散至缅甸的部分边民因生活条件较好而放弃回归祖国:他们逃往缅甸后,通过开荒、大面积种植等,经济收入有了明显增加;更有少部分人利用原有资本或抓住良好机遇在缅甸做起生意,如经营甘蔗厂、开采加工玉石珠宝、或是经营百货等其他边贸生意,收入颇丰。所以,这些离散到缅甸后生活状况较为优越的边民基本不会选择回归中国,而加入了缅甸国籍或由缅甸到了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甚至欧美国家发展。进言之,这一时期的系列政治运动,不但导致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更是令国民的人身安全性降低。身处边境地区的边民群体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统治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下,不安全感成为时常威胁其生存的不确定因素,即当国家共同体难以再为国民提供其所需要的安全环境时,个体对共同体的依赖性就会减弱——国民身份自然在意识中弱化,而倾向于做出逃离国家共同体移民他国的决定。

作者简介

姓名:李智环 张家琪 工作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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