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邻里社区如何促进族际融合 ——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2020年05月27日 10:15 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作者:柳建文 字号
关键词:邻里社区;社区建设;族群关系;族际融合;

内容摘要:

关键词:邻里社区;社区建设;族群关系;族际融合;

作者简介:

  摘 要邻里社区是国家治理中的最小单元,但其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特别是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多国家,邻里社区都是促进城市族际融合的重要平台。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城市族群隔离和冲突问题日益严峻,国外理论界提出通过邻里社区规划建设促进邻里互动和族际融合的相关观点。从实践中看,国外以邻里社区为载体促进城市族际融合的策略包括:加强社区住宅设计和价格的多样性、打造族群混居格局;重视社区交往性空间规划、加强族群间的社会互动和文化表达;组织丰富的社区公共活动、增进跨文化群体间的情感交流;构建共同语言基础、鼓励社区内的文化融合;培育社区志愿组织、增强社区社会支持力度;扶持边缘社区发展、遏制族群分层等。国外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表明,无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如何精细和完善,均需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社区在促进族际融合方面的独特优势。

  关键词:邻里社区; 社区建设; 族群关系; 族际融合;

  基金:英国研究委员会(RCUK)资助项目“可持续、健康及学习型城市和邻里社区”(项目编号:ES/N010981/1);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京津冀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AS1720)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族群之间的融合问题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话题。根据已有的文献,融合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群体间的利益分化或群体间外貌、语言、文字的差异而导致心理上存在隔阂。因此,促进族际融合的手段和策略包括实现族群间权益分配的平等,缩小文化差距,削减心理隔阂以及加强族际间的互动等,相关措施涉及国家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以及人口空间布局的调整等,其具体实施的载体有国家的行政区域(如俄罗斯的楚科奇民族自治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等)、社会文化区域(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保护区、澳大利亚的毛利人文化村等)以及邻里社区。行政区域和社会文化区域相对宏观,往往与群体的政治文化权益和社会公平公正紧密相关,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予以探讨。邻里社区相对微观,体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融合功能。1

  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中叶以来,在全球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提速的背景下,族群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已成为诸多城市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此期间,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规划等学科和理论逐渐兴起,并有大量文献集中探讨城市的族际融合问题。在微观层面,通过邻里社区的规划与建设促进族际融合成为最重要的技术性策略,很多国家的城市因此获得了明显的社会收益。

  中国目前已经步入城市社会,社区人口异质性日益增加,各族居民面临相互认同、社会文化融合等诸多问题。但长期以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的物质特性和经济效应等宏观层面上,体现出宏大的叙事特点,而较少关注涉及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微观因素,很少从社区建设等微观治理的视角思考族际融合问题。从现有文献看,我国与民族相关的社区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侧重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和多民族社区,内容涉及此类社区的特点、功能及其对民族发展的影响;社区居民权益和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社区问题产生的原因、特点及社区内民族问题的解决手段等。二是以一个或多个社区为调查点来分析某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内容涉及社区内的邻里关系、族际交往、族际信任和族际通婚等。但国内学者较少将社区建设作为促进族际融合的一种手段或机制加以系统考虑,比如城市社区的人口分布、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对族际关系的影响、族际融合对城市社区建设的要求、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措施及其促进族际融合的路径等都需要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邻里社区建设与族际融合的理论与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我国各大城市促进族际融合发展提供适宜的参考。

  一、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城市面临的族际融合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人口迁移高潮已接近尾声,大量移民的涌入给欧美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但城市居民对蜂拥而至的移民的外貌、衣着、俚语和音乐普遍感到陌生和诧异。比如,黑人创造的爵士乐、说唱音乐(Rap)长期被欧美主流社会认为是“粗俗低级”和“放荡邪恶”的产物。2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文化差异导致族际关系的巨大张力,很多移民被迫抱团而居并形成了“面目可憎”的刻板印象和相对负面的社区亚文化。20世纪早期的经典文献如沃斯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列堡的《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等为我们形象记录和展示了移民艰难的城市融入历程。

  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都市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的黑人社区,新近迁移而来的朝鲜族商人看到一些无所事事的黑人“懒散”的生活方式,认为黑人的道德和价值观与自己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他们尽量疏远黑人,以免人们将他们与黑人视作同一类人,而朝鲜人越想疏远黑人,就越被黑人视为粗暴无礼和麻木不仁的群体。3在欧洲很多城市,生活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吉卜赛人被视为懒惰、愚笨和缺乏教养的群体,他们的社区文化大多被认为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4由于文化偏见根深蒂固,使族群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一项针对英国南部非洲加勒比人、巴基斯坦人较为集中地区的调查发现,宗教、生活习俗等文化因素是导致西方人对社区内亚洲移民产生刻板印象的重要因素。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这些亚洲移民保持了小团体的生活特点,这些特点明显有别于外部群体,从而成为外部人眼中的“刻板表现”。虽然这种刻板印象对大多数亚洲移民而言是一种强加的“象征性资源”,但却明显阻碍了他们与当地社区网络的接触。5在华盛顿、费城、纽约等美国主要城市,黑人、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摩擦比比皆是,在迈阿密,黑人移民和西班牙裔居民之间的冲突也是随处可见。由此,一些市政府和学者认为群体边界(比如职业、收入、族群文化)较为清晰的社区可以使其成员们感到身心舒适和安全,反之,社区内族群的异质性对城市的发展有害而无益。6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推进所谓的共同利益开发(Common Interest Development),即对社区内住房的销售采取一定的门槛和准入性限制,这些门槛包括种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收入、职业等,只有符合标准的人才可以入住,从而保证社区内居民的“同质性”。在这一时期,“房地产市场和国家政策所提出的制度框架限制了城市居民,他们在选择哪里安家的时候,或多或少是情势所迫”7。随着同质化社区和封闭社区( Gated communities)逐渐增多,族群隔离问题日益突出,也导致了城市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因为它们限制了高质量的学校、健康护理中心、图书馆、公园和其他便利设施的使用权。有时设立在封闭社区附近的公共设施也被封闭起来,其他社区的居民不得不每天为了受限制的使用权而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涉,才能够享受一点这些公共服务的利益”8。

  由于感受到明显的社会排斥,20世纪60、70年代有组织的大规模族群示威运动和移民聚居区的骚乱在欧美城市此起彼伏,引发了普遍的社会恐慌。正如世界观察研究所( World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指出的,像伦敦、洛杉矶、贝尔法斯特等欧美城市的骚乱大多因族群间的隔阂引发。在这些城市,“聚集的族裔人群、唾手可得的武器,以及拥挤的市民生活……这使许多由奇异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引发的敌意,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城市恐怖场景”。9随着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封闭的、同质性的邻里社区并未能如预期设想的那样独善其身,促进城市的稳定和繁荣,它们同样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城市的扩张导致了人们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大量流失。正如美国学者沃斯所指出的,对美国传统的好客文化而言,城市化最大的副产品是在大都市区域所弥漫的“社区意识”的降低,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变得私人化和家庭化,对自己邻居的关心和责任感几乎消失不见了,总体上看,过去曾是城市生活中最主要特征的社会交往正在逐渐下降。10

  西方学术界出现了所谓的“社区消失论”(Community lost),认为由于城市人口规模较大、流动性很高,因此很难维系亲密的人际关系,也难以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因此,邻里社区的衰败加剧了族群间的社会疏离感。根据帕特南对美国部分城市的统计,城市规模的扩张与社会隔离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同质性社区数量的增加抑制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并明显阻碍了跨阶层、跨族群的社会交往机会。11

  二、有关社区建设与族际融合的理论探讨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甘斯(H.J.Gans)相继发表了《计划与社会生活:郊区社区中的友谊与邻里关系》《平衡的社区:居住区中的同质性或者异质性》等论文探讨相关社区环境或者人口属性对个人或群体交往的影响。12其后,此类文献日益增多,有一项对21个欧洲国家的社会调查显示,积极的族群接触对于减少相互间的消极态度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单一族群的社区,混合社区的居民们通过交往调节邻里之间的族群关系,很少能够感觉到他们相互之间的负面评价和消极态度。13来自马其顿耶古诺夫采市(Jegunovce)的调查显示,族群同质性更高的社区显示出更大程度的不信任和疑虑。比较而言,族群混居的社区信任度却明显偏高,这是因为在混居的环境中人们需要经常尝试相互间的妥协和达成共识,从而找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族群之间的隔离并未有效减少冲突,反而恶化了族际关系,而积极的族群接触则会降低消极的社会态度。在意大利米兰市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居住在两个不同族群异质性社区中的移民受访者均明显感受到偏见和排外主义,两个社区中只有5.65%和2.84%的移民称未感受到明显的偏见,其比例很低。其中,居住在族群成分相对较少的社区中的移民遭受到更为严重的偏见,这是因为他们与其他族群接触的机会更少。在族群异质性较高的社区内移民对偏见的感觉则有所下降。14另有研究表明,族群异质性与族群负面评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这主要取决于族际接触经验和接触质量。换言之,族群异质性本身并不增加或改变族际评价,密切接触是族群异质性与族际评价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干扰变量。在异质性较高的社区,排外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但是对待移民,年轻一代表现出较低的偏见,这与他们和移民接触的机会更多有关。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家桑德斯将邻里社区视为在特定地域上的一系列社会互动过程,包括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发生的各种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他特别强调,“社区是指一个人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状况,当这个概念适用于不同的宗教或族群时,它意味着异质性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多元族群居住的社区,社区不仅仅意味着人际关系或人际互动,也表明同质或异质性的社会交往关系”16。

  其后,有关族群互动的研究范畴开始扩展到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围绕着社区及其居住的人,其讨论的主要内容涉及社区内的社会网络关系、对邻里的情感认知以及参与邻里组织的情感成分等。由于邻里组织能够深入地方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被形容为“社区的韧体”,可以维系社区作为精神共同体的存在,也可以促进社区意识,协调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

  图1 邻里社区、邻里互动和族际融合

  社会学家戈登在探讨族群关系时认为,社会组织体现出的社会性团结是宝贵的社会资本,也是支持族际融合的重要因素。17同时,邻里之间的互动也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社区意识”。社区意识包括成员对社区的义务感和归属感觉,是一种共享的社会情感关系。社区意识的增长会导致邻里之间的社会互动增加,反过来,邻里之间的互动又加强了相互间的情感纽带。因此,通过邻里组织,邻里互动与共同的情感联系、邻里认知以及族际融合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图1)。20世纪80年代以来,邻里社区逐渐被视为培育城市社会资本的重要空间。社会资本是指那些基于人们的日常交往而形成的、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2004年,美国学者普特南出版《在一起会更好:重建美国的社区》,号召美国的城市“让社会资本运转起来”,他指出,在人口规模较小的社区,更容易建立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关系,因此也更容易形成社会资本。据此,社区应当多创建公共空间,提供给人们更多地接触场所和机会,以便有利于人们相识、熟悉和交往,从而促进社会融合。18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提出空间形式对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功能,他认为社区的物质环境可以影响居民的社会关系,通过建筑布局和公共空间的设计,可以为居民群体创造更加广泛的交往机会。反之,不合理的建筑空间布局也可以阻碍甚至扼杀居民的互动要求和接触形式。1920世纪90年代,西方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兴起了强调社会交往性(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的空间规划思潮,社会交往性(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规划重视公共空间对邻里关系和社会融合的作用,主张合理的社区建设应该包括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类型的活动;每个社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公共空间作为社会交流活动的场所;通过创造一种适合居民步行的空间环境增加不同阶层、肤色和文化背景的邻里相互交往。20

  三、国外促进族际融合的社区建设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族际融合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不同族群混合居住,他们强调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将有利于增加人类之间的理解。虽然居住在同类人聚集的封闭社区中似乎更加舒适和安全,但长期的相互隔离最终会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将族群之间的差别和对立逐步消解在社区的共同生活中。21在社区内,多种类型的住宅和价格层次有利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日常交往,从而加强族际融合所需要的个体及公众联系。比如,巴黎有色人种和外来移民聚居的贫民街区被冠以污名并遭到社会排斥,加剧了城市的社会危机,而在另一座城市马赛,移民和有色人种没有被空间隔离,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同居在一个社区中,因此马赛几乎没有暴乱发生。22在加拿大,移民众多的蒙特利尔市政府住房办公室为低收入群体和移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经适房资源,提供私人市场租金补贴、为年收入低于10000美元的家庭提供家庭生活津贴。蒙特利尔市政府相信族际融合并不能自动获取,政府需要提供必要的住屋政策控制社区分化、引导邻里生活,帮助移民等社会边缘群体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目前,有150个社区推行了混合居住的住宅项目,为支持蒙特利尔市的族际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23

  在欧洲许多国家,在邻里层面创造一个平衡的族群混合格局是当代住房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德国的住房政策限制了公司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族群配额制度具有一定强制性,负责居住格局调整的“住房协会”可以影响邻里小区居民的住房分配政策。德国政府认为,集中居住不符合移民和部分族群本身的长远利益,因为它妨碍跨文化接触,并阻碍德语的习得。在汉堡市,为了鼓励留学生和移民到市中心居住,为外国人提供的住房租金补贴最高达到60%。在政府的要求下,房屋公司也设法鼓励跨文化的接触。很多公司尝试在每个公寓特别是邻里层面促进族群混合居住。第二种促进社会混合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混合的住房结构。通过建设新的城市发展规划或城市复兴方案,加快社区内公寓规模和住房类型的混合,通过多元化的房屋类型和价格选择,实现人口的混合。德国的族际融合策略有效减少了社会关系的紧张。24英国议会也推行所谓的混合住房,政府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英国社区与地方事务部,通过对廉租房等一些住房资源的控制,试图增加英国人与其他族群的社交机会。25在住房的分布上,社会经济群体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真实情况往往是外来移民和有色人种集中居住在条件较差的住房和社区内。为减少族际隔离对个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加强了对住房政策的干预,主要是通过住房分配制度将不同族群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业主混合居住,创建更多社会经济混合的邻里社区。为此,英国的种族平等委员会还专门设有“公共住房族群中心”,对族群的居住情况进行监视。该中心发现,伦敦有31%以上的移民和有色人种居住在政府兴建的公租房中,这显然不利于族际融合。在费比恩主编的一个演讲录中,曾提出伦敦的发展构想:“未来伦敦的新的发展方向应该有利于公众的交往,强调多种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的接触机会和发展多样性,促进积极的公共生活。”26此外,英国人口普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评估全国性族群隔离程度的变化,评估的数据非常全面,包括社区层面的数据,比如人口的迁移信息等,以全面掌控族群隔离变化的动态过程。20世纪70年代,族群融合在瑞典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为避免移民和部分族群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某些居住区,瑞典政府在其后兴建的大型住宅小区中加强了社会混合住房政策的实施,以提高社区的融合程度。瑞典的社会混合住房政策涉及面非常宽泛,实施工具和手段丰富,效果明显,主要分为四个大的领域,这四个领域基本覆盖了城市的居住分异(表1)。

  表1 瑞典社会混合住房政策的特点27

 

  20世纪后期,针对现代城市社会交往的缺失和社会资本的大量流失,西方社会兴起了所谓的“邻里复兴运动”。邻里复兴运动提出通过在社区举行各种交往活动,加强邻里之间的互动,建立长久的情感联系来重构邻里关系,促进社会融合。在邻里复兴运动的鼓励和引导下,社区开始提供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增进跨文化群体之间的情感往来,促进社会融合。他们主张组织每年一度的社区“拆墙”活动,积极组织开展本社区和其他社区之间的美食、舞蹈等各类民族特色文化活动。28一项对多伦多中国移民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参加非正式的社会活动对移民的社会融合而言至关重要。通过非正式的交流,他们可以了解东道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价值体系和日常生活模式,这比他们通过书籍及其他媒体的学习更容易和更快掌握。此外,通过非正式的互动,他们可以建立和扩展他们的社交网络,这反过来又帮助他们融入东道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非正式的社会活动包括参加社区加拿大舞会、晚会以及中国舞蹈派对等。对中国移民来说,组织社区内的中国舞蹈派对对于其他族群了解中国文化具有同样的意义。29在美国波特兰市,为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邻里委员会经常用详细的地图展示和标示社区内的人口特征,包括非正式的群体和网络关系,显示和标示社区中各种不同的居民参与类型和模式。邻里委员会根据以上的地图标示,为不同的群体设计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服务,并发挥新移民群体的文化创造性,比如举办社会网络相识节、不同族群的文化节等。30

  作为社会融合的重要内容,社区融合(Community cohesion)强调社区内物质、社会和心理的一体化,认为社区物质环境的整合可能增加社会融合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为广泛的心理联系和认同。31作为促进族际融合的重要举措,社区公共交往空间的规划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措施包括确保高品质的公共空间,融入更多与社区间的互动,改善邻里单元之间的连通性,以促进多元族群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经济交换和文化表达。对德国某社区土耳其移民的调查表明,物理环境与社会互动之间存在积极的相互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商店、建筑物、公园)这些开放空间的改变,有助于帮助改善邻里关系,并为移民创造一种对当地居民身份的认同感。该研究表明,日常的跨文化接触主要发生在居民楼内以及相邻的外部空间环境,比如靠近住宅的空间——如庭院和娱乐场所或者住宅建设中的场地与半公共空间。通过空间设施的改善可以引导两个不同的社区文化族群居民增加接触,并改变他们对其他族群的看法,这有助于减少冲突并促进族际融合进程。在空间规划调整之前,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住宅和街道上都是高度隔离的,这限制了跨文化的接触以及交流和相互了解。但通过新建小规模的共用建筑物(比如社区公园、保龄球馆、社区图书馆),多数人逐渐学会睦邻交往。该研究发现,社会—空间条件是影响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具体地说,某些街道中建筑物的分布会对族群的邻里关系以及跨文化互动产生强烈影响。因此,公共交往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应该在邻里研究中给予更多的重视和考虑,以适应居民之间交流的需求。创造适宜的空间结构,为居民们提供适当的交流空间,是邻里整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明确各个族群参与街区或街道小型空间的规划过程,也是德国城市社区族际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2目前,在西方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领域中,族群社区将空间、结构和社会互动的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是研究和分析城市中族际关系和族际融合问题的重要框架。其中,社会生态模型侧重于空间边界,如社区和城市或郊区住宅,制度模式侧重于形式,组织模式则从族群企业、族群社团、宗教团体出发。在这三种重要的分析模式中,空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多族群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认同(表2)。

作者简介

姓名:柳建文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