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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名与嘉绒藏族家屋社会
2020年05月15日 09:14 来源:《思想战线》(昆明)2019年第5期 作者:李锦 字号
关键词:房名/藏族/嘉绒/家屋社会

内容摘要:

关键词:房名/藏族/嘉绒/家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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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房名是嘉绒藏族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最初的房名获得来源于土司统治下的份地制度。房名以长子继承为主,无子则长女继承,表现为父系血缘和母系血缘亲属均可继承的两可继承关系。亲属称谓和房名继承,均表现出血缘和居处原则共同发挥作用的特点。村落内的社会关系,由房名这一基本社会单元的互动关系建立。山神信仰是家屋整合为村落的纽带,也是区域社会结合的思想基础。房名制度的存在,体现了嘉绒藏族家屋社会的特征。

  关 键 词:房名/藏族/嘉绒/家屋社会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学术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17ZDA162)。

  一、藏族社会的房名与人类学的家屋

  房名指一座房屋的名字,在1950年前实行份地制的藏族半农半牧区,房名广泛存在。从田野调查资料看,不同的地区,房名的含义有一定的区别。在西藏,贵族有房名,房名是一片封邑的权力和义务的象征,因此,不是通过继承关系取得房名的人,必须经过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认可。例如拥有阿沛这个房名的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其继承者由噶厦政府指定为在政治斗争中有功的人。除了贵族,获得份地并承担租税的差巴也有房名。在西藏不同地区,这些差巴的称呼不同。在日喀则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定日,这样的人被称为“绒巴”,就是“支差交租”的佃农。他们在从政府或者其他地主那里承租来的土地上务农,“绒巴有权将自己承租的土地传给自己的后代,有选举村长的权力,对村子内部的事务有发言权,他们也有从事贸易,扩充财产的机会”。①而在昌都左贡县军拥村,1956年民主改革前,23户差巴家庭都有房名,“当时房名与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关,特别是与社会地位相关,有高低之分,例如有什么事大家聚在一起时,会按照房名的高低排座位。现在(2005年)房名已无高低的区分,但仍与名声相关。”改革开放后,一些原来没有房名的人家新起房名,“对这些新起的房名,很多群众都不承认,平时也不叫。”②在西藏的调查显示,房名一般是贵族和差巴才有,堆穷是没有的,③它成为藏族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为了维持自己在这一等级制度下的位置,拥有房名的贵族和差巴都轻易不分家。这一家庭准则被戈尔斯坦称为“单一婚姻原则”和“单一婚姻主干家庭”,即一代人只有一个家庭,而家庭的指称则是房名。④

  嘉绒藏族地区也有房名,即房屋的名号。嘉绒语本身并没有一个含义为“房名”的词,而是给每一座房屋都专门取有名字,并将这个房屋称为“某某则”,翻译为汉语就是“某某家”,如卧嘎龙家、森提家等。“则”是一个包含一座房屋、居住在房屋中的家人,以及所有的财产、土地、赋税、差役等在内的概念,与人类学使用的家屋(house)概念一致。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它在嘉绒藏族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可以在人类学家屋研究的脉络中进行讨论。

  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了中世纪欧洲的家和北美夸扣特人的家以后,认为以世系和联姻关系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无法解释这些社会,转而提出了家屋社会(House-based Society)的模式。⑤他认为,家屋社会是“一种处于转变中的、混合的社会形态,介于亲属基础(kin based)与阶序基础(class based)的形态之间,同时可见于复杂社会与无文字社会之中”。⑥对此,詹姆斯·福克斯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将家屋社会视为基本结构与复杂结构间的转折结构。就如同财富在了解复杂社会或工业社会、亲属在了解简单社会中的重要性一样,家屋是了解这类社会的关键概念。这是因为这些家屋社会的家屋有一些重要的特征:拥有一个包括物资性与非物资性的财富或名誉的领域;在联姻与收养上,广泛使用“拟制亲属关系”,所有财富或名誉领域(包括头衔、特权与财富)的传承是男女两可的。后来,C.Macdonaldhe和B.Sellato都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家屋概念比较适合于有贵族而类似封建社会的阶级性社会,不太适合于非阶级社会。⑦Janet Carsten和Stephen Hugh-Jones则指出,家屋的研究要反映它如何以不同方式代表社会群体及表征他们周围的世界。因此,强调研究者要关注建筑、人与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家屋为中心,综合家屋的建筑意义、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来认识不同的社会。⑧

  本文基于在四川省雅安市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资料,讨论嘉绒藏族的房名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2005-2018年间,我每年均到硗碛乡进行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时间累计超过1年,每个季节均有田野工作。作为嘉绒藏族的传统社区,该乡有近6 000人,95%以上是嘉绒藏族,分为5个行政村。其嘉绒传统文化保留非常好,加之其位于汉藏两种文化交流的边缘地区,因而既能反映传统嘉绒藏族社会的特点,又能反映其作为汉藏交流边缘的特征。

  二、作为嘉绒藏族家屋社会基本单元的房名

  要理解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最重要的钥匙是理解家屋的名号——房名在嘉绒社会中的作用。林耀华认为:

  嘉绒家族为其社会组织的中心,戎人家族没有姓氏,但每家住屋必有专门名号。这名号的含义甚广,它代表家屋承继人的一切权利与义务,举凡住屋财产,屋外田园土地,粮税差役,家族世系,以及族内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等,莫不在住屋名号之下,而有传统的规定。质言之,屋名概括家族团体的物资方面与非物质方面的两重内涵。⑨

  这一概括非常准确,而且早于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家屋制度,因而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学者对家屋研究的开创性成果。⑩但他当时使用了“家族”这一概念,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嘉绒藏族的房名就是汉族的姓氏,是嘉绒社会的家族传承的机制,(11)因此对嘉绒藏族房名的研究未进一步深入。

  根据嘉绒藏族地区的历史资料,明代土司制度确立时,嘉绒地区的房名就已经成为其社会组织的中心。在土司制度下,嘉绒藏族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社会上层是土司,他们占有所有的土地,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制。社会下层的嘉绒民众领取份地耕种,承担差役,其份地和差役的权利义务,均由继承房名的人承担。在传统的嘉绒藏族社会中,所有拥有一份份地的绒巴都有房名,没有土地打长工的人和必须租种别人土地的人,则都没有房名。一个房名的主人离开或者绝嗣后,土司可以指定别的绒巴顶替,也接受部分人通过购买土地顶替房名。(12)

  土地制度是房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硗碛最早的房名,是由土司按照份地的划分给予百姓的。房名的获得,必须依靠土地的获得,同时完成附着于土地上的各种封建义务。因此,一家人只有一个房名,实行长子或者长女继承制,幼子或幼女没有继承权。这期间,通过在头人的默许下私买土地和房屋来“顶房名”,外人可以进入社区。1928年改土归流后,土地可以买卖。按照硗碛的情况,购买土地也就同时购买了土地上的房屋,从而获得房名的使用权。但如果是租佃,仍然不能获得房名。1956年民主改革以后,土地被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此前没有土地的幼子和一大批佃农获得了土地,在土地上建房后有了自己的房名。1958年集体化后,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1983年后,又实行土地承包制。这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承包地,包括土地和林地,孩子们如果是在老屋较近建新家的,都可以分得土地和林地。因此人们只要有经济能力建房,就可以取得房名。由于土地与房名间的紧密联系,硗碛的房名都与地形、地势和位置密切相关。房名的获得因素,早期受土地制度影响,后来变成受是否有足够经济能力建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主要受人口增减的影响。我们从硗碛的份地制度与房名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格勒认为西藏“人与人之间围绕着土地的使用、占有、支配、分配等问题结成的各种各样的互助和依存关系,并由此引导出西藏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家庭结构”(13)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嘉绒藏族社会,适用于对于房名这一基本社会单元的分析。

  房名是家屋社会结构性特点的载体。在硗碛实行土司制度时,其房名的意义比家族要更加丰富:首先,房名是与份地制度相联系的,每一个房名都能得到一份份地,同时承担相应的差役。其次,由于各种原因,一家人迁移或者绝嗣后,迁入该房屋居住的人同时就继承份地和差役,因此房名不变,而居住其中的主人可能不断在变。即使是搬迁而来,仅在原地基上重新修新房的人,仍然要使用原来的房名。房名不能反映其居住者之间的血缘联系。再次,一家之子,可能一个继承自己的房名,一个迁入别家,继承他人的房名。因此,不同的房名之间往往有很亲的血缘关系,是否通婚要视情况而定。最后,房名的继承,通常情况下由父系亲属继承,但如果父系亲属没有继承人,则可以由母系亲属继承,是一种两可的继承关系。因此,土司制度下嘉绒藏族的房名,是基于份地制而形成的,既是一种家族结构,也是一种基于份地制的社会经济结构;既包括亲属原则,也包括居处原则,是嘉绒藏族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单元。对于由这样的单元组成的社会,列维—斯特劳斯曾经用“家屋社会”对它进行概括。

  家屋本身是由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内,神圣与世俗、长与幼、社会性别等社会关系的秩序,都具有从家屋延展到社会的能力,因而人们选择家屋的名号——房名作为社会单元的文化符号。家屋是硗碛藏族的主要生活空间,其空间结构显示了佛教的三界结构。上下关系是其决定性的关系,作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居于作为精神生活的神圣空间之下。在第二层的世俗空间中,供奉着以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出现的家神古尔东,祭祀着曾经在这个房屋中与众人共居的祖先,居住着操持家务的男女主人,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空间。人们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都在这一空间中。在这里,火塘边的位置确立了人们间的社会关系。坐在“卡布”上的“阿乌”们,不仅在家庭内拥有权威,也拥有很强的社会权威。坐在“卡石库”上的男人们,是家庭经营的主力,因为硗碛的农业不能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必须出门挣钱,不断增强家庭的实力。坐在“卡地”上的女人,每天为全家人的衣食操劳,在家庭中有自己的地位。在第三层的空间中,经堂是最为神圣的,是神灵的居所,而喇嘛则居住在附近,随时供奉神灵。作为人、神间的沟通者,喇嘛们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无论居住在自己家里,还是到各家各户去念经,其活动的空间绝对不在锅庄房的第二层,而是在第三层有经堂的神圣空间。因为第二层人们的活动,会产生很多污秽的东西,破坏神圣空间的洁净。所以,神圣空间的存在与喇嘛的活动,都使得人们服从于神灵的关系得到体现。家屋中的这些关系,深刻反映了嘉绒社会的社会结构。因此,人们选择用“房名”,也就是家屋的名字,来作为家屋这一社会单元的文化符号。

  房名制度使得嘉绒藏族社会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房名促进了嘉绒藏族社会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对西藏的研究认为,通过份地制,农奴们就被固定在土地上,无法流动。(14)事实上,由于房名制度的存在,流入的人口可以通过“顶房名”获得资源,因此,嘉绒藏族地区的人口流动是比较快的。虽然习惯上人们实行族内婚,但一直都有其他族群的人通过入赘、顶房名等方式融入嘉绒藏族社会。这实际上使得嘉绒社会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而许多人口众多的家庭,也通过让儿子顶房名来摆脱贫困。

  由此可见,嘉绒藏族的房名是这一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地位与汉人社会的家、(15)日本社会的家元(16)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李锦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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