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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中的“认同”:治理视域下清代湘西苗疆之均田抗阻案
2020年05月13日 09:12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0期 作者:暨爱民 字号
关键词:湘西苗疆;均田抗阻;国家治理;“国家”意识;政治认同;

内容摘要:

关键词:湘西苗疆;均田抗阻;国家治理;“国家”意识;政治认同;

作者简介:

  摘 要:清代嘉庆初年,乾嘉“苗变”被“平息”后,傅鼐等在湘西苗疆全面推行“均田屯防”,以此为苗疆治理之核心举措,维系苗疆秩序与稳定,但其“均屯”开展也遇到苗疆部分民众抗阻。清朝政府迅速“勘明”处置,保障湘西苗疆“均屯”全面完成。清代湘西苗疆的均田抗阻案反映了其时苗疆“边地”治理的实际情势、“国家”与“地方”力量互动的真实面相,更表现了苗疆民众逐渐形成一体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

  关键词:湘西苗疆; 均田抗阻; 国家治理; “国家”意识; 政治认同;

  作者简介:暨爱民,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民族史。湖南吉首416000;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国家化进程中苗疆‘边地’治理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18BZS075)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嘉庆初年,乾嘉“苗变”事件被“平息”,傅鼐以凤凰厅同知总理湘西苗疆边务,全面推开“均田屯防”,归复苗疆秩序,取得显著治绩。自此至清朝灭亡的百来年间,湘西苗疆再无大规模冲突发生。

  然而傅鼐在湘西苗疆推行“均屯”之制所产生的政治、文化与历史意义固然深远,但开展过程却非如既存文献所描述的那般“顺畅”。实际上,它一开始就遭遇到来自苗疆地方力量的抗阻。如乾州、凤凰、麻阳、永绥等厅县,就先后有官、绅、民上陈“异见”,反对“均屯”,甚至部分民众组织起来赴省和京城“呈控”,引起清朝“中枢”注意,反映出清代湘西苗疆“均屯”推进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不同声音”——借用斯科特的话,这是一种“弱者”“非叛乱”方式的“反抗”,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1](P.41)。

  早在二十世纪后期,学界对清代湘西苗疆“均屯”已有所关注,但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多限于对清代湘西“屯政”、苗区屯田等方面的宏观梳理1,对苗疆“均屯”过程中诸多“细微”之处却观照不足,忽视了其所内含的观念差异和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致历史拼图并不完整。笔者曾撰文分析傅鼐与乾州厅同知阎广居围绕乾州“均屯”的必要性、均田规则与范围等问题展开过激烈论争,但对“地方”与“国家”在土地资源与利益分配、文化与政治观念等方面的歧异与一致,仍缺乏综合讨论,更未深入到苗疆“边地”之政治认同与国家建构等问题[2]。

  历史地看,嘉庆初年开始的湘西苗疆均田归屯,一直伴有“斗争”发生。如阎广居等乾州部分地方官员与绅民关于乾州“均屯”的“异见”,就曾给湘西苗疆屯务开展造成较大阻碍。然全面地看,更多的“反抗”则来自凤凰、永绥、麻阳等厅县的地方绅民。如果说傅鼐与阎广居之间的“均屯”歧见尚为苗疆地方统治者内部关于地方治理举措的认知分歧,通过体制自身的协调机制或可消弭而达于一致的话,那么苗疆各厅县部分绅民抗阻“均屯”的思想与行为则涉及统治者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远较前者复杂,更关乎地方民众的生存资源等切身利益问题,解决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故对于这样一种零散的、没有正式组织和正式领导、没有旗号甚至难以预期的“反抗”行动,同样需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作,才能为湘西苗疆“均屯”的全面推进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而从苗疆“边地”治理的意义上看,均田抗阻问题之发生与有效解决,直接关乎“边地”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以及苗疆地方之国家权力合法性与认同程度,进而影响苗疆民众之于“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和“国家”向心力的建构。

  具言之,在乾嘉“苗变”刚刚“平息”、湘西苗疆尚不安稳的情势之下,本为捍御苗疆“边地”秩序和保障民、苗生计的“均屯”之制,为何会为苗疆民众一再抗阻?长期以来湘西苗疆“反抗”的叙事方式和历史惯性为何未能对此际苗疆均田抗阻的行为选择造成影响?是何原因促使苗疆民众选择通过“体制内”的途径表达其诉求,其内含何种政治逻辑或政治思维?面对苗疆民众这种“政治参与”方式,清朝政府在清代苗疆“边地”的国家化进程中又该如何定位?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拟以嘉庆年间凤凰厅杨胜璧、杨秀珠叔侄等抗阻均田事件为个案,梳理“均屯”过程中“地方”“反抗”之缘起与演进,以期揭示“边地”治理中“国家”的应对机制,“国家”与“地方”的冲突——折冲过程中内含一体的政治认同及其背后的观念支撑,从而呈现清代湘西苗疆治理与“边地”国家化进程的一些具体面相。

  二、凤凰厅杨氏叔侄“上控”与官方处置

  在凤凰厅开展均田之初,傅鼐等人即议定均田屯守章程三十四条,作为凤凰厅“均屯”之本。依据该章程,凤凰厅上、下五峝十一约及本城应均地各民户,“每男一丁留养口田种三斗、女一口留养口田种一斗”,其所余之田,再留给各民户十分之三,均出十分之七。而下五峝都吾、务头二约田地,则全行充公[3]。很明显,下五峝都吾、务头二约田地全行均输交公,较于上五峝之“存三均七”完全不同。当然,在傅鼐等人看来,之所以如此安排,其因有自。一则是,都吾、务头二约“贴近苗寨”,其田地不仅“尽被前、右二营花苗等”强占,而且这些“占田”苗人早于此地“结寨居住”,“抗不迁移”,屡屡攻毁“所安民坉”,“不容民户归复”。更有甚者,他们不时“赴后路纵掠”,危及“沿边”营汛。二则是,正因都吾、务头二约“苗情凶横”,苗人盘踞不迁且“愈侵愈远”,部分民户复业无望,只得尽数均出所有田地,以分授驻守屯勇,保“沿边”安宁[3]。然而问题是,并非二约所有民户都能积极响应并将田地尽数均输,事实是仍有一些士民不愿均出己属田产,同时也有部分先行均出者反悔,希望均出田亩能够被退回来。杨胜璧、杨秀珠叔侄等先后“捏控”,“妄思退田”案即由此而发。不过,凤凰厅杨氏叔侄之均田抗阻案却要从麻阳县民人田恒太等赴京“呈免均田”之事说起。

  (一)麻阳田恒太等人赴京呈控

  按照傅鼐等人的“均屯”规划,凤凰厅沿边碉卡共计驻防屯勇六千名,需授田二万八千二百亩。但凤凰厅境所均、呈出田地总计也就二万余亩,仅够分授四千名勇丁耕种,尚有二千名屯勇无田可授,对应缺额万余亩。在凤凰厅所均田亩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傅鼐等为解决凤厅屯勇田亩分授问题,决定从近邻之麻阳、泸溪两县各均五千余亩,以补凤厅分授之不足[4]。结果,此举招致麻阳县民不满。

  大约嘉庆六年(1801年)时候,麻阳县民田恒太、张世德等人就动议上控,要求“免均”。次年二月,田恒太等人赴京“呈控”,反对麻阳均田。其理由有三:第一,乾嘉“苗变”之时,麻阳并未遭受“苗害”。又麻阳全县仅有田一万数千亩,今概令“均七存三”,将致“民无过活”。第二,麻阳均田,将导致该地“小民”“田去粮存”,“输纳无本”。第三,麻阳“每年采买仓谷八九千石,俱皆按粮派买”,民不堪重负。

  接到田恒太控状后,步军统领衙门即“咨送刑部”并“奏交”湖广总督吴熊光查办,于是吴熊光便会同前湖南巡抚高杞、提督王柄等人展开调查。经查,麻阳县实际田亩数“彰彰可考”者一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亩,远超田、张等人所称万余亩之数。更重要的是,该县均输对象皆为田多上户,田少者则未行均输,并非如田恒太等所控之“概令均七存三”。又据地方绅耆反映,“麻邑之上、下乡共计三十四约甲内,从前苗据残破者二十五约甲,计遭害地方十居其八”,麻阳民人大多为免“苗害”而“情愿照均”。但凡已均之田,原业户不再承担粮赋[5]。最后,调查组根据调查结果确认田恒太等人实属“捏控”,“按例严惩”[5]。事实上,就麻阳地方的均田抗阻情况来看,田恒太等人赴京“呈控”只是其中一例,但其影响最大,凤凰厅杨胜濂、杨胜璧等人正是风闻而“起意效尤”。

  (二)凤凰厅杨胜璧等赴省“上控”

  麻阳民人田恒太等人赴京“呈免均田”之事传至凤凰厅后,该厅下五峝都吾、务头二约已革生员杨胜濂,迅即会同本地已革武生杨胜璧,勇丁杨秀章、熊宏选、田太漋等商议“上控”,要求减免均输数额。杨胜濂宣称:麻阳经呈诉后已免除均田,然今凤凰都、务二约均田与上、下五其他九约民村“独异”,后者均输规制乃依“存三均七”,而都、务二约田地却尽皆“归公”。如此一厅二制,未尽合理。所以,今若前往制宪衙门陈情,请求都、务二约与其他地方“一律均拨”,所控“必邀批准”。随后,杨胜濂以“夺民田产”为题撰就“控状”,指称本地均田“首主”杨胜瑚等人在均田过程中“作奸蒙混”,拟由杨胜璧等人前赴制宪衙门“上控”。

  为使杨胜璧等人能够成行,嘉庆六年(1801年)至七年(1802年),杨胜濂、杨胜璧、杨秀章等人联络田太连等“畸零小户”,共筹得“圆丝银五十一两”作为赴省“上控”路费。在此之前,杨胜濂、杨胜璧等人约定,若其呈控为制宪衙门获准,所均田地退回,被退回田地的十分之一将分给他们这些上控者以及“出名与作词”之人[6]。

  嘉庆九年(1804年)三月,杨胜璧、杨秀章邀已革民弁刘茂光、熊宏远、田太漋等人前往制宪行辕控告,其“所控情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二约田地共计九千余亩,今皆尽数均输,致二约万余民众“积年钱粮田尽归乌有,老小男妇肩挑觅食,独立偏枯”。第二,二约屯勇每丁仅获授田三亩,少于每丁四亩五分之规定额数,且屯勇“坐碉换班”而“无暇力田”。第三,自嘉庆五年(1800年)以来,二约士民“叠次禀诉”却未获批示,又“本年正月押勒两约具结”且“倒填月日”[6]。因此,他们要求保障都、务二约民众生计,依“均七存三”之例减少二约均田数额甚至免均。

  湖南省衙在接到杨胜璧等人控状后,即饬令永顺知府顾振会同凤凰厅同知傅鼐“秉公勘讯,详复核办”。颇有意思的是,顾振甫抵凤凰,即有凤、乾、麻等厅、县士绅及都、务二约“壮丁”前来“迎递公呈”,言杨胜濂教唆杨胜璧滋事拒均,阻扰“边防”公务,请求严查重究。同时,之前为杨胜璧“上控”而“帮派路费”的田太连、田有峰等人,自诉为杨氏所骗,亦前来“投案自首”。经顾振等“逐层诘讯”,“案情”大抵“清晰”:首先,杨胜璧等所陈二约田亩与人口数额皆不实。实际上,该二约业户仅有田二千五百八十亩。更重要的是,这二千五百多亩田产大都系“本城他约及乾、泸士民”在该二约所置,二约绅民所有田亩则很少。杨胜璧自有田产仅在数亩至一二十亩之间,且其子弟已充当屯勇,各授屯田。刘茂光更是“无有寸土”,其额征钱粮自乾隆六十年(1795年)后,“除奉恩诏普免外,历年俱系官为代纳”。其次,因凤凰厅所均田亩不敷分授该厅屯勇,遂先期分授各丁勇三亩,不足部分从泸溪、麻阳随后所均田地中拨补,每丁约给一亩五分。故最后每丁获授实际为四亩五分,而非如杨胜璧等人所控仅三亩之数。又田地分授,大体依就近原则进行,丁勇虽分上下两班驻碉,但其驻地与所耕田地“往来相距不出数里以外”,仍有暇耕作。即使一些分授泸、麻之田的凤凰丁勇确因“距边稍远”而不便亲往耕种,亦备有解决之法——将田亩佃给泸、麻当地民户耕种,与之“分租”。因此,断无“更替占去二日之理”与“无暇力田”之事。再次,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二约田亩就已由二约士民“具结呈请归公”,嘉庆五年(1800年)议定均田分授等相关章程并于二月二十一日“通禀”,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遂“奏明办理”。此事二约士民迄今皆无“异议”,杨胜璧等人亦“从未具禀”。至于“陈词”中“牵捏”的贡生陈宗器,生员田祖范,武生杨胜瑚、滕重义以及总屯头杨自新等人,历年承担凤凰厅屯务,“或派抚难民,或饬办屯田”,所控贪占获益不实[6]。

  在顾振等人看来,该案所涉凤凰厅都、务二约杨胜璧、杨秀章、刘茂光、熊宏远、田太漋等五户,其实并非田多大户,均输亦不会导致其产业归公。相反,他们除既有之“己业”田外,另可获得授田一百四十亩。就此而言,他们实际乃均田获利者。因此,在查究“清晰”之后,顾振会同傅鼐并辰沅道提请湖南布政、按察等司复核,作出如下判定:首先,杨胜濂“不思守边捍卫”,却“乘有田恒太控案”,“妄思退田获利,诱骗业户,帮给盘费,教唆杨胜璧等,砌词上控”,“殊属不法”,系首犯。2鉴于其“衣领”“业已详革”,应如该道府所拟,照诓骗人财务论罪,“杖一百”。又“该犯教唆作词,情节较重,应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四十板,免刺”。其次,杨胜璧、杨秀章、刘茂光、熊宏远、田太漋等五人,“辄敢听从杨胜濂主使,贪图肥己,收敛费银,随同越控,均属不法”,属从犯,“各杖九十,加枷号一个月,满日折责三十五板,均照律免刺”。其所敛聚“费银”,“系田太连等首告,应照数追还给领”。最后,“田太连等,被骗出银,虽有不合,先已到案首明,应与被诬之杨自兴等,均毋庸置议。其每年应充钱银,应俟追田拨补全竣,分别惩劝”[6]。

  (三)凤凰厅杨秀珠等赴京再“上控”

  然而,湘西苗疆之均田“反抗”行动并未停息。嘉庆十六年(1811年)傅鼐去世,这成为湘西苗疆凤凰、永绥等厅绅民再次要求归还均田、“复业”的引子。如永绥民人姚樟、黄金榜等即“乘傅鼐新故”,认为被均输呈缴田产,原系民业,不得长作公用,又声言傅鼐生前曾有“暂借民人田土筹办边务,数年后归还”的承诺,遂“邀集多人”,“赴厅具呈”,冀官府准予“复业”,并做好“辩词”,拟赴省“上控”[7]。

  是年八月,因嘉庆九年(1804年)“上控”而被杖惩的杨胜璧,获悉永绥姚樟、黄金榜等人“倡议复业”之事后,与侄辈杨秀珠、杨秀洪、朱青等商议,拟与黄金榜、徐名仕等订立“合约”,“联名具控”,两地同求“复业”。不料消息走漏,杨秀珠、朱青等人先后被拿获,杨胜璧却“畏惧逃逸”。也正因杨胜璧在逃,整个案情当时未能“质明”究办。

  随后,杨秀珠趁“在保”之机“潜逃”并“仍思告准复业”。他与田棕喜一起,编订图册,以“官侵民田”为题拟定呈词,再次指称“首事”田祖范、杨胜瑚等人在均输中“作奸迎合”、贪占多获。由于担心“在本省呈递不能邀准”,杨、田二人遂前往京城,于都察院衙门呈递控词及相关图册,所控内容如下:第一,“古墙,上自亭子关起,中立四关,下至喜鹊营止,与苗分界,粮田在内”。但今边墙“自花沟至乾州湾溪止”,将粮田隔于在边墙之外。第二,田祖范等帮办均田者,“渔利作奸,一味迎合”。第三,“墙内议借之田,霸占不还”。第四,“勒逼保甲人等出具情愿充公甘结,倒填年月入卷。以致杨胜璧等赴督抚申诉,委永顺府办理,均为厅县所蔽”。第五,田地“名为归公”,“实则均邻约之田,以供两约之用”。第六,“九约存三均七,两约勒逼将田亩全数归公,并将溪外之都蛮、苟爬岩议借之田、候补俱已退还”[8]。故他们诉求官府依“均七存三”之例,退回都吾、务头二约多均田亩,给二约丁勇补足授田缺额并查处田祖范等。不难发现,杨秀珠等人所控与前次杨胜璧等人的诉求大体相类。朝廷亦随即委俞克振等人前往查勘。如同前期上级官员着手查究杨胜璧等“呈控”之时的情形一样,俞克振等人抵达凤凰之时,旋有凤凰、乾州、麻阳、泸溪等厅县士民陈祖理等二百余人前来陈情,揭露杨秀珠等“捏情妄控”之实,并虑其“摇动屯防”而请求“除莠安边”。

  经俞克振等人“勘明”,凤凰均田的实际情形如下:

  第一,在嘉庆元年“平苗善后案内”,以古城废址为划定民、苗“界限”,依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准则,将原先驻于苗寨之营汛移撤“沿边”,依城址安设。此前,凤凰厅同知傅鼐已将民村田亩陆续“廓清”,沿民、苗之边,密修边墙、碉卡,内为民地,外为苗地。然而杨秀珠等所呈图册,却将古城“绘于原设营汛之地”,所指木靖关、太平关等距边数里至十余里不等地域,“悉系苗巢深处”。如此将苗寨指为民村,“实系混控”。后杨秀珠亦供称,新的边墙系在古墙旧址上修就,粮田仍在边墙之内,因为他不知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四年(1799年)已将原先驻于苗寨之营汛“合行移撤”,“是以混将划归作为民田”。其图实属“随意捏绘”。

  第二,关于田祖范等帮办均田者“渔利作奸”一事,经查明不实。杨秀珠亦供称:苗人占、叛田土,实际都已上缴“归官”,都吾约“收复田”在该约“归公田”内,“官赎田”与“新垦田”都被拨做“屯长、老幼丁及屯备弁等项经费之用”。他们之所以“混告”田祖范等人,是为了制造“耸听”效果。

  第三,都吾、务头二约田土,以前为“匪苗”占据,直到傅鼐莅任才陆续“廓清”,二约民人“始得复业”。至嘉庆十年(1805年),“均屯告蒇”,依据酌定之均田章程,都吾、务头二约共设屯丁二千七百七十八名,分别授予田地。其中百总每名授田七亩五分,总旗每名六亩五分,小旗每名五亩五分,散丁每名四亩五分。此外,“又分授屯长、练勇盐粮,并老幼丁各田,俱经造报在案”。因此,该二约在均田分授过程中,实际并无杨秀珠等所控“议借之田,霸占不还”之事。另为“勘定”“苗变”而招募的乡勇内,有一部分是来自乾州、泸溪等地的民人,他们都曾为“勘定”地方“打仗出力”,故“原议与业户穷民一体授田”。“除已节次裁汰,资给田亩外,间有无可依归者,势不能不为安置”。以是言之,并非如杨秀珠等控称,另招“远路”乡勇授田。后杨秀珠自己也供称所控“实无议借不还,仅授田三亩,及将议田加给远路乡勇之事”。

  第四,杨秀珠等所控“勒逼”具结,“倒填年月”与事实不符,系“混控”。实际情况是,都吾、务头二约士民因屡遭“强苗蹂躏”而“难以存立”,遂于嘉庆四年(1799年),邀同溪口、麻良二约,在得胜营“公议”,“愿将二约田地归公,恳求多募乡勇,密修碉卡,永远守边,公具甘结”。今杨秀珠等复言此事,乃系“牵砌入词”之举。

  第五,都吾、务头二约之地民、苗以溪河为界,溪河以外“紧逼苗巢,悉系苗地”,其田地已按章程呈缴归公。杨秀珠等言“墙外田属有余”,实际上是“将苗地作为民业”。杨秀珠等言“均邻约之田”“供二约之用”,乃为不了解二约实情而“混告”。

  第六,凤凰厅上、下五峝九约之地,田亩甚广,“存三均七”即可敷分授驻守屯勇,但都吾、务头二约,则田亩甚少,即使全数归公,亦不敷分授,只得从附近别约“通融酌补”。这也正是虽“九约与乾、泸皆受苗扰”,然“情形各有不同”,“均田归公”亦“各有次第”之原因。“安有队备之田、候补之丁,俱已退还之事”。关于这一条,又有凤凰厅职员陈建达、百总屯兵张士隆、乾州厅生员张学濂等人出庭质证。[8]

  最后,此案审结:

  杨秀珠居安忘危,因闻永绥厅人姚樟倡言复业,听从伊叔杨胜璧,随同附和。因被该厅访闻拿获,辄敢在保潜逃。妄思退给均田,图向业户索谢。捏称官侵民田,逼勒归公。起意商允田棕喜,赴京呈告。杨秀珠除诬告田祖范等渔利作奸,尚未指告赃数,轻罪不议外,该犯系已革生员,合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

  田棕喜随同具控,应依为从律于杨秀珠遣军罪减一等,杖一百,徙三年,均至配折责安置;

  朱青听从具控复业,因姚樟被拿,旋即中止,事尚未行,应照不用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

  杨胜璧等,饬缉获日另结。3

作者简介

姓名:暨爱民 工作单位: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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