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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2020年05月12日 09:44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阮云星 崔若淋 字号
关键词:民族志;数智时代;共谋;类民族志范式;中国灾害人类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志;数智时代;共谋;类民族志范式;中国灾害人类学;

作者简介:

  摘 要: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 数智时代; 共谋; 类民族志范式; 中国灾害人类学;

  作者简介:阮云星(1957~),福建永定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赛博格人类学,文化遗产人类学;崔若淋(1990~),女,河北唐山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灾害人类学。浙江杭州:310000。

  基金:浙江大学“双脑计划”交叉创新团队项目“赛博格人类学:人工智能与智识生产”;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项目“赛博文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

  一

  现代人类学实践可谓自始秉持合作行动营为,田野工作原则的确立,已将帐篷摆在安乐椅的前面,也许在油灯下的日志里抱怨连篇、光天化日的陌生世界里无所适从、笨拙可笑,可第一手资料大多来自你与他者酸甜苦辣的缠绕。直至专业人类学年过古稀,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方来为其合作实践正名,全球化时代的“合作人类学”哇哇落地、登堂入室。

  一如一篇中国学者的论文所言:合作, 作为一个社会概念, 并非不言自明, 它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中被不断地建构、演化, 并通过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主体实践着。合作要求将处于不同集合和层次相互联系的行动者不断地聚合起来(朱剑峰,董咚,2017:24~30)。

  马库斯也反反复复为其从多点民族志探索中孕育而生的合作人类学之合作“说项”。教授2019年11月29日在云南大学做题为《超越“仪式”的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概述》的演讲时还列数了七点。若以晚近国际人类学界“合作”研究成果检视所见之分类来对应(朱剑峰,董咚,2017),马库斯的枚举亦可大致纳入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合作。马库斯强调主客交融的“共谋”有超越方法论的贡献。二是人类学家间及其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学者间的合作(狭域的跨学科合作)。具有特色的多媒介合作尝试,如马库斯组织的与舞蹈艺术家携手进行的、寻求提升人类学研究潜力的 “接触即兴(contact improvisation)” 合作;再如他所列举的工作坊式更为松散,但对孕育、维系合作文化颇为重要的跨学科互动。三是人类学家与医学、科技等领域专家、官员的合作(广域的跨学科合作)。如美国政治社会研究老树新枝(政策视角下,以其形成一种政治方面影响力)的政治人类学合作;又如,马库斯本人虽然不多染指STS研究领域,但其晚近于所在大学组织的构建多方共享平台(实验性研究)的合作显示了在广域跨学科合作方面的创意;此外,他晚近提起的“类民族志关系”(Para-ethnographic relationship)类型的合作,亦多为广域性质的跨学科合作。

  笔者特别关注马库斯提起的“类民族志”(Para-ethnography)。首先,它是马库斯写文化以降民族志方法探索成果的逻辑扼要结点,由此我们可以洞悉其“合作”新论的新意,理解其探索历程先后提起的诸范畴之意涵和逻辑关联。他也用“合作的想象”(collaborative imagination)来概述其内里。“共谋”(complicity)则是可为“换言之”的核心概念。

  共谋, 作为在多点民族志框架内对协作的替代, 应该被主要理解为一种标志着民族志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所致力追寻的知识形态转变的姿态。在这个改变了的协定化场景中, 民族志学者想从对象那里获取的并不是以地方性知识来澄清各种形式的不安, 那些焦虑不安是因为认识到他们被一个未知的某地所影响着, 但又说不清与某地的那种具体关联会是怎样的。共谋作为当代多点民族志的核心姿态, 应该从本质上被视为一种亲密关系的形式, 这种关系开启了在田野工作中能够与民族志知识保持在共同方向上共同前进的可能性。田野工作者时常与那些有着宽泛的中产阶级身份感及忧虑的对象打交道,在这种关系中, 那些没有话语权利的部分比在过去的人类学调查中的情况变得更加隐晦不明了。共谋意味着不隐瞒这些环境情况,同时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加入那种彻底地方化了的言说, 但那些言论却不是他们自己的, 而这又在民族志学者与其调查对象之间制造了不安和好奇 (George E.Marcus,钱妤,王文渊, 2007:4)。

  二

  可见,多点民族志、合作民族志所讨论的合作(collaboration),核心意涵是“共谋”,它不但不同于倡导专业化划分话语下的协调(coordination),亦超越且替代了科学民族志以至深描、反思民族志范式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亲密关系式的协作(rapport)。因而“共谋”式的合作改换平面的合作作业,制造立体的间性主体及好奇“异地”之不安,让“多点”被不安的探知勾连,让嵌入宏大体系、更新个体、地方及新形态的智识生产的演进成为可能,也让超越古典的,以至超越过分自恋于实验撰写修辞的民族志,更加契合全球化变迁时代的,更“类点”广泛、放飞,更“类仿”且有智识生产活力的“类民族志”(Para-ethnography)确立,终使活力的合作想象的民族志酵素在平权间性主体格局下,同时滋养和酵动职业学科联手、谦逊地寻觅和地方文化持有者的自信融入之拓展。

  其次,笔者以为这将是马库斯后写文化探索成果中有望拓展出时代的民族志新范式的重要范畴。现代人类学发展近百年间,经历工业化隆兴的现代与风险社会文化批评的后现代,文化撰写的主要人类学范式有三,曰科学(全观)民族志、诠释(深描)民族志和反思(实验)民族志(阮云星,2007:25~34,51)。若以三范式关联的其后设理论来整理,亦可整合为心物二元笛卡尔典范式的“科学民族志”与主体间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反思民族志”两大范式。写文化之后,亦即马库斯后写文化时期探索构建的民族志范式为何?再行拓展、执着“本体论转向”后的“类民族志”或可胜任。

  在田野调查合作场景的可选择性结构中, 人类学家和从前的‘他者’ —现在认知伙伴结成了同盟。他们共同意识到了驱使他们合作的兴趣点存在于某个其他的‘第三处’ —一个充满好奇、惧怕、不安的对象和一个对媒介机构的思考—这个媒介机构存在于他处, 但在今天的田野调查场景中又是很重要的因素。特定区域的文化变迁如何说明那样的关系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论题, 但更为关键的是, 这种关系在特定场景下是如何构建起来的问题的意义,远比一直以来民族志学家所关心的如何进入当地合作者的文化的问题要深远得多。现在, 合作甚至被视为是两个局外人被一个共同关心的对象联系到了一起, 并由此而在某种可能的假想范围内展开了带有投机色彩的调查研究。这些想象, 在我看来是人类学家及其合作伙伴之间的某种知识协商的形式, 并以其为民族志的原始资料数据 (George,E.Marcus,钱妤,王文渊, 2007:4)。在关联多点、合作及类民族志(共谋)议题时,马库斯还曾如是说。这里,马库斯阐述了共谋的动力学与多点智识之关联,以及新场景和语境中合作建构知识重要性之突显;同样用这种“第三者”的关系模式,马库斯亦论述过共谋过程中主客交融,类仿拓展融合主客体、孕生新型自反性主体间性民族志主体的问题。或因马库斯把当代本体论(转向)问题主要限定在生命科学(后人文主义的多物种论)领域,故未对共谋语境下的主体间性议题作进一步思考深究。这样,目前的类民族志的提起,因其主要变革探求仍然落在认识论和知识论领域里,故还难以反映当代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之智识内蕴,难以立为与前两范式迥异的新时代(数智全球化时代)范型。同时代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Burawoy,Michael,1989:4~23)也许亦有与类民族志类同的志趣和局限。相较而言,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也许若胜一筹。与马库斯同样受到法国哲学家德勒兹 (Deleuze) 和瓜达里 (Gauttari) (1987)的“根状茎” (rhizome)理论(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2010)影响的拉图尔,不但吸取了“根状茎”隐喻解构人文主义认知体系中二元分类思维的营养,还从中看到该隐喻中“直在生成中,无本体之本体”等内容的本体论意义。他假说中的行动者,是包括非生命的能动者在内的(agency =actor +object = actant),他所说的网络,亦非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中的社会网络,而是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中行动者的行动轨迹和联结实践(Latour,2006)。这种内含本体论取向,生产性地彻底转换了人与物二分思维,展示了它的理论诠释力和智识生产力,尤其在这高新科技日益社会化,全球迈进赛博·赛博格时代的当今。如前所述,其实,马库斯共谋说内含本体论趣旨,其“第三者”的主体间性反思主体即是这样的认识主体与客体合一的认识论及本体论主体(亦为新的认识对象)。此为笔者言“类民族志”有望拓展出时代的民族志新范式之依据所在。

  若经马库斯本人及世界人类学界学人之参与和努力,吸取诸如“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本体论转向的生产性理论资源加以整合、发掘“类民族志”概念的本体论内含,笔者以为可以将融合本体论、认识论新智识的“类民族志”概念确立为后写文化时代亦即复合全球化时代的类民族志范式。

  当代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严峻的社会文化转型的三重挑战。一是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挑战,价值取向是现代性;二是后工业消费社会来临,社会同时面临后现代转型挑战,价值取向为反思现代性;三是21世纪以降与全球化同轨的高新科技急速社会化,赛博·赛博格未来已来,社会叠加面临数智生活方式全方位快速迭代的挑战,其价值取向为人机社会多物种共生之生态生命观。这三重挑战的艰巨性前所未有,魔态式纠缠撕扯叠加的价值取向议题,随时需要个人与社会善意未泯、临界良方的智识应对和储备,以及灵活精准应对之心智和能力。显然,包括人类学新知识、新范式捉襟见肘在内的中国学界的智识生产之贫弱与滞后着实令人担忧!

  科学民族志与反思民族志大抵对应中国社会的前两重挑战,反思民族志优秀成果的贫弱,暴露了文化批评、后科学主义智识生产、普及及储备的不足,尤其主体性、主观性转向,互为主体性及文化批评等反思性知识、观念和实践的缺失。知识文化界应对第三重挑战的现实最为严峻,中国科技人类学·社会学学科贫弱,方法论、本体论方面的准备更是令人担忧(阮云星, 高英策, 贺曦, 2020)。我们重视马库斯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与内含本体论转向因子与认识论革新探索的有关学说,实为借他山之石促中国应对数智时代挑战之本土民族志智识生产,亦为中国学术在全球对话中,更深地参与互构本土学术与世界智识及话语建构行动。

作者简介

姓名:阮云星 崔若淋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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