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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的再概念化:兼论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同一性问题
2020年04月16日 09:27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李菲 邱硕 字号
关键词:田野;民族志;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

内容摘要:

关键词:田野;民族志;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

作者简介:

  摘 要:文章以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同一性问题为起点, 从“再概念化”的路径考察人类学民族志“田野”在新时期文学人类学四十年发展中发生的移用与改造, 及其所催生的复杂“田野”观念与实践。四重证据法所体现的田野整合机制, 有助于形成一种具有本土文化品格的认知范式, 亦是理解文学人类学从对象的学科向方法的学科转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田野; 民族志; 文学人类学; 四重证据法;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重大项目“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 (项目编号:17JJD730002) 阶段性成果;

  引言:关于方法的同一性问题

  新时期以来, 中国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经历了快速发展的三个十年, 一方面, 是其研究领域 (文学作品——文学文本——文化本文) 、研究议题 (名词态的文化表述成果——动词态的文化表述过程——综合态的社会历史表述语境) 与研究对象 (口传、歌舞、仪式、图像、器物, 乃至更具包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的不断扩展, 另一方面, 是其学科内部尝试寻求研究方法整合与规范的努力。二者之间业已形成了一组不容回避的矛盾与张力, 这组张力也日益成为文学人类学从跨学科之“领域”到跨学科之“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

  作为西方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产物, 文学人类学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研究者多来自人文学科, 尤其是以文学研究背景居多——不论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端期以文史学家茅盾、闻一多、郑振铎等为代表的神话、歌谣、民间文学研究1, 还是新时期学科复兴以来的从事神话-原型批评、文学仪式、文化表述研究, 乃至近年来非遗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和广大研究者队伍, 大抵如此。这种学术背景的结构性生成, 决定了在中国, 文学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之“越跨”, 必然是立足于“文学”之基础面向“人类学”进行的理论借鉴与方法移植, 而不是反之。因而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 便是文学人类学如何理解、移用乃至改造人类学“田野”方法的问题。

  迄今为止, 在围绕文学与人类学如何“跨”学科地展开研究方面, 已有众多从神话、原型、母题、仪式、口头程式、文化展演、地方性知识等维度展开的理论讨论或个案分析。但比较之下, 神话、原型、母题、仪式、口头程式、文化展演、地方性知识、族群理论等, 均为人类学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理论流派、不同分支领域所提出并采用的特定理论方法, 唯有“田野”——也称为“民族志”“民族志田野”或“田野考察”, 才在人类学方法论体系中具有元概念意义。因而, 对致力于“跨学科”的文学人类学来说, 要“跨”出文学的地盘, 并不难, 而要想真正“跨”入人类学的地盘, 倘若离开“田野”这个原点, 则难以体现出真正的“人类学性”。纵观各种文学人类学研究以及带着“文学人类学”标签的论说与研究, 人类学关于“他者”“族群”“认同”等的概念、理论俯拾皆是, 颇为时髦, 却少有人真正关注、思考或正面指出到底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田野”究竟指的是什么?文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怎样做田野?以及文学人类学的“田野”与人类学的“田野”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而这一点, 恰恰是为何文学人类学研究往往在文学研究、尤其是民族民间文学领域广受追捧, 却鲜能在“正宗”人类学圈子内引发反响或回应的真正原因。

  汪晖曾慨叹说, “五四”启蒙运动兴起于“态度的同一性”, 而失败于缺乏内在方法论基础的同一性。2今天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在反思西方与汉文化自身的话语霸权, 倡导跨文化、跨国家与跨族群理解, 以及促进文化多元共生等方面已经达成了观念和态度的共识。而在方法上, 尽管广泛借鉴人类学的神话、仪式、族群等理论, 却很难正面回应人类学最为根本的“田野”问题。本文聚焦于“田野”概念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中从观念到实践多维意涵的分析与讨论, 不敢说试图以此来达成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某种“同一性”, 但相信透过“田野”的元概念考察, 以下问题的提出仍然是有意义的:当今文学人类学领域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文学人类学还需要成为一个整体和系统, 各种不一定“兼容”的研究又如何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可对话性?3文学人类学如何体现“人类学性”?

  一、两种田野观:跨学科方法的概念移用与本土改造

  (一) “田野”概念的跨学科移用

  作为西方人类学学科方法的元概念基础, 从语义与语用维度来加以梳理, “田野”同时关联了英文的ethnography与fieldwork, 分别对应于“民族志”和“田野”两个概念, 而它们彼此又有所重叠。在人类学中, “民族志”一词大致有三层含义:既指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方式与技术 (作为田野工作, 即fieldwork) , 也指其知识成果形态的描述或解释性文本 (作为田野成果, 即text) , 同时也可用来指传统人类学家指导其研究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和操作策略的总和 (作为田野方法论, 即methodology) , 因而也称“民族志学”。也就是说, “田野” (fieldwork) 对应的是“民族志” (ethnography) 中的实践行为层面, 指“进入特定社区运用参与性观察或访谈来了解社会行为, 在一段时间内对民族和群体进行的直接研究。”4而这两个概念在经过中文翻译之后, 其语义和语用却在文学人类学语境中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其一, 除正式学术撰述在书面语中区分“民族志”和“田野”之外, 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常常等同使用, 这一点, 在人类学界与文学人类学界都是一样。不仅人类学家常常避繁就简地说做“田野”, 而不说做“民族志研究”, 文学人类学界, 也将走出文本、走向现场称为去“田野”。这表明在一般性的理解中, ethnography与fieldwork分别从学科话语生产范式与工作方式的不同侧面描述了同一套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此意义上说二者是一回事, 大致不错。

  其二, 二者的这种等同性在文学人类学语境中却还隐含着其他的意味——对于大多数有着文学专业背景而又力图摆脱“文字中心主义”桎梏的研究者来说, “民族志”之“志”仍在字面上多少带有文字、书写与文本之嫌。因此, 较为宽泛地将自己的实地走访、调查称为“做田野”, 一方面相比传统的“文学”研究者, 更具有远离书斋的“现场感”,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作为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 不必拘泥于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规范, 可根据自己的理解采用多点、多时段田野、专题田野等方式, 并在“做田野”的时间、空间及方法的深度、广度上保有相当的弹性和可操控空间。

  其三, 随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文本——本文”“表征——表述”“仪式——展演”“证据——编码”“大传统——小传统”等重要议题得到持续的凸显和深化, 它们都旗帜鲜明地主张突破文学、文本、文献的桎梏, 将研究的主阵地转移至更为深远广阔的社会文化关系之中。在此意义上, “田野”不仅是一种方法, 也不仅是某处可供展开具体研究方法的地理空间, 而成为同时容涵了地方情境、社会现场和历史过程等多维面向的全新视域。走出书本, 走向田野, 才能洞悉文化本文、追寻表述过程、见证活态展演、解密文化编码、激活民间传统。“田野”为文学人类学在“文学”之外开疆拓土预示了无限的可能, 也成为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某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

  (二) 将本土情境读入“田野”

  当“田野”通过跨语境、跨学科移用, 从西方人类学的经典方法被拉入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粗糙地表”, 中国的学者们根据自身知识传统和实践经验赋予“田野”以多重的意义和使用方法, 自然是合理的。以当代西方思想史“概念祛魅”的反思路径来看, 对于那些“元概念”或“超级概念”, 重要的并非是让人们在对其讨论过程中得出唯一正确用法的方式以消除“误解”, 而恰恰是让人们认清概念的实际运用情况, 从而通过综观 (perspicuous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促成对世界的深入理解, 看到观念与实践的复杂联系。5因此, 与严守西方人类学规范的“专业”人类学家相比, 不论是民国“歌谣运动”诸先驱, 还是新时期文学人类学复兴的旗手们,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传统“文人”身分或现代“文学”专业背景, 都使得“田野”与中国文人的文化观、认知范式、社会经历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而逐渐契合为一种本土化的“田野”逻辑。

  以新时期以来较早呼吁和推动文学人类学复兴的几位代表性学者为例, 尽管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已经得到制度化发展, 但当时他们却较少关注作为研究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田野”, 而重在从民间、民族与传统再发现的多重维度, 发挥出“田野”的重要文化伦理价值与批判力量。

  指向“野”的田野。如徐新建在《从文化到文学》一书中由跨文化比较视野出发, 重新发现“民间文学”的意义。走向“田野”, 是从文学迈向文化的关键所在, 需要承继民国歌谣运动以来“眼光向下”的传统。“田野”在此, 与传统中国“文与野”、“朝与野”的官、士、民三分体系相关, 代表着民间草根力量对官方、精英文化的挑战。他从传统“文学”观之外所看到的“野”, 不仅是民间文学活态生成传续的底层社会文化空间, 也是“民间文化之精华与活力所在, 正是生命与自然共有的基本标志”, 去田野, 是去民间发现“民意”“民事”及“民艺”的手段, “野”所代表的“原生性”与“非官方”属性, 才是新时期思想解放时代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化复兴的推动力量。6

  指向“乡”的田野。对潘年英来说, “在田野中自觉”, 源于他从1980年代开始在西南地区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化考察, 将自己在“西南地区到处乱窜”的心得和感受7, 写成考察笔记、图文并茂的文化游记, 乃至创作人类学小说, 从而自成一格, 成为文学人类学写作的一位典范代表。从文本形态来看, 其田野写作像报告文学、手记、散文、小说, 但唯独不像田野民族志。而其“田野”, 如《百年高坡》《扶贫手记》, 往往指向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急遽抛入落后境地的西部民族乡村地区, 折射出的是更具现实感和紧迫性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当下困境, 关注的是在保护传统与发展开发、国家与地方之间, 西部民族乡村地区的权力和利益问题。

  指向“古”的田野。叶舒宪、萧兵认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及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皆可作为证据而运用于历史研究。1994年, 叶舒宪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中, 提出“三重证据法”, 即将由人类学所提供的民俗、神话材料提高到足以通经史文献和地下材料并重的高度, 其目的是“用人类学新材料, 以今证古”, 而“出发点是国学的革故鼎新”。因此, 他“壮着胆子尝试用弗莱的原型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论去研究旧籍, 重构太极两仪四象的神话宇宙模式和象征太阳运行之‘道’的英雄史诗构架;又探‘社稷’之源、高唐之秘, 揭聊斋昼梦之又来, 考狐鬼原型之变异。”叶舒宪“三重证据法”的关键, 并不在于人类学“田野”方法本身, 而是以“野”释古, 将西方人类学田野所得资料与考据学的本土传统相结合, 揭示古典文化的奥秘。8

  综上, 作为人类学中国化进程的特定产物, “文学人类学”在将传统文学研究引入人类学视域的同时, 也将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方法重塑为特有的多维田野观。在此过程中, 研究者们一方面吸纳了西方人类学的实证主义方法, 一方面又包容了本土语境中“田野”之“野”所蕴含的重返民间、现代性批判以及传统文化复兴的多重知识伦理;一方面将走出书斋做“田野”视为跨学科研究的新手段, 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改造了“田野”方法, 将本土传统的采风和现代的文化游记等融入其中, 乃至于针对中国文字文明历史久远、传世文献卷帙浩繁的特点, 还有了非正式的“文献田野”之说。由此可见, 将中国本土传统与当代情境诉求读入“田野”, 是为了“在援用人类学普遍原则和模式解析中国文化问题时突出阐发本民族最富特色的一面。”9

  二、从观念到方法:“田野”再概念化的象限分析

  中国知识分子对“野”的价值关怀, 参与塑造了在“文字—文本”之外, 作为“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隐喻的“田野”观, 使人类学民族志田野在文学人类学的本土化改造中被重塑为一种多维的观念和方法, 同时也造成了某些容易引发混淆与错位的学科话语现象。

  今天的现实境况是, 越来越多人逐渐加入到文学人类学研究中来, 往往又带着不同的学术背景、预设和视角:有的固守神话-原型文本批评方法, 毫不在意如今人类学学科内部早已发生的现代性反思浪潮;有的紧追族群、认同、编码、证据等流行概念, 却对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不甚了了;有的困于作家作品的思维陈框难以走出, 因为研究对象碰巧是民族或民间文学/文化, 就贴上了“文学人类学”的标签;还有的则坚守典范的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 仅将自己田野采录的“口传”资料奉为唯一权威, 罔顾此“口传”早在多民族互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文字、图像乃至多版本的共在体系。当然, 笔者并非是想在如此复杂的学术生态中梳理所谓“正统”与“主流”, 更不敢打击这门新兴学科好不容易才生长起来的尚极微弱的方兴势头, 而是想满怀危机意识地指出, 今天文学人类学研究在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上实际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差异, 并由此导致了相当多的“无焦点对话”。

  一方面, 大家都意识到“人类学”这个标签对于“文学人类学”之跨学科性的重要意义, 因此一哄而上都来讲田野, 做田野。另一方面, 大家对何为“田野”, 为何“田野”, 以及如何“田野”, 却往往很难从一般性的感受继续深入推进, 对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方法的程序、技术、工作范式等, 有更扎实深入的理解和实践。因此, 文学人类学研究很难在方法层面体现出人类学研究者所坚持的那种“人类学性”, 也难以与人类学界真正展开富于深度和成效的对话、论争与交锋。上述情况, 首先当然是由新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的发展现状和客观事实所决定的。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不能在发展初期就急于谋求某种定型或闭合, 必定趋于开放。此外, 不同的进入者在自己的视野中理解“田野”, 往往你说或我做的“田野”可能也并非同一回事情。

  因此, 若以“田野”为跨学科方法的坐标原点来进行考察, 可以看到, 在文学人类学视野中, 对其理解与实践形成了作为文化观念隐喻的“田野”和作为学科技术方法的“田野”的两极——前者指某些“文学人类学研究”虽然主要还是“文学”的研究, 但已经体现出了对文字/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思立场, 并具有面向历史、民间和社会现实的价值取向;后者则指某些“文学人类学研究”在实践操作中切实运用了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作业方式。而在上述两极之间, “文学人类学研究”更多地位于“田野”作为观念到“田野”作为方法的渐变轴上, 或综合, 或摇摆, 在体现交叉学科开放性的同时, 也不无遗憾地削弱了彼此间学术对话的效度 (如图1所示) 。

  图1“田野”概念:从观念到方法的渐变轴模型

   

  进而, 在此横向轴之上, 再根据距离“田野”的远近叠加一条纵向轴——“文本—本文”, 来考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对象取向。这一纵向轴的两端分别是不依靠田野采集的文学文本, 如作家作品、传世文献等, 以及必须从田野中方能获取的文化文本, 如歌唱、仪式、非遗事象等。如此便形成四个象限区域 (如图2所示) 。

  在研究对象取向和研究方法取向的双重参照之下, 四个分析象限大致可以对应当前文学人类学界的几个主要分支领域:

  图2“田野—文本”关联模型的四个分析象限

  

  (一) 人类学诗学, 在“田野”现场行走, 感悟文化、反思文化、书写文化, 但不重在具体如何做“田野”。

  (二) “大传统”研究, 总体上延续神话-原型分析方向, 关注古代经典的文化释读, 以“田野”为历史文化语境, 却不必走出书斋。

  (三) 表述研究, 一方面兼顾作品文本, 一方面走向田野寻找文化本文, 以二者间的多维互动为焦点来考察文化表述行为的动态过程。

  (四)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采用较专业的人类学田野方法, 对仪式、口传、展演、物象等文化文本进行广泛研究。

  以上四个分支领域当然无法穷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各种可能, 但可较为清晰地反映出, 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之间从方法到对象发生的越界与交叉, 且与“田野”概念的跨学科转译及再概念化始终不无关联。在此基础上, 下文将进一步围绕“四重证据法”展开讨论, 意在指出, “四重证据法”不仅是打通文学/文献“文本”与口传/器物/身体/图像等文化“本文”的一种有效分析框架, 也为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文学人类学“田野”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

作者简介

姓名:李菲 邱硕 工作单位: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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