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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创新与实践经验
2020年03月23日 09:56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周大鸣 字号
关键词:人类学;研究范畴;概念创新;实践经验;

内容摘要:

关键词:人类学;研究范畴;概念创新;实践经验;

作者简介:

  摘 要:“概念”是对事物共同本质特征做出的抽象概括,它对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的研究侧重对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进行客观描述,缺少对材料进行抽象概括和理论分析。不同的概念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与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也在对社会进一步地认识中推动了概念创新。在中国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背景下,学者不断探索西方概念本土化和中国经验概念化、国际化的路径,在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概括、归纳的过程中,也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的范畴构建。一个好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能对新的社会现象予以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引。概念研究从经验材料出发,通过不断地概括和提升,最终应用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大众,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关键词:人类学; 研究范畴; 概念创新; 实践经验;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湖南湘潭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族群与区域文化、都市人类学。广东广州,邮编:510275。

  一、研究范畴的重要性

  我在很小的范围内讲过“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在做研究时的一点体会。我在百度上搜索“概念”时查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人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把感性事物中本质的东西抽象出来并加以概括,这是本我认识的一种表达。“概念”也表示我们在做研究时形成的惯性思维。我们做人类学的研究会有很多的田野经验和知识,怎样把我们在田野里看到的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很重要。我们过去在田野调查中多是强调感性的东西,我们重视民族志,重视客观描述,但很少强调这些经验材料的概括性问题。我认为比起社会学和经济学,人类学还不够重视概念研究,这也是我们学科的缺陷。我们没有把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没有把客观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进行抽象概括。我们讲中国经验,那么中国的经验到底在哪里?我认为还是要提出一些概念和基本理论去回应的。我们现在给学生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课时讲到不同理论流派,没有一个理论流派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但我认为概念研究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还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概念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概念”所包围,如概念设计、概念车、概念股、概念书、概念图、概念手机等。这个时代的人们好像都喜欢玩概念,买卖东西是在玩概念,宣传心灵鸡汤也是在玩概念。我之前和一个心灵鸡汤公司的工作人员聊天,问他们和女孩聊感情、聊家庭、聊养生的收益如何,他说一个月可以赚一千多万,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个公司的运营方式很简单,情感咨询师只需要每天在微信上讲课,每次讲课大概十分钟,公司一个月就有一千多万的收入,女孩们每天晚上看的这些心灵鸡汤成就了很多企业家。由此可见,“概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更应该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新的现象,并将其以概念和理论的形式进行概括,在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和对学术发展的关照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现在不缺乏生产能力,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少说明不了什么,有些人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是没有哪个概念能够被人记住。作为研究者,自己总结过什么样的概念,提出了哪些能让别人记住的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

  格尔兹有三个概念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第一个概念就是“深描”。“深描”指的是我们不仅要描述出自己感觉到或看到的东西,还要描述出我们看到的东西背后的意义。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到别人在眨眼睛,但是探究眨眼睛背后的含义才是深描。他提出的第二个概念是“地方性知识”。后来很多人写文章,也用到了这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则是“内卷化”。格尔兹在印度尼西亚做的研究,印度尼西亚70%的人都居住在爪哇岛上,而爪哇岛只占国土总面积的不到20%,因此这里只能以一种相对来说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耕作和种植。格尔兹专门写了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书,后来我将这本书翻译成《印度尼西亚农业的内卷化》,但因和出版社没谈好版权问题,所以还没出版。2014年,我在《世界民族》上也发表过一篇对“内卷化”进行知识系谱学梳理的文章。[1]如今,内卷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黄宗智先生用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小农经济,[2]刘世定、邱泽奇、[3]郭继强[4]等学者也都对其进行过讨论。

  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范畴构建

  中国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过非常经典的概念。例如一提到费孝通先生,大家就会想到差序格局、熟人社会、民族走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概念,[5]“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概念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一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学术概念能够被国家最高领导人接受,还被写进党章和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非常厉害的。此外,大家会围绕着前人提出的概念进行讨论,进而提出很多新的概念。有的学者对照“差序格局”提出过不同甚至相反的概念,还有的学者针对“熟人社会”提出过不同的概念。我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提到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农村是半熟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原子,没有整合起来,还有的学者认为因为农村大量的人外出打工了,所以这是一个无主体社会。我在梳理了“原子化”概念的理论脉络后,认为乡村“原子化”不足以概括乡村变迁,但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乡村变迁的思路。[6]我讲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若做学术研究没能提出一个概念,别人也记不住你写的文章。当我们要对文章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前人做的研究,看看他们提出过哪些概念,并对其进行梳理。潘光旦先生一生写了很多书,我就记住了他提出的“位育”,这个概念强调要把人的生物性和人的文化性结合起来。[7]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提出来的,但那个时候没有人重视这个概念。

  现在一提到“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时,大家都会立刻想到杨庆堃先生。他把中国宗教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种是制度性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制度性宗教。它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也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中国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等就不好分类了。五四运动前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只有西方人才有宗教,他们只认可制度性宗教,不把中国民间信仰叫作宗教,但杨庆堃先生就说这一类应该称为“分散性宗教”,或者叫做“非制度性宗教”。[8]我的学生凡是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我就和他们说中国民间信仰的东西太复杂、太多变了,台湾仅关于民间信仰的文献目录就出了一本16开大厚本这么厚的目录索引,所以想做这个研究要有思想准备,首先要读非常多的文献,而且这还是截至当年他编目录时候的文献。我认为杨庆堃先生很有智慧,用一个“分散性宗教”的概念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描述和分类,这样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他的概念。

  现在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聘请周永明教授做长聘教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提出了“路学”。有一次我们开互联网的会议邀请他来,他说周老师你邀请我是对的,我写的第一本书探讨的就是电报对中国的影响。清末民初电报传入中国,这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时没有电台和电视,更没有什么全国性的报纸,就只好用明码电报向全国通发信息。过去我们检索文章时会发现,只有工程和设计专业的研究人员做道路交通研究,没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所以周永明教授就提出了“路学”,意思是把道路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研究它的社会性和流动性。[9]我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过,“道路”实际上可以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切入点。一般一条道路都是以两个地点合并命名的方式命名,例如京珠高速、广深高速、武广高速等。所以,周永明教授的路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也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发表过《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一文,[10]准备以“道路研究的意义与途径”为题再发表一篇文章。

  我以前提出过“虚拟社区”这个概念,我的学生根据这个概念写了一本书。[11]2004年的时候“网络社区”还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网络上的社区没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也没有稳定的人群居住,这和我们对传统社区的定义不一样,因此我就提出用“虚拟社区”来概括这种现象。后来阿里巴巴提出了“智慧城市”,马化腾提出了“互联网+”,李克强总理接受了“互联网+”,但我发现市里的领导更愿意接受“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东西加到一个城市里面去,而“互联网+”是一种扩散性的概念,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加任何一个东西,这样就没有一个限定。比方说,现在发明了很多懒人神器,如懒人化妆神器、懒人瓜子神器、懒人炒菜机等。我看网上有一款折叠眼镜很受年轻人欢迎,实际上就是调整眼镜的角度去折射影像,这款神器是为了让那些辛苦上班的年轻人,下班后回家可以躺着看视频。

  我们以前经常提到“文化转型”,但有了“社会转型”这个概念以后人们就较少提“文化转型”了,但是我现在还在坚持用这个概念,我在期刊上发表过三篇关于文化转型的文章。[12][13][14]除此之外,我最近也在讲“城市转型”这个概念。“城市转型”讲的是城市是如何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性城市进行转变的。中国从地域性城市走向移民性城市,其间,也伴随着城市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2017年我在《社会学评论》上也发表过一篇关于城市转型的文章,讲的就是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带来的诸多问题。[15]

  30年前,学者在描述乡村变化时也提出了很多概念,有学者叫“城乡协调发展”,费孝通先生叫“小城镇发展”,还有学者叫“人口转移”,等等。我当时就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乡村都市化”。这个概念有两个来源:第一,来源于格尔兹在印度尼西亚做研究时提出的“内卷化”概念。第二,来源也是在印度尼西亚做研究的地理学家麦基(T.G.McGee)提出的“Desakota”1这个概念。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存在劳动力密集型的问题,农闲的时候人们就到城里面去打工,农忙的时候人们就回来种地。他的这个概念是说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逐渐模糊,并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并进一步融合为特征的地域类型。这种情况和中国还是比较相似的,当时中国农村也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针对这种现象,我就用了“乡村都市化”这个概念。

作者简介

姓名:周大鸣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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