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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发展的“困境” ——人类学话语中的鄂伦春社会与文化
2020年03月20日 13:29 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6期 作者:张雨男 字号
关键词:鄂伦春族;民族研究;文化人类学;本体论转向;

内容摘要:

关键词:鄂伦春族;民族研究;文化人类学;本体论转向;

作者简介:

  摘要:自清初至今,国内外文献中出现很多对于鄂伦春的记载和研究,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据所处时代和研究特点,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作为“原始社会”的鄂伦春族研究以及以文化保护与发展转型为议题的鄂伦春族研究。对鄂伦春族研究的梳理,可以帮我们认识到学者是如何看待鄂伦春及其面临的“困境”。未来的鄂伦春族研究应更多关注“本体论”以及民族内外的交织互动等多元研究视角,而这些视角同样也是当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所应借鉴之处。

  关键词:鄂伦春族; 民族研究; 文化人类学; 本体论转向;

  作者简介: 张雨男(1993-),男,北京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生活在欧亚大陆东端的鄂伦春人,是分布在中俄边界两侧的跨境族群。在中国境内,鄂伦春人是被官方认定的中国56个民族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境内的鄂伦春族人口为8 659人。作为北方通古斯人的一支,鄂伦春人世代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帮助下,鄂伦春人逐渐从在森林中以狩猎采集为生转变为下山定居,并在生计上呈现多种经营的样貌。在俄罗斯境内,鄂伦春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而是被划归在埃文基人(Evenks)中。这种划分也使得在目前英语学界,对鄂伦春人的专门性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方言研究中。本文将主要评述中文研究中的鄂伦春研究,并辅以少量英文和日文研究加以补充。

  鄂伦春人独特的狩猎文化及其在近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变迁能引起的发展困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产生了一大批的学术研究成果。尽管在中国,目前鄂伦春族的人口不足一万,但是他们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和民族诉求均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义,尤其是他们的生态理念具有借鉴价值[1]。无论是从族群传统、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鄂伦春族的研究都具有类型学和学理上的重要意义[2]5-8。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也是在看到鄂伦春族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发展及其困境后所提出的,这也凸显了对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边缘民族研究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在以往的鄂伦春研究中,不同时间段对鄂伦春人的研究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每个阶段的研究者都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这与不同时代的研究目的、外部背景、权力关系以及学科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鄂伦春族研究的梳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阶段学者研究重心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学者们是如何认识鄂伦春族及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同时还能帮助我们思考能否走出目前的“研究困境”,即固有研究范式,从而拓展出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进路来剖析鄂伦春的社会与文化。但在今天的鄂伦春族研究中,较少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学科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11,从而突破现有研究范式和固定议题。在本文中,笔者根据鄂伦春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研究特点,将这些既有研究划分为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作为“原始社会”的鄂伦春族研究以及以文化保护与发展转型为议题的鄂伦春族研究这3个阶段进行依次梳理与反思。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鄂伦春族研究提出3点展望。

  一、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

  “鄂伦春”这一族称最早出现在清代。清朝第一次把鄂伦春人从其它群体中区分出来是在崇德五年三月(1640年4月),当时称鄂伦春人为“俄尔吞”。从康熙二十九年十月(1690年11月)开始,“鄂伦春”才作为统一的名称而被固定下来。从此以后,鄂伦春人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种史书和文献中,并逐渐成为共识[3]。在清代,对鄂伦春的记载大多以描述性的文字为主。这些资料大多散落在《清实录》和以黑龙江库玛尔路档案为代表的相关衙门档案等官方文献中,也有部分记述存于文人的游记中。如在《异域录》《龙沙纪略》《黑龙江外纪》《朔方备乘》《黑龙江述略》等著述中都有对鄂伦春的零星记述[4,5]。在19世纪的日俄学者中,俄罗斯的马克(Ричард Карлович Маак)[6]和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间宫林藏都曾分别对鄂伦春人有过记述。

  但上述这些文献大多都是对鄂伦春人的记载,而缺少学理的分析和讨论。直到俄国学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他在1915年至1917年间对北方通古斯人进行严谨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并在之后相继出版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通古斯人的心智情结》(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等聚焦于北方通古斯人的人类学研究著述。《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成为第一个系统研究鄂伦春人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对鄂伦春人进行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他在书中对北方通古斯人在打破平衡后社会文化会出现失调的忧虑和预言,在近百余年的时间里正逐渐变为现实。从学科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史禄国扬弃了古典人类学那种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的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的旧框架,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7]。史禄国对北方通古斯人系统而全面的人类学调查,描述了当时北方通古斯人真实的生存图景,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民族志材料。他不仅搜集到相当丰富的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材料,探讨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心智情结,还从他对通古斯人的调查中提炼出了ethnos、平衡论等学术观点和概念,其中ethnos更是直接影响其学生费孝通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20世纪初,除史禄国外,西方学者林道恩(Ethel John Lindgren)[8]和普莱秋凯(Bruno Plaetechke)也都对鄂伦春进行过调查和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的鄂伦春研究中,除了西方学者的研究以外,日本学者的研究所占比重较大。这与当时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现代人类学的早期发展同殖民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一样,日本学者对我国鄂伦春的人类学调查,也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贪欲妄想和殖民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学者的调查主观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但客观上却为鄂伦春人的相关研究提供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9]。这些研究大多为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多以描述性的调查报告形式呈现。

  1932 年,时任京城帝国大学(位于今韩国首尔)教师并对萨满教和巫俗、民俗抱有浓厚兴趣的秋叶隆等人接受了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嘱托,在伪满洲国进行民族学调查[5]。除了与赤松智城合作出版《满蒙的民族与宗教》一书以外,秋叶隆还对鄂伦春人进行细致调查,涵盖了自然环境、氏族营地、营帐家族、社会阶层、萨满教活动、服饰用具等诸多方面[10,11]。泉靖一在其老师秋叶隆对鄂伦春人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大兴安岭东南部鄂伦春调查报告》一文。该文从居住与食物、狩猎与家畜、分工与贸易、氏族与家庭、部落及行政组织、结婚与女性、疾病与死亡、天文与神系八个方面全景式的描绘了鄂伦春人的文化样貌[12,13]。1939年,日本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出版的《满洲鄂伦春族研究》调查报告也详细记录了当时鄂伦春的生存状况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还有浅川田郎的《兴安岭之王》,永田珍馨的《使马鄂伦春》[14]以及日本学者大间知笃三、赤松智城、大山彦一等人对东北民族的调查等。

  这些日本学者深受早期民族志写作传统的影响,在对鄂伦春人调查和描述的过程中,采用全景描绘的方式,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分别进行事无巨细的记录和描述。这种记录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性,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但为大兴安岭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日本民族学者严谨、细致的研究态度和学术风格以及详细、精准的描述,为后人提供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人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但值得警惕的是,如秋叶隆、泉靖一、大间知笃三、今西锦司等民族学家在调查鄂伦春时,均得到陆军特务机关要员吉冈义人的帮助,并作为“满洲民族学会”的重点项目得到了特别资助。后来,日军通过“宣抚工作”将鄂伦春族编入警士组织,或经过训练将他们派到苏联从事谍报活动。而军部在这些行动中利用了秋叶隆等人的鄂伦春族调查成果[5]。因此,这批材料背后的写作动机是否客观、中立是值得后人怀疑,在使用前需加以分辨。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在赴殖民地调查的民族学家中也不乏那些同情当地社会并试图进行善意的描述或客观理解的学者[15]。

  尽管此时的国外学者对研究鄂伦春投入极大的热情,但中国学者对鄂伦春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除了万福麟、张伯英等人撰著的《黑龙江志稿》以及同一时期的《瑷珲县志》等描述性文献资料,还出现了3篇民族学研究论文,分别是姜松年的《黑龙江鄂伦春族近日之状况》,亨邑的《黑龙江之鄂伦春人》和步真的《狩猎民族——鄂伦春》22。

  总体而言,1949年以前的鄂伦春研究,一是记述较多,学术研究相对较少,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俄国学者史禄国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人类学研究;二是中日俄3国学者都有针对鄂伦春人的专门研究,其中日本因侵略中国东北以及扶持伪满洲国等政治军事目的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对鄂伦春人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日本学者的大部分研究为日军控制、利用鄂伦春人提供战略情报,为日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打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本侵略统治我国东北地区的帮凶。在日军统治时期,鄂伦春族的“发展”是被日本人所左右的。而在此前,“发展”与他们的关系似乎还不那么紧密。

作者简介

姓名:张雨男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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