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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2020年02月21日 09:08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2期 作者:赵永春 刘月 字号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中国观;多民族中国

内容摘要: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中国观;多民族中国

作者简介:

  摘要: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中国观;多民族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月,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并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识。但国外的“新清史”学者还是主张用华夏汉族代表中国,不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并对国内产生了一些影响。足见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实际上,中国是由多民族凝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华夏族也是由炎帝集团、黄帝集团融合具有少数民族先人性质的蚩尤集团而形成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多部落或多部族)交错杂居在一起,难解难分。司马迁《史记》即依据多民族的历史实际,构建了多民族的“中国”,对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大有补益。十分遗憾的是,《史记》研究的成果虽然浩如烟海,但只是在一些论著中对司马迁《史记》的“天下观”“大一统观”等问题进行一些论述,还没有有关《史记》“中国”观问题研究的专门文章问世。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这一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司马迁《史记》“中国”一词的主要涵义

  司马迁《史记》一书,共出现“中国”一词131次①,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②。

  书中或采用历史文献的记载③,或采用当时人的说词,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共出现72次,分别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

  1.称夏、商、周以及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为“中国”

  夏、商、周是中原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权,《史记》一书多次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如,《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在教诫封在吴越之地的广陵王时,曾说“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1](P.2116)。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三代”,“三代”则是指夏、商、周三个王朝国家。《货殖列传》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之时,北地“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2](P.3263)。所说“中国”,就是指唐尧(夏)、殷(商)、周三代,谓夏、商、周分别都河东、河内、河南,均有首都,无疑是指夏、商、周国家政权。

  《楚世家》称,西周夷王之时,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P.1692)。这条史料所述史事,发生在西周夷王时期,所说“中国”应该是指西周国家。《楚世家》又称,楚武王曾对随人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3](P.1695)。楚武王自称“蛮夷”,“欲以观中国之政”的“中国”,无疑是指周天子的国家。又称楚成王使人朝献周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3](P.1697)。楚成王朝见周天子,周天子让楚成王镇守南方夷越之地,不要侵犯“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周天子统领的国家。《匈奴列传》称,“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卻(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4](P.2881)。称申侯勾结犬戎攻杀周幽王,侵暴西周,周平王只好东迁洛邑。所说“中国”,无疑是指西周国家。周襄王时,“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4](P.2882)。周襄王是东周的王,所说“中国”,则是指东周国家。

  《史记》还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如,《乐书》称孔子曾说“且夫武(指武舞乐),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振)威于中国也”。意思是说初奏乐,“象武王观兵孟津之时”,“再奏,象克殷时”,“第三奏,往而转向南,象武王胜纣,向南还镐之时也”,“第四奏,象周太平时,南方荆蛮并来归服,为周之疆界”,“第五奏,而东西中分之,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后,周公、召公分职为左右二伯之时”,第六奏,“象兵还振旅也”,“以象尊崇天子”[5](P.1229-1231)。谓周王朝依据武王克商制订的武舞乐,“振威于中国”,似有振威于商朝的涵义,周朝演奏其乐,也有振威于周朝之意。如果秦朝和汉朝奏其乐,也应有振威于秦朝和汉朝的意思。所说“中国”,应该寓有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的意思。《匈奴列传》称,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曾诘难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之俗。留居匈奴的中行说对汉使说,“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4](P.2900)。意谓匈奴娶父兄之妻,是为了种姓延续。而华夏汉族政权不娶父兄之妻,导致亲属疏远而相杀,不断出现改朝换代之事。所说“中国”,虽有指称汉朝之意,但也有指称历代华夏汉族政权和历代中原政权之意,是一个通称。《太史公自序》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6](P.3317),意思是说,匈奴经常成为夏、商、周以来,包括西汉王朝在内的患害。所说“中国”,指称历代中原政权和历代华夏汉族政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史记》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则不仅仅称华夏汉族为“中国”,而是称这些国家政权所管辖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称谓。

  2.从中原各国为“中国”到“夷狄进而为中国”

  春秋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政权都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国家,《史记》或以当时人的口吻,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依据“中原”为“中国”的观念,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国家政权。如《秦本纪》称,秦孝公时“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7](P.202)。谓秦孝公以前,秦不与中国诸侯会盟,仍被视为夷狄,所称“中国”,当指中原地区以东周为首的各个政权。《吴太伯世家》称,吴国寿梦时期,“始通于中国”[8](P.1449)。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8](P.1473)。吴王寿梦和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中原各个政权。《六国年表》称,“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9](P.685),谓秦穆公与齐桓公、晋文公等中国侯伯地位相等,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齐、晋等中原各诸侯国。《齐太公世家》称“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10](P.1491)。所说“中国”,也指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宋微子世家》称,宋襄公不攻打没有列成战阵的楚军,“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唐司马贞索隐曰:“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之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11](P.1633)。所说“中国”,是指宋国及中原各诸侯国。《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越灭吴后,“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12](P.1752)。太史公曰:越王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12](P.1756)。所说“中国”,也是指包括东周在内的中原各国。《鲁仲连邹阳列传》称,邹阳在上书汉景帝少弟梁孝王之书中曾说,“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13](P.2473),“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13](P.2475)。“霸中国”,具有称霸中原等地的意思,也有称霸中原各国的意思,所说“中国”也有指称中原各个国家政权的意思。《货殖列传》称,句践卧薪尝胆,用范蠡、计然“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之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2](P.3256)。这里所说的越王句践“观兵中国”,也是观兵中原各国的意思。上引各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是指春秋时期以东周为首的中原各个国家政权。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齐等政权,也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史记》也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如,《楚世家》称楚国有一位善射雁者,向楚襄王献计说:“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欲以激怒襄王”[3](P.1730-1731)以伐秦。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韩、赵、魏等中原各个政权。《田敬仲完世家》称,苏代曾对秦王说:“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14](P.1900),谓中国的白发游说之士都在想方设法离间齐、秦的联合,所说“中国”,也是指中原各国。《孔子世家》称,“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15](P.1910)。春申君黄歇曾为楚计划而上书秦昭王说:“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16](P.2392)。意思是说,秦国攻楚,有利于韩、魏和齐国,韩、魏强大以后,足以与秦较量,对秦国并非是什么好事。所说“中国”,显然是指韩、魏、齐等中原各国。范睢为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时曾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17](P.2409)。所说“中国”,也是指韩、魏等中原政权。

  战国时期,虽然仍称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最初,用“中国”一词指称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时,也不包括楚国,但后来,也将楚国纳入“中国”之中,楚国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如,《天官书》称,“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又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均称西方为外国,东方为中国。《天官书》接着又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18](P.1347-1348)。可知,文中所说西方当主要指秦国,所说东方当主要指韩、赵、魏、楚、燕、齐之东方六国(六王),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东方六国,当也包括楚国了。再如,《张仪列传》记载,义渠君朝于魏时曾说“中国无事”。张守节《正义》解释这里所说的“中国”时说,“中国谓关东六国”[19](P.2303)。可见,这里所说的“中国”,虽然也主要指中原各国,但已经包括“关东六国”中的楚国了。

  战国时期,称楚国等“关东六国”为“中国”,似乎只有秦国不是“中国”了,但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而是在秦国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上,也开始逐渐模糊,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如,《秦本纪》记载,秦缪公时,西方的戎王派遣从晋国投奔到西戎的由余出使秦国,“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7](P.192)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很是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将这里的“中国”释为东周和中原各国的话,只能说明秦缪公没有承认自己属于西戎,而是视秦国西边的戎王的夷为戎夷。而从当时秦缪公与由余对话的语境来看,秦缪公所说的“中国”,不像是在说与双方谈论话题无关的第三者东周,似有自诩秦国既有文化又富有的意思,如是,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有指称秦国的意思了。由余听了秦缪公的话,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由余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从后文提及“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7](P.192)来看,似有指称中原华夏王朝的意思,但由余是针对秦缪公的话进行反驳,似乎也没有谈论与双方无关的第三者的意思。实际上,他是在针对秦缪公炫耀富有,而认为正是由于秦朝富有,才会“日以骄淫”,“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才会出乱子。如是,由余所说的“中国”,也应该是指秦国。这从随后内史廖所说“中国”,更能清楚地看出来。秦缪公听完由余的议论以后,感觉由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为敌国戎夷所用,无疑会成为秦国一大患害。秦缪公忧心忡忡,并带着这一担心去问内史廖,内史廖说:“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7](P.193),再通过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使由余为我所用。内史廖在这里说戎王“未闻中国之声”,随后就让秦缪公“遗其女乐”,实际上,是视秦朝“女乐”等为“中国之声”。所说“中国”,无疑是指春秋时期的秦国。司马迁在《秦本纪》里使用的这则史料,源于《韩非子·十过》,但《韩非子》原文只有内史廖所说的“中国之声”,没有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一词,说明司马迁不仅认同《韩非子》所说的“中国之声”,还将《韩非子》内史廖所说“中国之声”进一步发挥为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诗书礼乐,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认同秦缪公时期以“中国”自居的思想观念。

  如是,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秦国,虽然仍被视为“戎夷”,但已经出现秦国不以“戎夷”自居,而以“中国”自居并视其他戎夷为戎夷的思想倾向了。到了战国时期,人们虽多以“关东六国”为“中国”,仍然认为秦国不是“中国”,但司马迁《史记》已经将秦国与“关东六国”并列,同等看待了。如《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称,东周灭亡以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20](P.169)。《六国年表》司马贞《索隐》谓:“六国,乃魏、韩、赵、楚、燕、齐,并秦凡七国,号曰‘七雄’”[9](P.685)。都将秦国与关东六国一并称为“七雄”,同等看待,没有区分华夷的意思了。为秦始皇统一关东六国以后,名正言顺地自称“中国”创造了条件。

  唐代思想家韩愈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华夏用夷礼变成夷狄,夷狄用华夏之礼变成“中国”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进一步向外辐射,四夷则通过与中原华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认同中原文化,出现了“中国”认同观念,并开始向“中国”转化。楚国和秦国由夷狄逐步变化为“中国”,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赵永春 刘月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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