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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个认知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建构
2020年02月19日 19:00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2期 作者:于衍学 字号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认知;价值认知;路径认知;理论体系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认知;价值认知;路径认知;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

  【提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石。各民族凝心聚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各民族能否凝心聚力,有赖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主要是由实体认知、价值认知和路径认知三部分构成。实体认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价值认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点,路径认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认知;价值认知;路径认知;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于衍学,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地区苗族古经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17XMZ041)、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习近平民族思想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创新研究”(GDZT201608)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被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项战略举措。青觉指出:“在尚未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如何形成、有什么作用等问题的情况下,就大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和成效。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理论基础,是当前一项迫切任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式形成、理论来源、本质、属性、内涵、基本特征及表现形式是什么;为何提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哪些路径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正确解答,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点,更是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基点。斐迪南·滕尼斯曾说:“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裂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数千年来,各民族经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于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中国“最高形式的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的客观反映,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是对民族主义可能潜藏的利己主义自私意识、资产阶级剥削意识的克服,是对民族孤立性、狭隘性、片面性的克服,是对民族偏见、民族封闭、民族自负的消除。在民族思想史上,它是对民族主义意识的历史超越”。

  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实践中,存在着鲜明特点。首先是研究“点多而分散”。目前的研究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内涵、本质、价值、属性等诸多内容,这些内容呈点状分布,相互之间缺乏贯穿其中的主旨思想,没有明确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形成全面的系统化研究。这些不足较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建构,也一定程度地延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进程。其次,同一研究主题,观点多有分歧,呈现一种“点同见歧”的特点。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建构,更影响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系统全面地学理思考。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完整性与当下性的反思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尤显迫切。科学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是从实体认知、价值认知和路径认知三个维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

  二、实体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

  实体认知的产生是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转变的必要条件。实体认知能够客观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规律。实体认知的水平和能力,制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能力和水平。为此,学界从“纵”“横”两个方向对实体认知展开探讨。实体认知的“纵”向探讨即纵向认知,目前集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认知和理论来源认知两个方面。实体认知的“横”向探讨即横向认知,包含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认知、属性认知、内涵认知、基本特征及其表现形式认知等方面。横向认知和纵向认知相互交错,构成一种实体认知体系。其中,形成与理论来源这两种认知,既是纵向认知的突破口,也是关键问题。

  形成认知是纵向认知的理论基点,表现为一种过程。1995年,张之在其《国耻·国魂·国威——百年兴衰话爱国》一书中,使用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表述,阐述了形成认知问题,提出了“近代形成说”。近五年来,有关形成认知的探讨逐渐增多,观点多有分歧。或主张“先汉形成说”,或主张“汉代形成说”,或坚持“现代确立说”,或赞同“哲学生成说”。这些观点总体看来有两点共性:一是主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一个孕育、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二是以共同体意识正式形成的时间“结点”为主要考量点。但是,这些观点亦存在差异。具言之,“近代形成说”是以自觉共同体为基础;“先汉形成说”“汉代形成说”是以自在共同体为基础;“现代确立说”则是基于自觉共同体的现代形式。本研究采纳“近代形成说”,原因在于:首先,从概念上看,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就不能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正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的产物。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的客观反映,这个自觉共同体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形成的。再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对共同体的自觉形式产生强烈的“我者”与“他者”区分之后形成的。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我者”与“他者”之分,亦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故笔者以为,“近代形成说”符合中国历史事实。

  理论来源认知是纵向认知的思想源泉。理论来源认知既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传承性,又呈现了民族共同体的成长历程,这不仅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有助于铸牢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个虚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理论渊源。没有理论来源认知,共同体意识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关理论来源认知,当前学术界主要有几种观点。严维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是“传统的儒家族类观”、“西方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闫丽娟总体上认可严氏的观点,但是严氏表述的传统儒家民族观是“传统的儒家族类观”,“是一种揉合了礼俗、血缘、地域等要素的文化族类观”。闫丽娟所主张的传统儒家民族观是一种“天下观”,这种“天下观”较之严氏的“传统的儒家族类观”,蕴意更为宽泛,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思想”。刘再营和张茂泽也很注重从传统儒家民族观中探寻理论来源问题。刘再营把儒家“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张茂泽侧重“儒家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他们在两个方面是一致的,即都主张传统儒家民族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来源,都“强调‘一’,而不是‘多’”。实际上,理论来源认知是有主次的,主要理论来源是传统儒家民族观,然后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较之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或更为深远。如果说形成认知、理论来源认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认知,那么本质、属性、内涵、基本特征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的认知则是其横向认知。

  本质认知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之一。当前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人性意识的民族化表现”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中华民族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在于强化国家认同。设若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人性意识的民族化表现,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应该就是人性意识的一种中华民族化的表现形式。然而,人性意识的民族化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并不仅限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种形式。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意识根本上是无产阶级意识,并非任何其他阶级的意识。况且社会主义意识是一个整体,具有内部构成要素上的多元性特点,所以将社会主义意识进行“中华民族化”处理,得到的未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唯一结果。由此,本质认知的第一种观点或再探讨,此其一。其二,本质认知的第二种观点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还不够准确。首先,在西方民族主义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表现为“民族-国家”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意识,核心是国家认同。其次,目前在祖国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国家认同”大致可表述为两种形式,即巩固国家统一意识的认同和实现国家统一意识的认同。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公民来说,国家认同的两种表述形式兼具;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同胞而言,摒弃仅存37年(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加强实现国家统一意识的认同,进而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更契合现实。据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准确地说,应该是“一国”或“同一国家”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这一现实的客观反映。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目前是最恰当的。

  属性认知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之二。属性是对事物本质的细致刻画。抓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属性,就抓住了与其他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区别。这不仅具有区别意义,也为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刻剖析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抓手”。关于属性认知问题,当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即政治属性、国家属性和时代属性。政治属性强调两点:一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在时期”,中国各民族统治阶级逐鹿中原,“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二是鸦片战争后,近代西方列强基于经济、军事优势的政治侵略,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属性将国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母体”,脱离国家这个“母体”,一切民族问题或都将无法解决。时代属性是基于政治属性和国家属性的一种外在形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属性认知的这三个方面并非等量齐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属性,根本上是由其本质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一国”或“同一国家”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这一现实的集中反映,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属性应是国家属性。在国家层面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政治属性并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属性。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围绕“一国”本质和国家属性,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点。其实,把时代性看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特征更为恰当。抓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及根本属性,某种意义上也就把握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内涵认知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之三。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挖掘其内涵是关键点。内涵认知是反映本质和属性的总和,是概念的深层次内容。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有益于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问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内学者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归结为某种“意识体系”、“认同体系”、“中华民族复兴凝聚的心态”、“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映像”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态度、评价和认同的复合体”等五种相异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在三个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即都从不同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它界定为一种特定“意识”而非其它别样的事物,都在文化上对其作出诠释。这为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提供了参鉴。在此基础上,紧紧抓住本质认知、属性认知,结合其形成、理论来源认知,是科学把握其内涵的根本途径。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以中国传统儒家“家国天下”民族观和马克思主义建立“集中统一大国”的民族理论为基础的,集中表现为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以及黄帝共祖诸多认同等基本特征上的,本质上围绕“同一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逐渐形成的一种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稳定的意识共同体。这种内涵上的抽象性,必然通过其基本特征及表现形式予以具化。

  从特征上看,当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两个视角出发,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讲它的“显著特征”,即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主观设定”,而是客观事实;是“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有深厚历史基础”。另一种观点则是讲它的三个核心特征,即中华民族“整体性凸显”、“共同性凸显”和“实体性凸显”。无论是显著特征还是核心特征,它们都强调“同”和“一”,并非“异”和“多”。由此,“同”和“一”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特征。依据有三:首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的最初提出,是基于“同”和“一”;其次,中华各民族及其共同体意识、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意志的历史发展,趋向于“同”和“一”;再次,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根本宗旨在于“同”和“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特征集中表现在对“同”和“一”的认同形式上。如,认同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始祖和多民族的共祖;又如,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等。

  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认知,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基础。而对基于价值认知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则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关键。

作者简介

姓名:于衍学 工作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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