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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婚姻习俗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
2020年01月15日 09:42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9年第3期 作者:王卓 李蔓莉 字号
关键词:凉山彝族/家支资本/高额彩礼/阶层流动

内容摘要:

关键词:凉山彝族/家支资本/高额彩礼/阶层流动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凉山彝族双重社会分层体系、家支身份与经济地位关系的分离以及婚姻匹配规则的转变,是彝族家支体系具有“资本”意义的根本原因。“家支资本”可视为彝族种姓身份在婚姻选择上的博弈筹码,影响着凉山彝族的阶层流动。凉山彝族特有的通婚规则,使“家支资本”参与婚姻选择并与经济资本进行兑换,不断攀升的彩礼使“异类匹配”的婚姻逐渐增多。家支的“资本化”和高额彩礼的出现,看似强化了彝族的家支身份认同,实质上加速了彝族等级身份系统的解体。

  关 键 词:凉山彝族/家支资本/高额彩礼/阶层流动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彝族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16AMZ012)

  作者简介:王卓,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5; 李蔓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言

  彝族彩礼(Bridewealth)是彝族传统的婚姻习俗,具有偿付和资助功能。随着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彩礼金额也随之节节攀高:在2009年之前,彩礼金额平均在2万元以下;但2010年突然提高到7万元以上,且每年以2万元到3万元的速度急速上涨,给凉山彝族地区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诸多贫困家庭面临着难以承担的婚嫁重负,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彩礼金额要求越高,导致其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关于彩礼上涨的原因有几种解释,包括:青年婚姻协商的自主权提升,并集体向新郎家庭索要彩礼①;市场经济导致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形成对新娘有利的“女方市场”②;以及彩礼性质转变为“炫耀性消费”的途径。③但一般的彩礼理论和实践难以涵盖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因此本文力图为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高额彩礼提供具有民族性的解释机制。当追求工具理性的现代性价值观侵入古老的村庄,凉山彝族特殊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如何响应?家支如何从种姓身份转变为资本形态?“家支资本”进入婚姻领域后,如何催生了凉山彝族的“高额彩礼”?“高额彩礼”如何加深了凉山彝族的贫困代际传递?

  彝族地区曾经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家支”是奴隶等级制度的具体形式,彝语为“此伟”,作为父系的血缘集团,其含义为同祖先兄弟,集中体现了彝族社会的政治关系。等级制度和家支制度构成了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统治基础。“其他一切,无论是社会习俗、文化生活、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都离不开这两个核心。”④家支组织实际上构成习惯法指定和实施的权力机关,对个体和家庭均有约束力。在经历了民主改革、改革开放等之后,家支体系仍在彝族社区发挥作用。现有研究将家支作为社会集团组织形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视角考察家支体系的组织和庇护功能,如传统习惯法的基层调解作用,家支嵌入凉山彝族的乡村治理等。

  事实上,由于凉山彝族婚姻制度形成于奴隶社会时期,其通婚原则与家支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实行严格的“民族内婚”“家支外婚”“等级内婚”等婚姻制度。⑤家支体系通过影响彝人的婚姻匹配,形塑着凉山彝族的阶层再生产。随着改革开放对彝族村落的冲击,更多的现代性元素改变了彝人物质精神生活。作为一种种姓制度,家支身份由直接传递的血亲关系所决定,在彝族的生活场域中,家支成为等级区分的符号。结合课题组的田野资料,本研究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家支分层与现代社会经济地位分层体系的关系;家支身份等级化的变迁,以及“资本化”的可能性。第二,随着彝族“等级内婚”的逐步瓦解,“家支资本”通过彩礼使“异类匹配”婚姻得以实现并开始泛化。

  调研地G村位于四川省彝族自治县A县,该县辖6个镇、13个乡,共129个村7个社区居委会,其中有106个贫困村,境内以小凉山彝族人口为主,主要聚居在县境内西南高地。G村生活着172户家庭,共计734人。该村大约形成于19世纪,其祖先主要来自大凉山的美姑县。从2015年9月开始,课题组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深度访谈彝族村民,辅以专访县政府、学校领导和村委干部等,获得本研究的原始资料。⑥

  二、家支何以为资本:双重阶层观的亲和与分离

  在凉山彝族地区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其对应的生活世界场域具有特殊的逻辑和自主性。随着彝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旧社会决定主奴关系的种姓等级转化为家支身份的优劣,同时种姓等级与经济资本的关系逐渐减弱;但家支与家族的性情系统、社会网络和政治资源仍保持亲和性,这是家支身份成为世俗化的资本的前提。在此,本研究提出“家支资本”的概念,是对于布迪厄所提资本概念⑦的情境性借用。“家支资本”所对应的是凉山彝族地区的婚姻领域,同样会引发资本占据者对该资本的竞争。

  (一)民主改革前后的双重社会分层体系

  社会分层的规则决定了资本的优先性,个体拥有资本筹码决定其社会地位。在凉山彝族地区有两种同时发生作用的分层系统:传统种姓分层系统和现代社会经济分层系统。彝族社会传统的分层系统包括四个身份等级:土司、黑彝、白彝、娃子。土司和头目统称为“兹伙”,是彝族社会的统治阶级;“诺伙”指黑彝,“曲洛”统称为白彝,奴隶被称为“娃子”(也称阿加或呷西)。黑彝是在土司之下的贵族阶级,对白彝和娃子有严格的管理控制权力。在旧凉山彝族生活世界的场域内,以黑彝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服务于等级制度。⑧这种等级制度完全由家族原初属性和通婚历史所决定,在彝族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罗罗王国”中,家支所属等级是非常明晰的,年纪越长的彝人,对种姓等级分层系统更为认可。

  现代社会的经济地位分层系统从经典的一元分层体系发展为至今的多元分层系统。作为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源头,马克思提出将经济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判断阶级关系的依据⑨;韦伯将其扩展为以权力、财富、声望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⑩;现代分层指标,如陆学艺等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分层标准(11),大多可以追溯到三位一体的古典分层理论。随着凉山彝族青年谋生职业的改变,他们逐渐接受了现代经济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例如,G村村民非常认可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意义,教育有助于彝族青年在劳动力市场赢得优势,也是获取政治身份的基础,这囊括了他们对于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追求。

  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分层系统在凉山彝族的作用存在差异。以1956年民主改革为界(12),在1956年之前的传统时期,黑彝、白彝和娃子之间等级固定且森严,黑彝对村内白彝和奴隶均有统治实权;在1956年之后的转型时期,黑彝的特权地位已逐渐消失,黑彝与奴隶不再有统治隶属关系。但传统分层体制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由种姓的分层演化为家支的优劣。

  由于家支地位来源于传统等级制度,因而具有“好坏”“高低”之分,即:个体与生俱来的家支身份,决定了其在彝族传统分层系统中的位置。家支的优劣主要根据是否遵循了通婚规则进行判别。导致家支“走下坡路”的原因包括:一是奴隶主跟不是明媒正娶的奴隶发生关系,导致奴隶怀孕并生下了非婚子,家支血统遭到“污染”。另一种是一个好家族“全部没有了”,即整个家族都死去,没有后代,在彝族称为“吃绝业”,原来没有姓氏的奴隶,继承了主人的姓氏,这种家支被彝族人称为“假家支”。因此即便是同一个名称的家支,其形成历史的差异导致其“骨头”存在差别。遵循这样的判断原则,在1966年以后,G村里二十余个白彝家支被区分为上、中、下三层。

  

  图1 1949年后G村分层变迁图

  图1为1949年后G村分层规则变迁图。如图1所示,在1949年之前,由于G村没有“土司”阶层,主要区分为黑彝、白彝和奴隶。在1956年民主改革时期,阶级划分主要参考了彝族的等级身份,将黑彝直接转化为地主,根据白彝的资产数量划分为劳动者,而奴隶则转化为奴隶和半奴隶。在1966年以后,黑彝对于白彝和奴隶不再是主奴关系,这种等级制度虽然看似已经瓦解,实质上却转化为了家支的优劣差别,曾经的白彝转化成上等、中等家支,而曾经的奴隶和半奴隶则对应为下等家支。从一定意义上讲,G村的等级变迁是凉山彝族种姓分层变迁的缩影。

作者简介

姓名:王卓 李蔓莉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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