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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族群·国家认同 ——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2020年01月13日 10:01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18年第4期 作者:彭超 字号
关键词:当代藏文学/土司书写/国家认同/族群/藏区

内容摘要:

关键词:当代藏文学/土司书写/国家认同/族群/藏区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

  关 键 词:当代藏文学/土司书写/国家认同/族群/藏区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藏羌彝文学中的国家认同意识研究”(15XZW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羌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AZW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17ZDA2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超,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四川 成都 610041

  伴随海龙屯、老司城和唐崖土司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司研究逐渐引起历史学界关注,龚荫等学者就土司制度历史及其与地方治理、国家认同等层面进行了深度研究。历史文献对土司多是作功过是非的粗线条简单勾勒,而文学则为粗线条的骨骼增添血肉使之成为可感可视的生命体。文学历史化,历史文学化,两者相互对话印证一段时光长廊。那么就文学层面而言,当代关于土司的文学书写又如何?文学书写的意义何在?这是笔者关注的焦点。

  当代文坛关于土司制度的文学书写总体上还不是特别丰硕,但是量少质佳,例如,叶梅(土家族)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和《最后的土司》展现土司领地的文化演变,李传锋等著《武陵王》三部曲从家族角度书写武陵地区的容美土司家族兴衰。相对而言,土司文学书写在藏文坛中表现较为突出。藏族作家阿来、达真、梁炯·朗萨和尹向东等对藏族土司以历史文学化的方式再现。他们在历史文献、老人口述回忆等基础上,创作出《尘埃落定》《康巴》《布隆德誓言》和《风马》等作品,展现土司制度下的藏区历史风云。学界对土司文学创作的研究同样较为薄弱。目前,卡彭、刘保昌和刘建华三位学者就关于土家族土司文学书写有所涉及;对于创作成果相对颇丰的藏文学而言,其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是就专章系统深入研究藏文学土司书写而言还是学术研究的薄弱点。本论文的意义在于对当代藏文坛汉语言土司书写做系统深入的研究。

  中国地理风貌丰富多变,从高原到盆地,从大海到沙漠,穿插其间众多的高山、湖泊、峡谷、激流、丘陵和平原形成地形地貌的万千风姿。地貌的丰富性孕育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山地文明。共性与异质性并存的多样文明,以及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对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带来挑战。在交通不便的过去,边疆与中心之间的沟通交流受阻于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例如明朝时期中央王朝下达一道圣旨给地方,单是消息送达就困难重重。“一年前,大明王朝从遥远的北京那边下了一道圣旨。密使在跑死了五匹马、穿过了仿佛没有边际的平原、翻越了险峻的三峡、渡过了数不清的险恶渡口之后,终于到达了唐崖官寨。在把朝廷圣旨宣读之后,密使足足修养了半个月才恢复元气。”[1](P.325)更不用说直接管理。且不说处于海拔高度相当的唐崖便如此困难,藏区大多在高海拔区域,还存在高反、语言阻隔等诸多问题。在交通不发达的从前,从古长安到拉萨所需要的时间是数月乃至年。如何治理边疆?如何让治理者有一种责任感、归属感,有效保障地方的长期发展。土司制度无疑是历史条件下较好的一种选择。边疆治理,“以夷制夷”、“从俗从宜”的土司制度应运而生。根据文献记载,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有效地预防了分裂割据政权,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

  一、土司制历中贡献的艺术再现

  土司制度对于地方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由于土司权利的集中,地方建设与土司个人的人品修养具有直接联系。达真小说《康巴》围绕云登土司、降央土司两大家族命运变迁,展现近代土司时代康巴历史风云。云登土司是一位有抱负的土司,降央土司则是一位纵情声色、贪婪狠毒的土司。小说以文明、族群、阶级和性别等不同视野穿插、对话,围绕他们家族兴衰,表现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变迁,如一幅清明上河图般地徐徐揭示土司与藏区地方建设之间的关系。

  文化交融、族群杂居是康定的人文特色。汉藏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从岷江两岸石棺葬习俗发现汉藏文化系统的相同性,从三星堆“青铜神树”、“太阳神鸟”与藏文化苯教文献资料祭祀用书《夏娃日吉基杜》的相连性,可看出汉藏文化在远古时间的交融。①藏区的水随流而下滋养了长江黄河沿岸的汉人,汉人则以茶回赠藏人的生命之需;蒙古族以武力征服藏族,但是藏族却以佛教的精神感召征服了蒙古人。民族的交往与融合通过战争、贸易等不同方式发生着。清代时期,大小金川地区被纳入四川省管辖,靠近成都的康巴地区汉文化程度较其它藏区更为浓厚。康定杂居着来自不同区域、族群的人们。《康巴》小说中云登土司以其宽广的大爱之心,让康藏这片土地充满包容的张度。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发生战争,例如康定大地上就汇聚各种各样的庙、寺、宫、观、祠、院、堂、坛……宗教如此包容,人际交往也是,如大杂烩的驼队就有汉人、藏人、回人、纳西人……康定饮食也一样,酥油茶里混有茶、盐、核桃、鸡蛋,人们既喜欢吃四川榨菜、云南火腿、连山回锅肉,也喜欢蛋糕、奶油卷、豆沙、苹果派、热狗,既喝藏茶也喝英式红茶。康定接受汉族过新年放鞭炮祈福、驱鬼避邪的取乐方式,同时也庆祝藏历新年。

  尹向东在小说《风马》中从人物命名到爱情理念、丧葬习俗等方面揭示康定的文化交融。康定的人们喜欢为自己分别命名两个名字,藏名与汉名。来自夺翁玛贡草原的藏族兄弟俩既有仁青翁呷、仁青多吉的藏名,也有任泽民与任立民的汉名。日月土司的大儿子拥有江升与彭措朗甲两个名字,二儿子与三儿子亦是如此。另外康定大大小小数十家锅庄也与康定人一样既有藏名也有汉名。由于多种族杂居,血缘的混合更是司空见惯,例如,卓嘎便是汉族与藏族的混血儿。藏族有天葬的习俗,认为死后尸体被秃鹫吃的干干净净有助于轮回转世,但是汉族则有入土为安的理念。仁青翁呷思念家乡夺翁玛贡草原,但是即便回到家乡,他也要求弟弟按照汉文化习俗将自己死后土葬。这是文化交融烙印的显见证明。另外,达真在小说《康巴》中指出藏族的爱情与贞洁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尹向东在《风马》中表现出汉文化贞洁观对年青一代爱情观的影响。尹向东从血缘融合到文化因子再到烙印心灵的丧葬仪式,写出康定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爱情与贞洁观在不同文明里呈现迥异状态。随天地自然而成的人类“性冲动”与爱情婚姻,以张扬恣肆或害羞谨慎的状态存在于不同文明之中。中原儒家文化倡议男女之情“发乎情止乎礼”,男女新婚“洞房”必须有那一张证明女子清白的白帕。藏文化里似乎没有这么多的道德规范。上至土司下至平民,康巴男子可以随心驰骋生理欲望,生命状态汪洋恣肆。《康巴》中的波浪土司“作为人的骄傲”是人可以不分季节的欢娱,而动物发情是有季节性的。“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多少女人和他睡过觉,他已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一生下来就只有舅舅而没有父亲,他也记不清了。”[2](P.64)平民达瓦也是如此。“在他走过的川藏、滇藏茶马道上,数千里地的帐篷和农舍不知有多少是他‘杂交’的延续……他曾掰起指头‘几(一)、里(二)、松(三)……’地算过,播撒在千里藏地的‘种子’,如果集中起来的话,肯定超过家里骡子的数量。”[2](P.391)可以随心释放情欲的康巴男子以及被道德规范束缚的汉族男人,生命的张扬恣肆与谨小慎微,形成两种文明“显”与“隐”的对话。

  游牧民族几乎每年都会有季节性物质贫乏,如何解决?农耕文明带来的物质积累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要矛盾根源之一。两种文明在历史上时常发生冲撞交锋。《康巴》中,果洛人以为部落抢劫战死为至高无上,以平静病死或老死为平庸。走出家乡的果洛人布达加入驼队谋生,那种用自己辛勤劳动获得报酬的踏实感,让他为自己过去靠偷抢过日子而感到不安。但是布达不敢将自己的这种认知观点带回家乡果洛,因为族人会将他当做草地人与祖宗的叛徒而碎尸万段。这是两种不同文明的对话,“固定的村庄”与“游荡的队伍”,构成“静”与“动”的对比。长期的游牧文化养成康巴男子性格极富有雄性动物的生物属性,爽朗,好战,具有攻击性,重荣誉。康巴男子勇猛不屈,例如《康巴》中尔坚即便体内的肠子被全部拉扯出腹腔,也不放弃对敌人泽仁桑郎的攻击,直到死亡的那一刻嘴里还叼着敌人的耳朵、掐着敌人的脖子。藏文化的血性勇猛与中原文化的文质彬彬在战争年代、和平年代各有其优劣。两者交融互相渗透,形成中华文明的“张”与“弛”、“显”与“隐”、“动”与“静”的多元一体格局。苏秉琦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似的多源头;费孝通从民族文化延续发展的角度提出“多元一体”说。两者都指出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流动性、复合型、重叠性、模糊性,以康巴为代表的藏区多元文化便是一个例证。

  土司制度对于地方治理的有效成绩有据可查。土司制度的世袭制让土司具有归属感,例如《康巴》中,云登的祖辈带着大明王朝册封的土司封号从木雅贡嘎迁到康定。“云登始终认为康定的伤痛就是他们家族的伤痛,犹如孩子的笑和哭都牵动着父母的心。”[2](P.17)因为如此,他以坚守、宽容和忍耐的方式慎重对待处理对于内地与藏地的关系,亲汉近藏,力图将康定变为没有仇视、血腥的大爱之地。云登家族在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左右逢源,使得康定得以长治久安,且贸易兴隆,造成“茶货所聚,市肆稠密,烟火万家”盛况。[2](P.72)汉藏茶马互市的兴旺支撑着云登家族,康定大大小小几十家锅庄犹如土司的腰和腿,唇齿相依。云登土司治理下,汉、藏、回等民族杂居的康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具有包容开放的胸怀。康定如同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火锅,聚会着清真寺、天主堂、三圣寺、关帝庙、娘娘庙、将军庙、财神庙……寺庙的声响与折多河的喧闹声、集市的交易声交织在一起。土司制度从区域治理到民族国家认同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为区域发展提供机制保障,也强化了其对中央王朝的家国认同感。从中央王朝到地方土司,再到地方大小土司之间的治理关系,通过纳贡来实现。大土司与小土司的纳贡关系与朝廷和康地土司之间的纳贡关系一样,无论丰灾之间都有一个恒定不变的纳贡数字。土司对地方的管理,不仅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还要依靠中央王朝兵力上的支持。《康巴》描写康巴大地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布努朗杰,用铁蹄征服近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勇猛残暴的他,不仅不容于周边大小土司,也不容于拉萨政权以及中央王朝,最终失败***王朝带领下的联兵围剿。这说明区域和平与土司以及中央王朝之间的力量平衡与管理制度。

  在一定时期,土司制度避免了部落之间无休止的利益争夺,带来区域和平,并且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也做出了贡献。达真小说《康巴》中云登土司祖辈有协助清王朝平定金川之乱、平定尼泊尔廓尔喀、平定贡布朗杰的显赫功绩,而被称为内土司。这表明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关系纽带的增强。从区域治理、族群文明到国家认同的强化,土司制度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

姓名:彭超 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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