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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出发 ——田野的离场思考与方法对谈
2020年01月07日 09:14 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宁)2018年第4期 作者:黄盈盈 胡鸿保 字号
关键词:现场/田野调查/反思性/真实性/方法

内容摘要:

关键词:现场/田野调查/反思性/真实性/方法

作者简介:

  作者按:藉由《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一书(黄盈盈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现场》),我们就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的若干议题展开对谈。对谈从《现场》出发,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结合现在的语境和我们的经验、认识、体会,扩展开来"论方法"。对谈者之一黄盈盈是《现场》的合作者,社会学背景,自1999年以来开展性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近年来主要关注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对边缘人群与敏感议题的研究方法与伦理思考尤其感兴趣。另一位对谈者胡鸿保是人类学教授,有着多年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训练,并在社会学系工作了近三十年,虽然自己很少进行田野调查,但是长期浸润于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史圈子内,从事人类学史写作,并著有多篇口述史、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评述。以下的方法对谈就发生在这样两位生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学科背景、人生阅历、性别,甚至性格迥异的研究者之间。

  关键词:现场/田野调查/反思性/真实性/方法

  作者简介:黄盈盈(1977- ),女,浙江温州人,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性社会学,社会学方法。 胡鸿保(1948- ),男,上海人,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类学史,民族文化。

  一、现场与离场:关于记录、记忆与反思

  胡鸿保:你们的大作几经磨砺终于出版了。老潘(潘绥铭老师)门下各位的文字功底都挺好,书虽出自多人手笔,但总体上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情感性,包括研究者的个性、为什么要做性社会学研究的初衷也都很鲜明。大概是出于接地气、通俗的考虑,书的呈现方式是先经验事实、个人体会,然后才是理论概括,在最后用了“论研究方法”做结语。这样的架构编排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黄盈盈:从书的策划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刻意的编排,基本上是广发英雄帖,有做过红灯区研究的,谁愿意写,都可以投稿,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样子。其中有一篇不是我们师门的人写的,然后有几个人的硕士与博士论文不是小姐研究,比如坐月子、同志研究、残障身体的研究,也放到里面了。最后的那篇“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是之前发表过的(《中国社会科学》,2009)。如果说有刻意策划的话,我们是要突出一直在强调的对于“研究过程”的研究,就像马库斯在《写文化》(2006)里所说,要打开研究过程这个黑匣子,我们自己把它称之为介乎在具体方法技巧与较为抽象的方法论之间的“论方法”[1]。我觉得这种“论方法”、对于方法的研究是社会学界非常缺乏的,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此外,本书也希望提倡社会学研究中“主体建构”的视角[2]。

  胡鸿保:我还有一个疑惑,书的标题是《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下文简称《现场》,引用该书时仅夹标页码),可是里面有些文章其实是比较脱离现场的,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田野笔记(field notes)。你的那篇“你要‘自甘堕落’”有一大段当年田野笔记的摘录,就是刚开始进入红灯区、怎么认识阿凤那段。但是大多数篇章并没有笔记的引用,而是侧重回忆和反思,或者有点不拘泥于笔记、而偏向小说的写法(比如刘中一那篇“可以抱抱你吗?姐姐”),也有的理论味道过强(比如姚星亮那篇),反而现场感不够明显。就你自己的那篇而言,阿严、阿凤和张大夫三个故事,明显的,第三个故事比前两个要缺乏现场感。那标题中出现的这个“现场”与“笔记”是不是不太贴切,或者说要如何去理解?你们的初衷是什么?

  黄盈盈:书名中出现的“现场”以及副标题的“田野调查笔记”,我还真是没有从您刚才提到的角度想过。之前讨论书名的时候,是希望突出“我”(研究者)的在场、“现场”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社会成见、道德评判色彩过重的那些社会现象与人群(如小姐),进入现场、走进田野尤其重要。“笔记”也不是在田野中记录的笔记这个原汁原味儿的意义上来用的,而是有点“随笔”“札记”的意味,希望有别于正规、八股的那种论文书写方式,希望可以随意一点、任性一点,也有趣一点。不过,这种随意,我认为并不是脱离现场的,而是基于现场调查的经验与体会来写的,当然也带有回望的性质和很强的对于我们研究者自己的反思,对于我们与小姐们之间关系的思考。就像您说的,我自己的那篇,主要是靠记忆和感觉一气写成的。我写了个草稿之后,回去看了下当年的田野笔记,尤其是阿严和阿凤那个故事,细节有点修订,整体故事八九不离十,而张大夫那个片段,基本是打乱时间,回忆式地写我们的交情和我眼中的张大夫。这可能跟我们当时对于这本书“野史”“札记”的定位有关。

  胡鸿保:按说文本既出,便可与作者无涉。不过我还是偏于传统,希望弄清楚你们作者的想法。关于田野笔记,如果脱离了当时的记录,靠记忆来写,这样一种离场写作会不会离“现场”比较远?当然,几乎任何写作都是离场的,我指的是所依据的资料。那是一种情感真实,还是现场真实?我们可以等会再回到“真实”问题。就反思性而言,我觉得你们做得比较好的是,并不是只有方法反思,而是先有正品(对于小姐的研究成果),后面才发展出“论方法”这个副产品的,也就是离场思考也是先建立在“在场”研究之上的,不管有没有引用笔记,当年都是有田野材料与访谈记录的。这样即使是多年以后的回忆与反思,也有血有肉,不是在那里无病呻吟。而且在书里面能看到与已有文献的缺场对话,有不少议题触及人类学的经典概念。

  比如,老潘提到过当年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开始对性研究感兴趣就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人的性生活》这本书的影响。早期科学民族志中对于不同的性文化的记录,让他大开眼界。行文中可以看到他经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叩问已有文献、与前贤缺席对话,进而对已有的方法乃至理论做出了修正,慢慢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契合中国实情的研究方法。你们的文章里也有多处有意识地引用人类学的文献,不时透露出传统人类学家对自身定位的思考,出现人类学的一些专业用词,比如“被观察的观察者”、“移情式理解”、田野工作、互惠、身份认同、场域等。当然,老潘不用“民族志”而用“入住式调查”(《现场》,第3页),个别学生有用“入圈考察”(139页)等,也都是想表达自己研究与既往研究的细微差异或特色。

  再比如说,你们在性研究中,很强调研究者的身体在场的重要性。这个列维—斯特劳斯也老早有过论述,他大意是说:人类学家的身体即是测量工具;你必须自己跳进水里才能够测知水深[3]。老潘在书里有对自己“第一次田野调查”的回忆,说到某个晚上到某某公园调查“同志”,那个很有名的“同志”这次“上来就又抱又亲,双手直接摸向我的下部,隔着裤子做了很多动作,持续大约一分钟之久”(261页)。其他人的篇章里也都有很明显的研究者的身体与情感在场,这与传统的社会学方法以及写作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黄盈盈:我在若干年后再去看当时的笔记,其实感觉也已经不一样了,同一个现场,同一些记录,但是我的解读跟当年不同了,随着我自己的研究经历的积累、人生阅历的增长,以及对话语境的变化和我的立场的变化,都有所改变。我写硕士论文(“专业化梯度的构建:对A市与B市发廊小姐的实地研究”,1999)的时候叫自己“分析学派”,现在直接改叫“妓权派”了。去年我在一个讲座中专门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剖析过我的立场随着经验研究的积累以及对话语境的变化,具体是怎么形成、如何变化的①。我觉得这样的梳理与反思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结合情境与语境来思考“小姐在中国是个什么问题”。单纯的“分析派”显然是不可能的,价值中立更是做不到。当然,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也没必要避免“立场”,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立场”对于资料与经验的过度绑架。这里涉及更为复杂的学术独立性的问题,以及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脉络里“何为真实”、社会学研究“如何理解真实”的问题。结合最近几年的观察,我越来越觉得这两个方向的警惕都很重要。这么提问与思考的时候,就不可能是实证主义思路,而显然带有了社会建构的视角。

  先回到反思性或反身性,这是我特别爱用的词儿,还有个相关的词是批判性,包括自我批判。确实,我们一直很强调“现场感”、“研究者的身体与情感在场”这些特点,而且十余年前还特意比较过我们作为年轻女学生去做研究与潘老师这样一位资深男教授做研究的异同。年龄、性别、资历,甚至个性,都会影响到小姐愿意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可以听到怎样的故事[4]。经验研究就是某些社会特征的人之间的互动。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借力人类学的方法来对话社会学依然客观化的实证研究。我自己有时候用“社区考察”而不是田野调査,倒不是想标新立异,而是对“田野调査”有种敬畏,觉得没有个半年一年老老实实地待在现场,都不好意思叫自己“做田野”。有关方法的反思性或反身性思考,可能在人类学里面并不新鲜,但是在社会学经验研究领域,依然严重缺席。

  胡鸿保:不少研究者谈到过研究中的互为主体性问题,或者把研究者对象化的重要性。布迪厄那本《人:学术者》的“译者序”里是这么介绍的:“(这本书)成为学者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的一个典范”,书的第一章就提及“研究者自己也必须是被研究的对象,对象化工作本身也应该成为被研究被调査的对象……”[5]那做性社会学研究,“反身性”应该更强吧。比如,你如果不做小姐,别人会不会质疑你的“参与”程度?你自己的经历(受限),不仅会带来理解方面的困难,也不容易“入圈”。相比于其他议题的研究,这是不是一种更加明显的局限?

  黄盈盈:确实有不少人会诟病我们说:你们依然是“外来者”,因为你又不是小姐,你又不是同性恋。这里有个研究者的身份问题,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身体在场”的问题。我知道美国和英国都有女性研究者同时也做小姐的。“小姐”不是一种身份,但是可以说是某段时期的一种角色。我倒不觉得必须要有过小姐体验,才能够做小姐研究。要看你具体研究什么问题,而且小姐内部还有很大的差异性呢,谁又能代表谁?谁敢说我就能懂其他小姐的生活?还是跟研究的态度与能力有关系。研究也没那么简单,不是“人人能做口述史”的。当然,听起来挺像给自己辩护的。而且,确实有些感受与体会,如果我不做小姐,是没法共情的。我也不否认这点。研究者自身的局限、研究的局限,都不得不承认。我们之前在讨论定宜庄老师的老北京口述史时,也说到她对于口述研究者局限性的分析与体会,一个口述史研究者如果要既懂京剧、又懂花鸟、还要懂中医,这也太高要求了②。我现在也对“未知”(unknown)、“表述的局限性”这类议题很感兴趣。最近刚投出去一篇文章就是写访谈的陷阱与局限性的。我觉得都没什么,反而是自己认为什么都能做、研究无所不能的,才是真正无知。在《现场》这本书里面,我们对于自己的局限,对于我们作为研究者与小姐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所以说,从这本书来看,与其说在写小姐,不如说在写我们自己的成长。谁是主,谁是客,也很难讲。或者像布迪厄说的,超越主客的方法论、主客互渗更加合适。

作者简介

姓名:黄盈盈 胡鸿保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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