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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生计与现代性:德昂族生计选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
2020年01月06日 09:04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9年第4期 作者:舒瑜 字号
关键词:生计;现代性;文化生态;生态人类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生计;现代性;文化生态;生态人类学

作者简介:

  摘 要:论文在文化生态学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的“逃避”视角两种理论路径中,寻找一种对话和相互启发的可能,试图对两者的不足做出一些修正,尝试为当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一种更加综合和开放的视野。通过德昂族的田野调查来说明,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作物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克服海拔的限制,但人身对环境的体验和海拔差异的感知却依然存在,海拔差异的重要性仍然会在仪式中得到表达。

  关键词:生计;现代性;文化生态;生态人类学

  作者简介:舒瑜,女,云南文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物质文化。

  自从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开创性地提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这一概念来研究文化适应其环境的创造性过程,并把生计方式视为与环境直接相关的文化核心(culture core)以来,生计方式成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云南独特的民族垂直分布格局为文化生态学的考察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即同一民族大体分布在同一海拔高度上,而不同民族则顺山势呈现出垂直立体分布的状态。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看:一方面,某一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生计方式与其所处的生态位(特定海拔)相适应,因而在一定区域内倾向于在某个相对固定的生态位上生存;另一方面,处于不同生态位的民族之间则呈现出垂直分布,由于生态资源和生计方式的差异和互补,历史上形成了持续的物品交换和族际交往。文化生态学多用“适应”“平衡”等核心概念来解释相对稳定和封闭状态下人群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为我们深入研究文化与生态之间的耦合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同样针对海拔与生计方式的问题,近年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不同于文化生态学的分析范式,采用统治-抵抗的权力话语来分析海拔和生计选择在前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意义。他认为山地民族所采取的“自我野蛮化”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都是为了逃避国家统治而进行的社会选择。斯科特坦言他的分析只适用于20世纪前半期(1945年或者更早)以前。在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地形阻力”很难被克服,海拔构成国家统治的障碍,高海拔山区就成为逃避统治人群的避难所,“地形阻力”正是斯科特发展出来的特定概念,旨在理解前现代社会中国家形成的政治空间及其困难。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克服“地形阻力”的交通、通讯、军事以及信息监控技术日益成熟,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伸展到这些最远的边界,这套逃避技术变得无计可施,山地民族无处逃遁从而被裹挟到现代性之中。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也被转变成国家的战略资源,随着谷地居民进入山地开发,前现代社会中山地与谷地的对抗关系趋于终结。

  诚然,现代性确实有效地克服了“地形阻力”,这是否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海拔将不再成为问题,海拔变得不再有意义呢?文化生态学关于人群对海拔之适应的解释是否依旧有效?同样,斯科特所揭示的现代性问题,文化生态学又如何给予回应?本文在文化生态学与斯科特的“逃避”视角两种理论路径中,寻找一种对话和相互启发的可能,试图对两者的不足做出一些修正,尝试为当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一种更加综合和开放的视野,通过德昂族的田野调查来说明,随着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入,海拔的差异在不断被克服的同时,如何获得新的生态和文化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得以重新调整和形塑。

  一、海拔与民族垂直分布格局

  斯科特把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横括东南亚5个国家(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中国的4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称作“赞米亚”(Zo-mia)。斯科特认为,在整个Zomia地区广泛存在一种不利于国家统治和农业积累策略的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相比水稻作为国家空间的首选作物,这里的人们更倾向于种植多季成熟的、多样的、分散的根茎作物,这些作物被斯科特称为“逃避作物”。在斯科特看来,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要协助还是阻碍国家的征收。政治控制很容易横扫水平区域,一旦它遭遇地形阻力以及人口分散和多种作物混合种植等政治障碍,它就无能为力了。斯科特基本是在统治——抵抗的权力视角下来讨论海拔与生计选择的问题,他将这种选择的政治意义绝对化了,忽视了文化生态学所揭示的另一个层面的重要性,即生计选择作为某一民族的生活样法(文化核心),是人的身体及其文化长期适应于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结果。

  相比斯科特,陶云逵的分析则显得更加客观和综合。早在1936年,陶云逵就在《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一文中明确指出海拔与云南民族分布的关系问题:“云南土族分布的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不同的高度,居住着不同的人群。这与云南地理形态很有关系,就是说在不大的区域中,地形的高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为中国任何省所无,亦为全世界所少见。”陶云逵看到云南地理的特点就在于山之高和多,这是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分化成为许多的小簇组及能保存其身体上和文化上的形态完整,而不全被强族(如汉族)所同化的原因之一。相比纬度,云南气候与海拔的关系更大,西北部的江边也会很闷热,而西南部的山巅也是较凉爽的。“这种因为海拔高度不同,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异,以及因此而生的其他自然现象如植动物,农作方法的不能一律,是促成云南各民族的分布在垂直上有分别的原因之一。”

  云逵详细记录了他实地考察过的民家(今白族)、摆夷(今傣族)、罗黑(今拉祜)、阿卡(哈尼支系)、窝尼(今哈尼)、麽些(今纳西)、栗粟(今傈僳)、怒子(今怒族)、曲子(今独龙族)等民族在不同县境内实际分布的海拔高度。他发现垂直分布界限最清晰的就是摆夷与藏缅语族人群。在云南西南部,摆夷住在低热但肥沃的山中平地及河畔,采用“集种法”,利用人工灌溉及筑阶形阡陌;藏缅语各族的生活样法大体相同,在高爽但贫瘠的山头上从事“广种法”或刀耕火种,他们不会利用人工灌溉,没有阶形阡陌及犁与牛之利用。摆夷不会去争山地,他们的集种法需要平坦的地形且有川河流贯其间,在倾斜度过高的山坡则其技无所用;藏缅语族人群的广种法需要极广的区域,有森林,少莠草,山地是最合适的。他们亦不能适应低热潮湿的气候,所以摆夷与藏缅语族人群由此垂直分布而能相安无事。

  陶云逵认为,解释民族居住在垂直上及土地肥瘠上之不同的事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民族强弱的不同而生的社会选择现象,即强族占据了肥沃的地方而把弱族撵到土地贫瘠的山上,或是土地肥沃的地方已经有人占据,却又无力驱逐,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地方;二是生活习惯不同,身体和生存方法经过若干千年的天然选择而能完全适应某种环境,要使一个人群去适应新的气候或者接受农产方法的改良都是不易的事。他指出摆夷与藏缅语诸族垂直分布上的区别就要用生活习惯和生活样法不同来解释。陶云逵注意到夹在摆夷和藏缅语族人群中间,还有被称作蒲蛮的蒙克穆(即今称为孟高棉)语族群体,他们居住在垂直上高于摆夷而低于藏缅语族人群的区域,而且从云南民族堆积的层次来看,蒙克穆民族处在最下层,其上是摆夷,再上一层才是藏缅语族人群。陶云逵结合该群体在越南与缅甸的分布情况,指出蒲蛮本也是喜居平原,采用集种法耕种,后为摆夷所驱而逃到山上较高的地方,也即是说蒲蛮与摆夷的垂直分布要用民族强弱的社会选择来解释。陶云逵这里所说的“蒲蛮”被认为正是今德昂族的先民。

  综上所述,在陶云逵看来,不同民族对居住海拔和生计方式的选择既有文化(生活样法)的因素,也有民族力量强弱的因素使然,不能以偏概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较之斯科特将山地民族的生计选择完全等同于逃避统治的政治选择,显得更加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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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舒瑜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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